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赫》
作者：（德）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陈广琛
版本：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何源（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兴趣在中西古代音乐政制、西方音乐的古典传统。
陈广琛（左） 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会讲师，目前正从事比较视域中古物收藏、思想史与文学叙事关系的博士论文研究。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旧译史怀哲，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医生、管风琴演奏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称为“非洲之子”。

　　致敬辞

　　德国作曲家巴赫代表了音乐史上一座毋庸置疑的高峰。德国哲学家、神学家、人道主义者阿尔伯特·施韦泽则透过这部近800页的丰碑之作《论巴赫》，全景式地呈现了巴赫音乐的深邃意涵。如果说施韦泽从巴赫那里获得和平之义，那么巴赫在施韦泽身上重新复活。

　　将《论巴赫》这部作品译介进入中国的两位年轻译者何源、陈广琛，以精湛的译笔和准确的传达，促成了这场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我们致敬《论巴赫》，因其引导读者重新认识音乐与美，重新理解巴赫音乐中的情怀与理智；也因其展现了欧洲思想的历史渊源，填补了国内巴赫研究的长期空白。施韦泽笔下的巴赫，引领我们在艺术与语言的路途上，不断探索自我与世界。

　　这本书

　　“传统与现代之间海德格尔式的路标”

　　新京报：将《论巴赫》这样一部皇皇巨作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的读者和相关的研究领域而言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何源：《论巴赫》的写作和出版已经过去一个世纪有余，前后辗转的缘起与波澜早已尘埃落定。读者可以从这本书和相关资料中去追溯这道余晖，不在此赘述。在施韦泽之前和之后也有各式各样的巴赫论著。施韦泽的研究既在这个传统之中，又有异于这个传统的独特光芒。《论巴赫》像是一个海德格尔式的路标，立在一个全新时代大幕即将开启的发端，立在一个传统与现代观念交织论辩的时间节点。施韦泽尝试和过去的各种见解形成张力，同时又以一种不同的眼光开启探寻和理解传统的路径。无论是古典音乐的鉴赏美学，还是我们对于传统和经典的认知和态度，直到今天这种问题的张力和价值的抉择依然存在。施韦泽对巴赫的诠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巴赫的路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观照我们自身传统的理念模板，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指引了一种用我们自身传统理解巴赫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是施韦泽诠释巴赫所希冀的理想。

　　施韦泽不是学院式的研究者，也不是职业演奏家，但他在这个领域所达到的高度远在泛泛庸辈之上。对于这样一位博采众长的大家，研究巴赫仅是他年轻时的心性修炼，但这种艺术修为和他的神学、哲学理想，以及之后的经方救世，都有着贯通的联系，巴赫的精神和其作品的力量给予他奋斗不息的一生莫大的鼓舞和安慰。他给我们树立起一个榜样并引领我们思考，理想的音乐教育和人文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本书的翻译更多是面向普通的爱乐者和人文读者，这类型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认可，至少可以给专业工作者、教育者和传播者指引一个方向。

　　新京报：翻译这本集合了音乐、哲学、宗教、历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论知识的“大书”，是否遇到过挑战和困难？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何源：翻译的过程确实困难不少，也遇到特别懈怠、焦虑的时刻，甚至一度觉得我们可能交不了稿了。还好无论是我们的老师、出版社以及关心我们的友人和读者都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和极大的信任。这本书从开始翻译到出版花了将近9年的时间，从二十出头到三十而立，施韦泽已经几易其稿、不断增补，最终出版成法、德两种文字，而他是一个人写，我们是两个人译，我们好似在跟施韦泽赛跑，跑得气喘吁吁。校对、誊正比翻译花费了更大精力和更多时间，我们翻译完后，重新开始反复校对整理；出版社也请了各方专家参与校对，在此要感谢所有参与编审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社的编辑。人文学科需要沉得住气，最终是时间解决了所有这些烦难。

　　这个人

　　“巴赫不会让人厌倦，永远有新意”

