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3 02:30:14新京报 ·作者: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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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司徒琳 真实的南明史,更符合人性本身

2017-09-23 02:30:14新京报 ·作者:宋晨希


《南明史略》
作者:谢国桢
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7月
谢国桢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从事南明史资料的搜采与研究,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主要论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清变革政治史。


《南明史》
作者:顾诚
版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月
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南明史》
作者:南炳文
版本:紫禁城出版社
2012年7月1日
此书原为作者与汤纲先生合撰的《明史》(下)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初期南明史、浙东、福建政权,农民军开始拥明抗清、永历政权的建立、南明时期的终结、南明时期的对外关系等。


《晚明大变局》
作者:樊树志
版本:中华书局
2015年8月
此书是在作者《晚明史》基础上对晚明史研究的再推进,从“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等角度论述。作者认为,晚明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晚明的大变局,是在世界浪潮的推动下逐渐显示出来的。

  三百多年来,南明历史一直让无数学者着迷。尤其自晚清以降,革命党人柳亚子等成立南社,“积极收集南明故事”,并在《国粹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明末遗民如钱谦益、刘宗周、王夫之、郑成功等人的文章和事迹进行评论。

  此后,孟森、胡适、钱穆和萧一山等人也接连发表相关论著,但因为南明史料多是私人记述,所以文章水平良莠不齐,但这批学人开辟了南明研究的先河。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更是通过分析明末才女柳如是的诗,来还原钱谦益和柳如是抗清的事迹,描绘他们面对大变局时的复杂心态。但这些学者的著作只是将目光聚焦在个人事迹上,几乎没有人从全局鸟瞰整个南明史。

  1957年,谢国桢发表《南明史略》,对南明的历史进行了基本的考辨,并详细叙述了南明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过程。然而,因为史料的欠缺和唯物史观的过度使用,导致此书结论先行,对人物和事件未能做出客观评价。

  司徒琳在研究南明史之初,就决心突破20世纪南明史研究的藩篱,仔细爬梳纷繁的史料,运用比堪考证的方式还原一段与现实无涉的历史。

  

  南明小朝廷的天真幻想

  新京报:在《南明史》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浙江的鲁监国政权,还是福建的隆武政权都不尊重武将。大战来临之际,还斥责武将投机取巧、懦弱无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司徒琳:南明朝廷的时间顺序如下:同一时期在南京有弘光政权、浙江有鲁监国政权,福建则是隆武政权,之后是两广和云贵的永历政权。历届朝廷都因为官员之间的纷争而政绩惨淡。其实,明朝自从万历皇帝之后,文人官僚之间的纷争就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纷争的原因不仅在于互相争夺政治利益,更在于文人团体不同的理念冲突,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纠葛。

  除了隆武皇帝,其他南明的统治者都不是强有力的领袖。即使是隆武皇帝,也无法解决文官之间关于起用军事人才上所产生的分歧。阅读历史资料时,我发现很多人都将官员之间的冲突归纳为“理想主义”的冲突,但我在写作此书时,采用了更理性的现实分析方式,试图解释南明不同派系和联盟的利益诉求,这对于南明失败是一个关键因素。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和西方的知识阶层有何不同?

  司徒琳:在古代中国,士大夫主要接受历史、文学、哲学等典籍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文职官员,在朝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因为官僚制度在中国发展较早,相较于军事思想,文官思想在唐朝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成熟日渐盛行。保持公共服务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对于历代中国朝廷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直到现代才发展出规模较大的官僚制度。20世纪之前,西方政治人物大多是军人出身。即使是今天,西方政治人物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同时,也不会只满足于成为知识分子或是学者,他们更倾向于以商人、律师或军人等身份出现。

  新京报:面对清朝来势汹汹的军队,南明小朝廷为何还会发生内讧,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

