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内页

  1944年7月24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邹韬奋不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因为罹患癌症离开这个世界。

  1949年后,研究邹韬奋的文字一直很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相关著作有《邹韬奋传》、《韬奋新论》、《邹韬奋全集》(十四卷)和“走近韬奋丛书”等数十部。近些年人们再度评说那段历史时,韬奋的名字依然熠熠闪光。2009年,他被列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称赞其“以犀利之笔为人民大众服务”。2014年,他被列为“第一批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身份是“新闻记者、出版家”。2015年,十四卷《韬奋全集》(增订版)在他诞辰一百二十年之际出版。《出版家邹韬奋》《忆韬奋》和《韬奋六讲》等著作还在不断面市。

  近日又读到韬奋两部选集《转到光明方面去》和《生活与我》。前一册为政治随笔、散文游记、书评书话及序跋,后一册为自传。聂震宁称赞韬奋“在写作上自成一家”,一生致力于创造一流的文化事业,“浸润千万普通大众的心田”。

  这两部韬奋著作是从近千万字的韬奋作品中遴选出来,它既是一种导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韬奋的名字已经化作一种精神融入这个时代之中。它经历政治风雨的冲刷与洗涤,经历某些因素的修正与锈蚀,此时确实需要加以磨濯,消除后来者的麻木、无视、无知或曲解,使那些本真的东西闪现出固有的光芒。我们试图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本质,阅读原著是最好的办法,有时也是唯一的办法。

  其实人们解说“韬奋精神”,产生过许多赞美之词,我曾感叹其“几乎覆盖全部传统美德和进步思想。像:真诚、自由、创造、硬骨头、独立、认真、献身、革命、爱国、无私、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同志爱、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但韬奋说,他最敬佩“傻子的勇敢”,正如高尔基《鹰之歌》:“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其中有两个要点:独立与真诚。

  为了了解“韬奋精神”的实质,在韬奋诞辰一百二十二周年之际,让我们认真读一读他的原著,倾听他的故事,真实领会他的思想和行为,实在是最好的纪念。


《转到光明方面去》
作者:邹韬奋
版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

  六次流亡

  1921年韬奋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认定要进入新闻界,做一名记者。他最敬重梁启超。当年袁世凯想当皇帝,以二十万元贿赂梁先生,希望他不要撰文反对。梁先生答道:“我诚然是老于亡命的经验家,但宁愿乐于亡命,不愿苟活于此污恶的空气中。”韬奋对此大加赞赏,将梁先生奉为人生导师。1931年,韬奋在任《生活》周刊主编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事情:有读者来信,揭发交通部长王博群贪腐丑行,王闻讯送上十万元,请韬奋不要刊载,遭到严词拒绝。

  这样的人生追求,也使韬奋不断受到恶势力迫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曾流亡六次,有“流亡记者”的称号。一是1933年7月,他流亡海外;二是1936年2月,他流亡香港;三是1937年11月,日寇入侵上海,他流亡武汉;四是1941年3月,生活书店被查封,他流亡香港;五是1942年1月,日寇占领香港,他流亡广东;六是1942年末,被特务跟踪,他流亡上海。

  比如第一次流亡,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主编《生活》周刊,几年内由几千份达到15万份,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刊。苏雪林写信将此事告诉胡适,胡先生不信,说出版界邵某说不过两万份而已。韬奋开玩笑说,如果那些人也像胡先生那样看不懂就好了,可惜他们看懂了,最终查封掉生存八年的《生活》,蔡元培、黄郛等人出面求情都没有用。二是蔡元培、宋庆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鲁迅、胡愈之、林语堂、王云五、沈钧儒、郁达夫、叶绍钧、茅盾和邹韬奋参加,杨杏佛任秘书长,曾营救过陈独秀、邓中夏、廖承志、陈赓和丁玲等志士。后来杨杏佛被暗杀,他刚与小儿子杨小佛上汽车,子弹四面飞起,他用全身包围住儿子,被打得满身弹孔。据传暗杀的黑名单上还有韬奋的名字,因此他第一次流亡。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韬奋分别写四本书:《萍踪寄语》三卷和《萍踪忆语》。他说有一次见到周恩来,周先生偶然提到《萍踪忆语》,称赞这本书写美国“亲切有味,内容丰富”。