　　新京报：作为译者，你如何理解巴赫在音乐史中的地位？相比于其他研究巴赫的论述，施韦泽对于巴赫的阐释有何独特之处？

　　何源：说到巴赫，乐迷们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各种CD、音乐录音、历史上精彩的演绎，而巴赫对我而言，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听，能让我愉悦、宽慰和满足的作曲家。首先他不会让人感到不适、不安和惶恐，其次他不会让人感到厌倦，永远都能琢磨出新意。对巴赫越熟悉，就越亲切。尤其是耐心翻译完全书后，我会对他作品中的各种小机锋莞尔一笑。

　　施韦泽的巴赫阐释，开启了用绘画、图像这种具象、感性的方式理解巴赫的路径。刻板的对巴赫的理解，都说巴赫是抽象的、数学家思维的，最能体现音乐的建筑特性的，这当然是巴赫的某种面向，施韦泽说巴赫是具象的艺术家，他用的素材和描述方式其实的很具体的、很感性的，并举了很多诗歌（唱词）和音乐相互对照的例子，来证明巴赫的这种创作方式不是神来之笔，而是有一套完整体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巴赫的创作中更值得琢磨的是声乐作品而非器乐作品，巴赫的器乐作品中那些让乐迷和研究者们眼花缭乱的“把戏”，仅是他的音乐训练和实验，而他磨炼出来的这套技艺，恰是为创作声乐作品准备的。施韦泽认为巴赫不仅是一位音乐家，而是一位用音乐这种素材（形式）去呈现他包罗万象的理念和感知的艺术家，如同诗人用文字、画家用颜料是同样的道理，巴赫的终极理想，是一种“音乐戏剧”，是一种包含文学、诗歌、（戏剧的）人物、故事、情节、冲突，以及音乐、戏景（舞台美术、服装）等综合要素构成的整全艺术形式。

　　这一年

　　“翻译是一种自我实现”

　　新京报：从翻译和研究《论巴赫》到这本书最终面世，这一年你在翻译之路和生活上有了怎样的新的经验？

　　何源：应该说是十年磨一剑，所幸我们顺利完成，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二十岁到三十岁，完全不可想象这中间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作为译者，我起初的意愿就是学习，因为只有翻译，才能让你如此细致地、千锤百炼地去琢磨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注解；也只有出版，才会让你诚惶诚恐，生怕自己每一个细微的疏忽或者对文义未能真正吃透，而给读者带来的误导，并要面对业界的压力。从工作的角度，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辛苦活，但从学习的角度，翻译是让人迅速成长、真正摸清门道的方式。因此翻译应该是一种自我修炼和自我实现，它无关乎外在，只求心悦诚服。

　　答谢辞

　　何源（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兴趣在中西古代音乐政制、西方音乐的古典传统。

　　陈广琛（左） 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会讲师，目前正从事比较视域中古物收藏、思想史与文学叙事关系的博士论文研究。

　　能得到国内出版界、学界和读者的认可，应该归功于巴赫对于西方音乐世界的不朽贡献以及施韦泽对于巴赫精湛的诠释。巴赫生前无名卑微，一生以谦逊和虔敬的态度躬亲于他所执着的事业。施韦泽一生则可谓波澜壮阔，用他毕生的精力和宏瀚的生命热情，投入到人类和平与博爱的事业当中。巴赫对他而言，仅是早年磨砺品性和修养的注脚。

　　从巴赫对上帝的热情，到施韦泽对全人类的热情，这之间有一种理所当然但又充满奥妙的联系。施韦泽身体力行地指引出一个我们在全新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理解巴赫作品和精神的方向，即巴赫不仅仅是西方音乐的巴赫，基督教上帝的巴赫，而是一个带领人类走向精神整全，引导人类情感、文化、艺术、语言走向更高级的和谐的巴赫。翻译出版这部作品，将巴赫和施韦泽的思考带入中文世界，恰恰是这个方向上的一次尝试。在此感谢我的恩师刘小枫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社长倪为国老师，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的杨燕迪老师，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推动我们共同的愿景不断迈向新的维度。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