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口述历史系列”
作者：定宜庄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7年2月
定宜庄，满族，生于1948年。1968年，定宜庄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清史、满族史等，坚持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做口述史研究，其近20年来的口述史研究都落脚于北京城。
致敬辞
自1999年第一本旗人妇女口述历史专著《最后的记忆》至今，定宜庄从史学出发的口述史研究始终落脚于北京城和人。“北京口述历史系列”是城中人对“沉没”的北京城无奈而痛心的一种怀念，内含文献钩沉、考证补注的心力以及对“发展”的反思。她勾勒出北京城的往日模样，那里既有东城的爱新觉罗后人，也有城墙根下的穷人和胡同里的姑奶奶，混杂着满族、回族、蒙古族。人的精气神、价值与权利，与城的多元、包容、根脉与活力息息相关。
我们致敬“北京口述历史系列”，这套下足工夫又让人心沉的标本凝合了学者的关切、公众的焦虑与时代的痛点，指向吾国诸城的当下和未来：何为现代都市，何为城市规划，我们可有基于人的温度、无愧于历史问责的回答？
“追问为什么忘记，比口述本身更有意思”
新京报：从你1999年第一次出版《最后的记忆——16名旗人妇女口述史》算来，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这次系统出版“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你觉得这期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定宜庄：我必须要首先澄清一下，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评论，有人说我这次采访围绕的是满族的妇女。其实，我这次主要想探索的是北京的城市历史。我虽然还是用了口述的方法，但与我之前的研究对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出过《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这本书的篇幅已经很大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所以这次我决定按照主题的形式，也就是按照内城、外城和城郊这三个受访人群分别出版。这套书我补充了很多之前采访中没有用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我还对当时的口述者做了追访。我发现，追访比第一次访谈要有意思得多。在追访中，我把之前没有问到的，以及有所怀疑的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在追访的过程中，很多访谈者都已经不在了，现在活着的人要比逝世的人还要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口述的一个重要性。
此外，在这套书里面，我也把访谈内容的事件进行了延伸。以前口述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辛亥革命前后，但是这次我把事件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虽然，这套书也涉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但这套书重点的内容主要是在民国时期。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之前做的口述，我发现自己以前不太会做口述，没什么经验。可是即使那样，很多老人回忆的内容，还是对现在有着巨大的价值，因为他们口中的事情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新京报：这套书还原了当时访谈的情景，很少能够从访谈的文字中看到加工的痕迹。你是否是有意保持这样的风格？
定宜庄：其实，我做的整理更多，下的工夫也更大。我要做大量的整理工作，虽然访谈的文字我没动，可是我加了大量的注释和考据。
我觉得，只有考据，你才能知道这些访谈者说的内容是否真实，还是故意撒谎或者记忆出现偏差。口述不是研究，也不是历史，口述是记忆。作为访谈者，你就要去辨析他的这些记忆是否有错，如果有错，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口述者为什么要忘记，其实，追问这个原因要比口述本身更有意思。
我所做的口述不像文章那么紧凑，是因为我希望可以保持现场感。我的研究有一个中心，就是研究老北京的这些人，看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所以故事就会比较长，比较啰嗦，这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的口述史，的确存在很多矛盾之处，究竟是追求可读性还是现场感，也是很多口述工作者不断讨论的问题。我的原则就是不刻意去整理，因为那样就没有意思了。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去写一本有关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可是，你要写的话，又无法具有经历者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就算是我的一个尝试吧。
“希望可以留住老北京人的灵魂和神韵”
新京报：你是否在未来打算利用这些口述资料出版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书籍？
定宜庄：应该不会。有关老北京文化的书太多了。我希望的是保存口述材料，供后人去阅读去了解。现在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专著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从城市史学的角度来看，北京的研究还存在着欠缺。我所提倡的城市史学角度，是从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出发，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思路，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构成以城市作为空间背景的历史研究。现在，有关北京的很多研究还是类似于在讲过去的“掌故”，不属于学术的范畴。现在的很多学术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个城市里面活生生的普通人，注意到普通百姓的记忆和感受。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书，可以留住老北京人的灵魂和神韵。
新京报：你最早致力于研究清代历史，而且也做得非常出色。为何后来开始做口述研究？
定宜庄：我现在也没有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口述史中。我之所以开始做口述史，是因为我要做清代旗人的研究。之前，我在台湾看到台湾做的口述史，非常受启发。我觉得，通过文献去研究历史，与我对他们进行访谈所看到的历史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做口述，对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方式，在研究一个题目的时候，如果我能找到活生生的对象，就要从口述出发对其进行访谈，以此来深入我的研究。我现在是结合我的研究来做口述，用口述深化我的研究。这可能算是我的特色。
“了解过去的事是我的乐趣”
新京报：你这一年还做了哪些事？
定宜庄：我这一年主要还是做满族史研究，尤其是1911年前后的满族历史。清代灭亡之后，满族人命运的变化其实是一个空白。
新京报：做口述史给你个人带来了什么变化？
定宜庄：我从小就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我对北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可是我发现自己不了解北京的前世今生。
我最早做口述的时候，就觉得我访谈的这些内容即使不出版成书，对我个人也会非常有益处。我可以听老人们讲他们那些现在见不到的故事，体会以前人们的生活状态。那些老人太精彩了，他们讲的故事，他们在几十年的经历中所总结的人生道理，让我特别受教育。有些故事让我特感慨，原来北京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和历史。了解这些过去的事情，也是我的乐趣。
答谢辞
“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作者定宜庄
我首先感谢北京出版集团以及这套书的编辑，他们在出版这套“北京口述历史系列”的过程中，给我贡献了好多有价值的想法。如果不是他们，我也不会把这套书分成五册，用不同的主题来出版。其次，我也要感谢支持我做口述的被访者，他们给我讲了那么多生动的故事，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作古。我在开始写这套书的时候，本来对可读性没有什么信心。但没有想到，这套书在读者中那么受欢迎、受关注，我非常高兴。
现在，很多人开始关注老北京的历史文化。我觉得，在所有消失的东西里面，除了关注建筑和名胜之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老北京人的灵魂和精神。我现在最难受的是，已经很少能听到过去纯正的北京话了。时代在发展，过去老北京的文化，谁也没有办法留住。我只是想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多保留一些鲜活的老北京历史文化记忆。此外，我也希望现在年轻人能够重视，参加到抢救老北京历史文化的工作里面来。
本版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