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02 03:30:33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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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历史写作跨越世代而影响未来

2017-12-02 03:30:33新京报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师从饶芃子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8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职、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博士生导师。代表作:《传统与中国人》与《罪与文学》(均与刘再复合写);《边缘解读》《明清小说评点研究》《口述与案头》等。


《秦征南越论稿》
作者:林岗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国内第一本关于秦征南越的专题历史著作。它叙述了这一征服事件的缘起及其历程的曲折故事,并探讨了它使岭南珠江流域归并、融入黄河、长江流域华夏文化的深远意义。

  “秦征南越”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是一个有用的话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正是从这样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好像无话可说、也好像无话想说的地方,一位业余历史学家却发现了思想的愉悦和探究的乐趣。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生活的“黄金时代”一路走来,学者林岗的研究方向和精神轨迹是值得关注的。“史”本来是“文”的底蕴,“文”本来是“史”的精髓——《秦征南越论稿》(后文简称《论稿》)就是打破文史界限的可贵成果。这部出自文学教授之手的历史专著能够让读者体会“跨学科”的魅力。也许正是这种跨学科的优势,关于中国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梳理和辨析,能够引出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和历史研究的诸多思考,比如叙述语言对一部历史著作有多重要?历史与现实存在怎样的关系?科学的成就可否用于历史的研究?应该怎样用?

  

  治史之道

  保持语言自觉,力求表达优雅精致

  新京报:《论稿》是一部历史著作,你本人却是一位文学教授。从文学到历史这一学术转向的背景是什么?你对历史的兴趣始于何时?你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受到哪些历史学家的影响?

  林岗:“文革”改变了我的自我认知,让我觉得对消逝尘封世界的兴趣远大于对眼前可见世界的兴趣。但这半痛苦半好奇之心比较模糊,时隐时现,触机才发,于我就不存在明显的个人学术道路的转向,像前辈学人讲的“中年变法”、“衰年变法”的突然转向,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1990年,百无聊赖,无事可做,忽然想起古人读史益智的话,就从《左传》《史记》一路读下来,又旁及他书。间中有些触动,忽然就想补充王国维关于殷周之际社会秩序变动的解释,写了一篇《宗法新解》。我随后走出国门,拿着这篇幼稚之作,拜见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的张光直教授,本想请益之余,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如果实现,那就不单是“转向”,而且是“转行”。承蒙张先生谬赏,将论文发表在《九州学刊》上。我对张先生心存感激,他鼓舞了我一直埋藏于内心的兴趣,使我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我最早的历史写作,其后又断续发表过几篇中国史的论文。因此《论稿》的写作不是纯粹的心血来潮,而是其来有自。不过我还是将它看成一种学术兴趣的“客串”,并期待自己未来的野心可以更大一点。

  真理的任何探讨其实都是受惠于前辈学人多多。想起多年前读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被这位法国年鉴学派泰斗解释历史世界、细微资料的钩辑和宏观识见二者紧密结合的精妙,深深地震动。他的怀抱和功力,与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如出一辙。还有霍布斯鲍姆和托尼·朱特,他们的博学、洞见和激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庄子·秋水》讲过“河伯望洋”的故事,读这些前辈史家的著作,我感觉自己像望洋浩叹的河伯,虽未能至而心向往之。

  新京报:叙述语言的质量是决定一部历史著作质量的关键。《论稿》清晰、精准、机智的语言特征让这部关于古代史的著作充满了锐气和活力。这种历史叙述的语言特色是你先前扎实的文学训练的自然流露,还是在完成历史学转向的过程中的刻意追求?

