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上街游行。学生这一群体登上历史舞台。胡适用“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来描述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学界倾向。罗志田认为,这一表述也适合近代中国权势转移的大趋势,最明显的正统崩坏,就是知识人的边缘化。

  《权势转移》与《再造文明之梦》两书都是史家罗志田先生早期著作,如今相继出修订版,并引起知识界和传媒的关注,这充分说明对于有生命力的学术作品而言,学术之正道不在求新求变,而在求深求解。

  可惜这三十多年来的学术潮流是一味追逐时髦、追赶潮流,以致“史学风潮轮番袭,各领风骚三五年”,并没有形成中国史学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积淀。

  与此相对照,如王汎森、罗志田、杨国强、赵园等学者的史学作品,沉潜到中国历史文化之脉络深处,抉发、钩沉中国历史长河中“执拗的低音”与真实的议题,常常发人深省而言人之所未言。罗志田在本次接受记者的访谈中反复谈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观念就是一个显例。

  “边缘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自然是从余英时先生名篇《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引申出来,所论说的是科举停废之后,中国读书人在转型时代的处境、意识与选择。如果说余先生的文章更多聚焦在精英知识阶层的话,罗志田更关切的是聚集或分流在城乡之间的中小知识分子,颇类似传统中国的游士。

  罗志田认为,“文学革命带来的白话文流行,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想要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简言之,在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边缘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过渡’特色,有着更灵活的流动性,也更适应一个变动的时代,起到了前所未有也举足轻重的作用。”罗志田精准地窥探出这个知识层次相对较低的群体,恰恰因为“理性负担”的低微,而能够诉诸直接的政治行动。

  这个观察,可以与王汎森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以及刘昶教授在《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对于中小知识分子的处境、作用的论断相互印证。

  此前的知识分子研究大都聚焦在自由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的框架之内,如今罗志田、许纪霖等学人都将学术兴趣转移到研究二三线小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研究,不可谓不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罗志田在国内学界之驰名除了《权势转移》这本“经典著作”之外,《再造文明之梦》也奠定了其胡适研究专家的身份。虽然其在访谈中再三强调“很久没从事专门的胡适研究”,可是细读其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比较论说,仍会发现就知人论世而言,罗志田的眼光与史识均有令人称道处。

  比如这一段论述:“陈独秀的主张虽温和,却好说硬话,明确摆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这样不容他人反对的立场,以及他平时不注意细行,便与胡适对人一向温和周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差异的影响非同小可。”

  在此次访谈中,罗志田对于江勇振的相关学术作品的品评也是暗藏玄机,甚至直接亮剑,这也是乡愿之风盛行的大陆学界所罕见的“直道而行”。善意的批评才能促进真学问。

  我曾在一篇短评中言及对罗志田及其作品的理解:其治史之精妙处恰恰在于将小与大、点与面、表与里实现了完密的缝合。

  川中多才子,心思极细密。罗先生这种‘穿针引线’乃至‘长袖善舞’而不落入‘一孔之见’的功夫,展现的是对近代中国(尤其是知识人)史料的极为稔熟,对近代历史脉络起承转合处的精准把握、尤其是历史中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深切洞察。

  □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