  司徒琳:从弘光政权开始,朝廷上下都有一种美好的愿景,即“野蛮”入侵者会满足于只侵占中国北方,对南方的入侵则不会持久——这是基于南北朝及金朝的历史先例,那时候,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允许汉民族政权在南方与其共存。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入侵中原时,就是以金朝的先例为自己进攻北方地区正名。但当其子皇太极的统治日渐强大,他们就开始对元朝的模式感兴趣,于是挥旗南下,如元朝扫平南宋那样,统治了全中国。

  明朝朝野上下的美好愿景是根据过去的事实,以为“野蛮”入侵者的战马和弓箭在阴雨潮湿的南方不会起作用。永历和隆武政权更是指望延绵的山峦,成为抵挡清朝军队的战略屏障。然而,却有两个因素让偏安一隅的美梦彻底破灭:一是清朝军队卓越的纪律性、坚持不懈的精神和超强的适应能力,以及能够成功使汉族士兵和水手为其效忠(例如,学会使用西方进口的大炮,在主要的江河湖海航行);二是南方文职官员和军事机构的分裂和相互倾轧,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末军事指挥的分散化和军队未能大规模建立。

  北人的归顺与南人的归隐

  新京报:现在对于晚明遗民,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大家总是津津乐道,认为这些不事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体现了倔强的精神。但你通过研究发现,明末归顺清朝的人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司徒琳:关于文人对政府所负有的“责任”自古意见不一,而且中国的政治地理学长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早期中国,受过良好教育且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有义务从政当官、辅政治国、造福百姓,这种责任感并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改变。能连续在几个朝代当官被视为无上荣光。而宋朝以后,这种思想慢慢改变,人们认为有能、可敬之人应当忠于栽培过他们的王朝,即所谓的“不事二主”,这种新观念到晚明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从未完全超越旧的观点。

  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来说,元明清三朝都城都远在北方,与彼时中国的文人聚集地,即长江中下游地区相隔甚远。由此,王朝统治者们更倾向于信任出身北方的官员,而对来自南地的官员态度谨慎。明朝覆亡,前明的官员,特别是北方的士大夫、文官武将都视服务政风清明的新王朝为荣,甚至早在清朝大军进攻以前,他们就已经看出明朝“天命不再”。于是大量北方的前明官员、学士、将军、武官投靠清朝。在清朝早期,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南方,并长期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赖。

  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就是,反抗清朝统治、拒绝入仕为官的人里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他们虽然在军事权力上处于弱势,但在人口数量上却占上风。如果他们在反清中幸存下来,他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去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而那些投清的人则不得不把时间更多地放在从政治国上。

  新京报:明末文学作品受到大众的关注,比如孔尚任《桃花扇》讲述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还有柳如是的诗词等,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何特点?

  司徒琳:这个时期,南明遗民的作品悲殇情绪浓厚,他们的作品比降清官员们的作品更加深刻。近代学者更关注明朝遗民,而相对忽视那些降清官员对安邦立国所做的贡献,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忠诚”意识发生的变化。清朝统治初期,强求人们忠于一朝或适得其反,对绝大多数从未事清的人而言,他们只能忠于明朝,因而会加强他们的反清斗志。

  但到18世纪中旬,当世之人悉数生于盛清时期,彼时所说的忠诚只能是效忠清朝。特别是乾隆皇帝,他大为称赞明朝遗民烈士,称其为忠诚楷模,另一方面,他还对那些汉族官员追责降职,在史书记载里称他们为“二臣”。这种对明朝遗民忠诚的追捧政策,有效加强了人们对清朝的忠诚,并一直延续至太平天国时期,后来演变为清末民主革命主义的理论,明遗民的精神还促进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反抗。

  因此,自18世纪后期以来,相较于入清为官者的作品,明朝抗清烈士和遗民的著作多被再版、研究和援引。直到最近,随着文集作品被不断出版,才开始有学者更多地关注明清过渡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文明传统。

  (鸣谢翟珮玥、关凤霞对本文的支持)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

编辑:王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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