《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作者：卡尔·贝克尔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卡尔·贝克尔的汉宋之争

　　根据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法，一切学问都可以列入“汉学”和“宋学”两类。二者的差别在于价值取向，而非内容（更不是朝代或时代）。“汉学”是考证之学，认为意义存在于事实之内。你只要将经典著作涉及的史实考证清楚；先圣想要保存的价值就会自动凸显，无须过度诠释。先入为主的解释体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宋学”是义理之学，认为意义是甄别事实的准绳。经验型的考据有价值，但先圣奠定的价值体系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前者零星散碎，可靠性波动性极大。后者万古不变，永远可靠。

　　在西方，瓦拉、卡姆登和近代实证主义的史学形成了一个类似“汉学”的思想系谱。他们自己并非没有价值观，但极不愿意将价值带进事实当中。很自然地，他们对解释体系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这是技术手段不够专业的体现。另一方面，西方史学的核心人物都属于类似“宋学”的系谱。不过，他们的价值体系要丰富得多。修昔底德有他的悲剧体系。博舒埃有他的基督教目的论体系。麦考莱有他的辉格史学体系。马克思有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斯宾格勒有他的历史形态学体系。这些体系彼此之间的分歧远远超过他们跟考据派的分歧，各种义理的争论构成了迄今史学史的主要内容。

　　明眼人不难看出，任何“义理之学”都有浓厚的“路线斗争”意味。义理之争不可能局限在书房内，最终都会演变为“世界之命运”的斗争。“义理”就意味着价值塑造，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的路径选择。你只要足够诚实地接受了麦考莱的历史框架，早晚会走上直接支持立宪政体、间接支持英美“自由帝国”世界霸权的道路。马克思和其他门派的“义理”也逃不脱相应的历史性后果。

　　贝克尔对于十九世纪末“科学学派”只讲“考据”，不问“义理”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没有什么客观事实，只有对事实的主观认识。“总而言之，记忆中僵死的历史事实不会改善或危害世界。只有你我根据真实事件的描写、印象或概念，在头脑中生动地再现事件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产生影响。正因为这样，我才说：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因为历史若非在人们的头脑中重现，而是躺在毫无生气的记载里，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其二，历史学的目的不是“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他的前辈乔治·亚当斯如是说），而是借助历史增进人类的理解力。“对个人而言，知识或历史的最主要的价值无疑是他能在个人经历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内认清自己，同时可以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渺小的、褊狭的现在，从而使他能够在不那么直接的和局限的经历中，来判断包括他个人在内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贝克尔的议论跟他的先驱特纳、鲁滨逊一样，主要目的在于纠正“科学学派”的偏颇。他没有另外建立一个“相对主义学派”的意图。“相对主义”这个名词是由他的敌人发明的，“扣帽子”的色彩相对浓厚。贝克尔自己的解释完全两样：“我本人认为的相对主义是指老观点总会被新观点所代替，历史学家考虑和忽略那些历史事实，如何强调特定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会较少地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简而言之，取决于他所在时代的一些先见之明，价值判断和世界观。如果相对主义具有比这更多的含义，如果它还意味着相当一部分的知识以及知识的不断增长不是客观可确定的话，如果它还意味着要否定曼德尔鲍姆的陈述‘客观历史知识的理想可以部分地获得’的话，那么我就不是一名相对主义者。”（《历史知识问题评论》）

　　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讲，贝克尔的论证无多新意。只有殊相、没有共相，这是中世纪唯名论的老生常谈。在休谟和康德的问答以后，完全客观的不可能性已经没有多少发挥余地。“单纯的事实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是史家赋予事件意义。”（《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义理的必要性论证在史学史当中周期性出现，通常会引出下一步论证：何种义理？贝克尔的奇妙之处在于：他到此为止了，把剩下的问题交给经验和常识。

　　贝克尔对“科学学派”的扫荡（几乎取代了完全的成功）意味着价值对事实的胜利、考据向义理的回归。事实没有排他性，尽可以不断积累。价值有排他性，诸神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如果你理不清自己的立场，或者认为可以同时持有几种相互冲突的义理；那就说明你的思辨水平比较低，因此作品的天花板也会相应地降低。贝克尔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当中，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纳入进步运动中转站范围。这种做法在思想史领域特别不妙，因为思想史研究本来就太容易变成某种“思想史集邮”。书中有些篇章就面临这种危险。

　　贝克尔的问题，在于折中主义和常识感太强，使他变成了色彩不够分明的过渡型、中间型人物。他是美国新史学开创者群体的中流砥柱；但不是开宗立派的领袖，而是承上启下的风气转移者。他对自己的期许正是如此，他已经完成任务。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