  再如第二次流亡,最初由国民党高官刘健群、张道藩来探听韬奋的口气,后来杜月笙出面,邀请韬奋去南京见蒋介石。杜月笙拍胸脯说,安全没有问题,保证陪他同去同回。临行前夜,韬奋因故取消此行,杜月笙很不高兴。第二天戴笠在南京车站接他们,天降大雨,戴笠没接到人,半路上车子还翻掉,弄得满身泥污。韬奋写道:“实在对不住他。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此后经人劝说,韬奋出走香港,开始第二次流亡。韬奋通过两件事证明,自己不去南京是对的。一件是此前发生过吴稚晖等四老担保,李济深去南京,结果被扣留在那里。另一件是三年后,韬奋在重庆见到张群,张群说那次请你去南京,是想请你去做“陈布雷第二”,帮助政府做事。韬奋说如果我不做要被扣留;如果我做一定做不好,那比扣留更糟糕。


《生活与我》
作者:邹韬奋
版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

  七人之狱

  1936年11月22日深夜,韬奋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为组织救国会而被捕,在苏州度过八个月的铁窗生活。韬奋记述此事的视角如此与众不同,留下极其生动的记忆。一是李公朴,为在法庭上发挥效果,他把材料背得烂熟,在号子里大练其嗓子,发言时震动房瓦,他们在待审室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不禁失笑。李先生回来赶快问怎样?韬奋回答:“一两千听众一定会对你的救亡伟论听得清清楚楚。”二是王造时,一位博士、教授、大演说家,他出庭时口若悬河,挥手大作其演说家姿态。讲着讲着就由面对法官转三十度,逐渐面对听众。法官提醒,他转回来,过一会儿又转过去,引得全堂大笑。三是沈钧儒,一副美髯,蔼然仁者,岸然道貌,配合起来让人肃然起敬。法官不忍老先生久立作答,专门安排一张椅子。但他要与救国同志同甘苦,不愿独坐,始终未应允。四是章乃器,他在法庭上大声狮吼,历数日本人把中国工人像猪猡一样虐待,引得在场法警们连连点头。五是沙千里,他在狱中研究英文和法律,学唱《苏武牧羊》。六是史良,她最初被认为证据不足,允许律师保出,公安局仍坚发拘票,她拒绝到案。但她见到上述同案六人解送苏州入狱,她于12月30日到苏州自行投案。

  谁的“文胆”

  韬奋的才华是公认的。所以有人劝他加入国民党,他说:“我觉得以国民的立场较国民党员的立场为佳。”有人劝他做陈布雷那样的“文胆”,他却叹息陈先生不再是那个有责任、有文字修养的“畏垒先生”,只做一个消极的起草人,即使做到独善其身也是不够的。有人提出将生活书店、正中书局和独立出版社三家合并,他说,这样做会使生活书店失去店格,“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

  就这样,韬奋主编的“六刊一报”被禁掉,即《生活》《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和《全民抗战》。韬奋出版的图书,仅抗战时期被查禁书目有二百多种。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在1941年2月,五十六家被查封五十五家,四十多位经理被捕。此时韬奋还在参加国民政府参政会,他只有辞去参政员,含泪愤然离开会场。

  其实韬奋的追求并非高大上。他说:“作为编辑,我只是为读者服务,一生乐此不疲。”读者就是大众。所以称韬奋为“国之文胆”,他只想替大众生活奔走呼号。正如范用所说:韬奋“毕生做人民大众的喉舌,替老百姓说话,……”正如韬奋病重时有人问,抗战胜利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呢?他说:“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民主权利。”

  “这两部韬奋著作是从近千万字的韬奋作品中遴选出来,它既是一种导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韬奋的名字已经化作一种精神融入这个时代之中。”

  □俞晓群(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