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6 02:30:15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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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明:悲剧性的分离

2018-01-06 02:30:15新京报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作者:梁漱溟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梁漱溟先生的成名作,被蒋百里誉为“震古烁今之著作”,初版于1921年,被译为英、法、日等十多种文字,公认为东西文化论争的经典文本。


《中国文化要义》
作者:梁漱溟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从集团(集体)生活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

  今年是梁漱溟(1893-1988)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上距其《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讲演/出版)则将近百年。世间与梁先生有关系者,大都限于文字之缘了。

  但读梁者中间,与先生立于“同情”之地位者,并无减少;且爱屋及乌、恨亦相随,甚而发展出一种“同仇”、“敌忾”者,都并不鲜见:如诵言先生在西、中、印三条文明道路中择定“向东走”、走“中国自己的特殊之路”的远见卓识者,就很少不是“浅薄的胡适之一流”和自由派的冤家……我想,这与梁先生特具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道德意气,以及文字中随处透发的天命在身的个人自信,莫不相关。

  然而,假如世间的读梁者,并非都是这样特殊的“梁漱溟主义”者;假如他们对有关梁先生的驳难攻讦,没有一读的雅量,但对梁先生在此情此景中的反应,总该有了解的兴致吧?!由梁先生哲嗣培宽先生翻检爬梳整理而成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二巨册,就是这样令读梁者窥见实情、推见至隐的著作。但限于篇幅,拙文不能就此书之内容有所叙述,而欲直接进入有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往来书信,以便重新讨论胡、梁等人有关“文化”论述的得失。

  □赵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员)

  不同的生活态度,决定文化与文明走向?

  “适之先生:

  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冥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

  复谢。顺候起居 漱冥顿首 四月四日(1923年)”

  这是梁先生在接读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4月1日《读书杂志》)之后,连续三天里与适之通信的第二封。

  因为梁第一函(4月1日)中有“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等语,胡在次日的答函中为自己解释之余,反唇相讥:“认真太过,或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并举梁著中两处针对自己的酷评为例,使梁先生以只能“含诟忍辱”,以此相答。但如此看,“冥迩来服膺阳明”一语,完全成为蛇足,而细读胡先生评论,则知并不那么简单。在论及宋学厘定格物致知的理路以来,科学方法的兴盛之后,胡先生曾明确指出梁先生对此闭眼不见,只因为他“成见太深”:

  “故近世八百年的学术史上,他只认‘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而那影响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对于朱学与清朝考据学,完全闭眼不见,所以他能说:‘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

  而且,不管怎么说,以一向被视为偏宕自放的泰州王氏父子代表“孔家哲学”,都显得过于无当。稍早前,张君劢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1922年2月《东方杂志》)中,即引梁启超先生之言,对此加以质疑:“梁先生又引孔子之言‘仁’、言‘中庸’……以证孔家自得之乐,以为出于直觉。所谓自得之乐,是否孔子唯一面目,已是问题。梁任公先生告我,梁漱溟之孔学,乃阳明门下泰州一派,则自得者,则孔子之一部而非全体也。”所以,尽管泰州王学正是梁先生的儒学底蕴,他也不能暂时收起这旧的招牌,打出阳明的旗号。

  但,王阳明的“良知良能”,是否就是柏格森的“直觉”(intuition)?以“直觉”重释良知良能,是否就能摆脱胡适的追击,别开儒家的生面?

  此处无法引证张君劢、刘伯明等人当年对此一“格义”的责难(俱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对胡适之一年前所刊《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有关柏格森哲学的长幅译介,亦只能点到为止。但梁先生都对这一失败,心知肚明,《梁漱溟往来书信》中多处皆直认不讳,《致黄河清》一函尤为醒豁警策:

  “此书既以阐扬孔孟学理为旨归,而所以讲明之者,却滥引西人近代学者所用本能instinct、直觉intuition等名词术语,以为即是良知良能,即是仁,即是义,而不晓得根本错误,严重错误!本能、直觉在人类生命中处于生活工具地位,而人类生命本身则通乎宇宙本体……”

  读梁者均知,如果“intuition”与“良知良能”之间的这一格义“完全错误”,则梁先生有关西/中两种生活态度的公式——直觉运用理智,还是理智用直觉——皆成无可理喻之辞,不能成立。但事实却是,1923年10月底,梁先生在更加意气飞扬的《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中,一再表示,只要“东方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差异无法否认——哪怕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风气、色彩、精神、趋向”意义上的差异而存在,西、中、印三条道路的论述,就仍可成立。

  因而,我们不能不提出本文最根本的问题:难道真的仅仅是对于生活的不同态度,就可以决定文化与文明的特殊走向与不同未来?只要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

  “文化”与“文明”观念的分离

  “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但是在这里还要有声明: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

  尽管一向都清楚梁先生的论述就是如此,但重新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却仍倍感陌生和刺激:“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以“呆实制作品”指“文明”,以“抽象的样法”指“文化”,在今日稍微严格的学术生产中,已罕见有人敢于使用,却无疑是百年来以物质归文明,以精神指文化的滥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世俗划分,不过是它的略加引申而已。

  而且,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一个观察:那就是“文化”与“文明”观念的分离,也始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呆实的制作品”与“抽象的样法”的这个二分法。

  虽然在评论中胡适只是说“梁先生把文化和文明分作两事,但那个区别不能自圆其说”,接下来的也只是以“文化作为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来破梁先生设立的分别。但“科玄论战”结束不久,在回顾一次世界大战对国人影响,并重申对现代文明态度之时,胡适之开首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6月6日《现代评论》)

  “‘开倒车’的少年人”,这自然不能不说是包含了梁先生以及张君劢先生的。其对于文明的界定,也似乎别有深意:“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中国思想界“文化”话语之真正肇因

  我知道,这样说很可能使人产生某种对梁先生的不敬之感。然而,正好相反。一百年后,当我们以真正严肃的心情思考《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之时,其人其书一百年间无远弗届、至今尤甚的巨大影响,却正可能如夜空的烟火,在照亮我们的视野后,留下更深的黑暗和危险。

  而只要我们不再抱持偏见,我们将发现,五四运动以来,突然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化”话语,并非肇因于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而与从挑战世界权力失败跌入深渊的德国进口的“特殊主义”的“文化主义”的支配性有关。它不仅终结了此前以维多利亚“文明”为中心的时代风尚,终结者恰好是这一运动的两位中心人物:严复和梁启超;而且,这一以特殊主义“文化”为标志的文明理论,将以其对直接、原始、刚强、坚质的人心的召唤,谱写民族、土地、英雄的神话。

  梁先生并非先知,在“天下溺,援之以道”的梦想一再飘散之际,梁先生没有忘记苏轼对前辈韩愈的礼赞:“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这也恐将成为民族主义时代的最高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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