  林岗:我非常赞成你的判断。其实任何人文写作,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史哲学术,都应该用尽可能精美的句子表达出来。文字吸引同行的阅读是不够的,要吸引非同行的阅读才算合格。而吸引非同行的阅读,语言的质量就是首要的因素。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行不远,怎能让人结识?阅读如同识人,一望而令人生厌,他人就唯恐避之不及了。

  经历五四白话文运动,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缩短,降低了书写的门槛,其功绩是推动新思想的传播,但副作用是漫不经心地对待语言的表达,逐渐淡化了写出精美句子的意识。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学术写作,欠缺语言自觉是白话文普及之后的一大通病。从阅读古今中外语言精美的文学作品、前辈学人语言表达优雅而精致的学术著作,我才逐渐意识到叙述语言质量的重要性。

  史学研究的魅力

  价值取向深度介入,解释不可重现的过去

  新京报:你对灵渠、严关和秦城的实地考察为你勾勒出“秦人的征战历程”奠定了基础。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因战争导致的从北到南的人口迁移。而在你看来,引发这种人口迁移浪潮的正是“秦征南越”。开启从北到南的迁移通道,是不是这一特定历史事件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林岗:看历史,只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才能迅速促进民族的混血与融合,而秦征南越第一次开辟了这条五岭南北的大通道,这使原来交往稀少的岭北与岭南加速融合。所以讲到南北通道建成的历史意义,最重要的是将相对隔绝的岭南世界带入更广阔、更发展的岭北华夏世界。我始终觉得,不能仅以对错是非理解历史上的“征服”与“殖民”。它们的对错是非更多的是当时当代那几代人面临和承受的问题。时间的流逝来到我们站立的点,应该坦然承认秦征南越当初的痛苦已经演变成如今绵长的惠泽。历史事件包括殖民在人类生活漫长的演变中就是如此的神秘。岭南由于秦的征服而创出了融入岭北的契机,由此而民族融合,而让天地更为广阔。这对于我们的人生实在是一种幸运。

  新京报:霍布斯鲍姆一篇关于“中欧”身份问题的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地理名称被用于历史语境时总是非常危险,因为这些名称往往会带有“虚假的客观性”。因此“正名”也就成了历史研究的核心步骤。在探讨“秦并六国后的南方疆界”的一章,你对“北户”和“日南”这两个关键词做了大量的分析。你是从一开始就对这两个词产生了疑问,还是在研究深入到一定的阶段后,才感觉有必要对它们“正名”?

  林岗:我很赞成地理名词往往含有“虚假的客观性”的说法。人的认知受环境和传统所限,对远方事物的称谓常常隐含轻蔑的意味。借用萨义德的发明,或可称为古人的“东方主义”。比如古书把现今西北少数民族生活的土地称为“石田”,意谓得之无用。这是因为中原人世代农耕,视可耕地为性命,而西北少数民族地带,多戈壁、草原、雪山、荒漠,不能耕作,由石头铺成的田地毫无意义。这个词不仅认知有误,更语含轻贱。“北户”、“日南”与“石田”差不多。被唤起了考据癖之后,一番探究,我才明白这些地理名词寄托了中原人对远方事物的怪异之感。

  新京报:“船舶、水运和水战”一章中,你借用科学的方法复原了古代船舶制造以及水运和水战的逻辑,弥补了这方面历史研究的空白。这让我想到科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今天看来错的甚至伪的科学,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可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如“地心说”和炼金术。在将“正确”的科学理论用于历史研究时,会不会反而引起偏差甚至谬误?或者将问题扩大一点,史学到底有多科学?

  林岗:历史写作肯定有科学的一面,比如要实证;观点要建立在归纳事实的基础上;推论的逻辑必须自洽。这些都与科学研究的原理一致。然而人文现象因其不可重复性,故而任何对历史的解释都不可证伪,况且事实的取舍必定与作者的价值取向相关,作者的价值观深度地介入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这或许就是人文工作不能如科学之“有用”的根本原因。但也不必自卑。既要实证,又能让价值取向深度介入来解释不可重现的过去,正是史学无穷魅力的所在。同一段历史,同一个论题,都能吸引治史者前来“猜谜”。好的历史写作多少跨越世代而影响未来,一如好的文学作品那样。

  人的行为,从细处看多有荒诞。如你提到的炼金术,从结果看是不科学的,但过程却有对未来的启示,起码知道不同元素在一定温度下可以化合成新物质,更重要的是一套管控物质化学变化的操作方法基本养成。现代化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若以今人“正确”的科学理论指斥古人,恰好证明今人的浅薄。

  特约采访/薛忆沩(作者、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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