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
作者:(英)休·布罗根
译者:盛仁杰、董子云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1日
这本托克维尔的传记全面、深刻而又可读性强,用流畅优美的语言阐述了托克维尔的写作生涯和政治经历,曾被英国媒体《经济学家》评选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


《论美国的民主》
作者:(法)托克维尔
译者:曹冬雪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0年12月1日
托克维尔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探索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根源,以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阐述了民主的是非利弊。


《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法)托克维尔
译者:冯棠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托克维尔在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由此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接触到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英国学者休·布罗根的《托克维尔传》是一部60多万字的人物传记,传主托克维尔的生涯却相对短暂:生于1805,卒于1859,54岁而已。该传记有它自己的雄心,要把传主一生各方面(思想的、政治的亦即从政的、写作的、友谊的、爱情的、甚至环绕传主一生的那个时代)悉数呈现。不过,托克维尔是以思想家的形象面世,因此我读这部传记,关注集中在它的副标题“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弱水三千,一瓢而饮。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副标题适合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一生的确是在革命时代度过的。英国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至1848年定义为“革命的年代”,这正是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该传记开篇第一句话可为全书定调:“如果说托克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他出生前,这并不自相矛盾:法国大革命,的确影响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几乎每一件事。”何况托克维尔还亲身经历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与1848年的“二月革命”。

  与革命厮磨一生,但并非是“民主”构成了托克维尔思想光谱中最耀眼的词;当然,“民主”一词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亦不可或缺。

  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两个诉求

  托克维尔以两本书奠定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本是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下卷出版于1840年),时正“而立之年”。20年后,又开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次年该书出版。此时离他辞世已然没有几个年头。他的一生主要由这两部书构成,交相辉映;相形之下,他的政治活动于时于史几乎阒无影响。因此,和当时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基佐、梯也尔相比(他们也有堂皇的著述),曾经当过议员和制宪委员会委员乃至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从来就不是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但是,他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甚至启蒙运动以来法国最深刻的思想家(除孟德斯鸠),是一位远不止于法兰西民族的“思想的先知”。

  从1835年到1855年,从一个人的30岁到50岁,这几乎就是托克维尔的一生。这一生一前一后,由两部书支撑,勾勒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历程。该历程由传记作者用关键词作了准确的归纳,《论美国的民主》强调的是平等,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强调的是自由。“1835年,他的语调是明快的;民主正在前行,年轻的托克维尔并不害怕未来,也不特别迷恋过去。但,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到了1856年,托克维尔先生对民主不再抱乐观期望,陷入了怀旧之中。”

  从民主到自由,或从平等到自由,是一道托克维尔式的思想弧。法国大革命有两个最重要的诉求,即自由与平等。这里的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长期以来,广大的第三等级只有纳税义务,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备受等级压迫之苦。它终于抓住了1789年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的机会,将其转化为一次政治与社会的大革命。这是一次民主性质的革命,是学习美国的革命。美国建立了共和,如同效法,它也建立了共和。共和意味着在公共事务面前人人政治平等。民主以其选票的形式正是这种平等的体现。

  不能说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没有受到“1789年精神”的濡染,他踏上美洲大陆,最为关注的事就是体现“身份平等”的政治民主。在北美9个月,他其实是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对这一政治现象进行考察评估。《论美国的民主》不啻是北美之行的交卷之作。其精彩在于,用翔实的材料和分析对作为政治平等的民主进行礼赞;同时它又不仅止于一份民主的颂词,而是民主两面性的一份政治报告。对民主两面性的书写无疑是全书精彩之处。“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的负面可能,它将永远成为人类的政治警惕。

  然而,传记作者对托克维尔的民主体认似乎不以为然。他说:“而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不停地徘徊于优点和缺点之间,让其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他如此着重地强调每一点,而从不试图协调自己的文章。有时候(尤其当写缺点时),他十分激动地夸大言辞。”这种批评对传主并不公正。对“多数人的暴政”的认知,来自托克维尔在波士顿时与后来的哈佛大学校长斯帕克斯的交流,后者在聊天时谈及民主的这种可能性。

  但在传记作者看来:“托克维尔越是认真地对待斯帕克斯的看法,他就越趋向夸大‘多数权力之滥用’的危险”以至“他的随意评论成为了逐渐形成托克维尔最严重错误的根源。”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昧知的错判。此根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并不在斯帕克斯,而是在托克维尔自己。托克维尔对该问题的敏感,岂不正因为他来自法兰西,来自法国大革命?多数人的暴政固然没有体现在美国,但它在大革命中难道没有泛滥?我不知道,如果托克维尔没有对民主负面可能的揭橥,他的民主论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

  革命时代的“自由先知”

  听听托克维尔自己的声音吧:“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托克维尔的两面性,他很坦诚。从《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民主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自由,托克维尔这一思想弧,划过了他的一生。自由,只有自由,才是他一生思考的终极指向。和自由相比,民主,包括平等,固然是价值选项,但它们无法优先于自由。

  托克维尔关注民主的负面性,也正在于它可能侵害少数人的自由。法国大革命以追求自由始,却以伤害自由而终。面对这样一段沉重的历史,托克维尔有相当大的写作抱负。旧制度只是探究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还没有触及大革命本身。后者当然也在托克维尔的计划中,并且他还要书写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这是一个宏伟的三部曲,可惜因为身体,最终搁浅。

  托克维尔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的主题当然是平等。不仅政治平等,如民主共和;还要经济平等,如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个人自由显得微不足道。所以,1856年该书出版,面对自由的凋落,托克维尔不无伤感:“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传》是一部带有一定思想性的评传,这当然和传主的思想家身份有关。传主一生并不具备传奇性,这天然决定了该传记不可能具备畅销书那般的“可读性”。但它可以具有“可研究性”。该书的确也在后者下了工夫。“传”的史料层面相当丰赡,读此书我们不难了解传主生平的每一个段落,包括他的交往、情趣、涉猎等;另外,就“评”而言,作者试图准确展示传主的思想及变化,这一点该书做得也很成功,比如对那一道点睛式的思想弧的归纳。但是,当作者进而以自己的知识和价值取向对传主的思想进行点评尤其是批评性点评时,我不得不说:如果这两者之间有偏差,差池不在传主,而在作者。

  当传记作者声称《旧制度与大革命》强调的是自由时,进而指出“他并不确切解释它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述,即从该书所引托氏之语,也清楚看出托克维尔的自由指的是什么。和启蒙运动宣扬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同,托克维尔谈自由,重点扣紧的是财产权:“财产所有权是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托克维尔回忆录》),没有它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1848年2月革命,个人财产权受到很大威胁。托克维尔不免忧心忡忡。但遗憾的是,传记作者对托克维尔的产权自由观不以为然,他不止一次在点评中用这样的口吻批评传主:“他仍未意识到,自己固守陈旧的经济学理论,迷信财产权还有担忧爆发革命……”又,“‘自由’这个词他向来挂在口头,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似乎将之与其他东西混淆了起来,尤其是保护不动产所有权和抵制社会主义方面。”

  作者如此不谙托克维尔,如此不明财产权与自由与文明之关系。从这里不妨可以推断,布罗根教授应该是一位左翼史学家。这就不难理解该书的副标题为什么不到位。从传主的思想重心来看,托克维尔与其是“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不如说他是革命时代的“自由先知”。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