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4 03:30:04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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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1)

2017-11-04 03:30:04新京报


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
中文名顾彬,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等。


《中国往事》
作者:顾彬
译者:朱谅谅
版本:中译出版社
2017年4月
这本散文选集收录了顾彬有关中国的叙述:既有对自己汉学之路的回顾,也有对被其视为第二故乡的北京城的感慨,以及对诗与酒的钟爱。

  顾彬今年72岁了,他的诸多同辈学者皆已仙逝,他却每天骑自行车在京城的马路与胡同间穿行,每周到绿茵场上踢足球,周末背上背包,一个人到京郊爬山。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幢砖红色的教学楼里,满头银发的顾彬把日子过得极为缓慢。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个学期开一到两门课,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和思考”;偶尔用汉语写诗,和同事学者、诗人朋友交谈,聊的大多和中国文学、文化有关;养一盆学生送来的蝴蝶兰,成瓶喝白酒;傍晚就站在办公室窗前,远眺夕阳下镶了一层金边的西山剪影,“它早上跟我打个招呼,晚上请我看日落”。说话也缓。

  然而在宁静的校园之外,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声屡屡搅动文坛和学界,曾引发一众学者和作家的“讨伐”和“抨击”。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的《德国汉学教授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文,经由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和网络传播,将顾彬推至舆论批评之巅。之后诸如“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胆子小”、“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等言论,让顾彬以类似“闹剧”的方式闯入大众视野。

  而在国内学界和文坛的纷杂之声背后,那个终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的汉学家顾彬;组织编写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家顾彬;翻译过百余部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并译介到德国的翻译家顾彬;出版过数部诗集、热衷于诗歌创作和评鉴的诗人顾彬,诸多身份与努力大都不为人所知,甚或被无视。

  大约是被误解太多,如今顾彬会在讲话时突然停下来,一字一顿强调:“可能,我说的是可能。”“这个还需要研究。”反复确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找到更确切的词句,他双目紧闭,低头陷入沉思,眉头间的皱纹蹙叠起来,流露出忧愁痛苦的神色。

  只有在谈及诗人杜甫时,他才大笑起来,抓起桌上的白酒,灌了几口:“奇怪吧?四十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眼泪。”

  B02-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1 从神学转向汉学

  “我想去寻找真正的屋顶”

  “我是轻信向往的牺牲品吗?这不是个好问题,因为它会让我们很容易陷入对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的冷嘲热讽中去。而我们不应该受到所谓的时代精神的掌控。”

  ——《忆当年》

  1945年12月17日,在德国北部威悉河支流阿勒尔河畔的小城策勒,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出生。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三个月。战争在顾彬家附近的森林中遗落下大量炸弹、枪支、子弹、军用炮,儿时的顾彬就在这些武器中间奔跑、玩耍。

  上世纪50年代,德国流行一句口号:孩子应该跟克虏伯(Krupp,为德国军队制造大炮、装甲车、坦克、潜艇和各种轻武器的工厂)的钢铁一样硬。在这种教育之下成长的顾彬,一直学不会流眼泪。近几年,周围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他会难过,可仍没有眼泪。他也因此一度不喜欢杜甫,因为“男人应该和李白一样,是不能哭的”。

  顾彬的父亲参加过二战,负责在飞机上拍摄地面照片。在小说《半场爱》中,顾彬写下他童年的一段经历:在家中的阁楼里,他发现了一个主人不明的日记本,其中记录了主人去往中国的故事。这是顾彬与中国的初次相识。

  二战前后,“德国集体罪责”的思潮开始在英美两国悄然兴起。为推动德国民众反思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美国军方推出“反亲善政策”,其内核是“集体罪责”的观念:全体德国人都须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再教育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德国的历史变成我们个人的历史,虽然我生于战后,他们还是说是我们杀的犹太人,我们有责任,到现在还是这样。”顾彬因而深知所谓“时代精神”的“可怕”,但回顾自己的治学之路,仍发现自己“还是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比如上世纪中叶风靡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

  1966年,从德国高级文科中学毕业后,顾彬进入明斯特大学主修基督教神学。那一年,在遥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了解这场“革命”,顾彬“第一次有规律性地看报纸”,在神学院读到的每份报纸都让他“变得更忧心”。他也渐渐发现,在神学里不仅“找不到‘人’”,而且“不能像它许诺的那样解答生命的问题”。

  一天,顾彬无意间读到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让他怔怔出神,陷入哲学性的思考:“船不见了,它还在吗?我们看不见的,还在吗?孟浩然走了以后,我们以为他还在,又如何证明呢?”

  不甘受时代精神的裹挟,却又难以抗拒时代精神的影响,顾彬于是一头扎进书本:“我们从书本里来,相信的是古书,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时代精神。直到今天,我也不相信。”从那一刻起,他每日穿梭于明斯特普林齐帕尔广场,穿过一个箱包店,爬上陡峭的窄木梯,去汉学系上课,跟随德国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

  汉学和仅存于古书里的渺远国度,为顾彬彷徨的青年时代掘开一道出口,阳光和风进来了。

  在明斯特,顾彬读到《孟子·告子》中的一段:“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当时,这部古代典籍因“封建反动”在中国受到批判。而在顾彬看来,孟子关于牛山的一问在语言上无疑是美的。这个无从解答的困惑让他“变得沉默”。

  1968年夏,顾彬离开明斯特,前往维也纳学习中文,一年后转入波鸿鲁尔大学主攻汉学,师从德国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古典汉学的训练使得他脑海里的中国逐渐成型——“一个古老、永恒、遥远的中国”。课堂上描述的北方之都——颐和园、颐和园的拨弦古钢琴、曲线的屋檐,使他决意前往中国,“寻找真正的屋顶,树叶丛生的曲线屋顶”,那是他一生“向往的一种典范”。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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