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作者在致敬礼现场。

  关于北京的话题从未中止过。现如今,我们讨论“逃离北上广”,而作为一个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一直想用一种方式记录下北京的原来面貌。她采访了几代北京人,写成口述史,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下老北京人的神韵和性格,以及北京话里那特有的幽默。

  希望把老北京人的风貌留给后人

  我是做历史研究的,以前研究历史都是从文献出发。后来,我决定用口述的方式来做北京城的研究。可是,这种效果怎么样,我心里一直没有底儿,也不敢说能不能得到大众的肯定和承认。这套书出版之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去读里面老北京人啰里啰嗦的谈话。可是,我想,如果我不用口述的方式,我是没有办法体现老北京人的神韵和性格。老北京城最可贵的东西不是它的建筑,不是它的名胜,而是老北京人,这也是我能把这件事做20年的原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北京文化的宣传存在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宣南文化”可以代表北京的文化,而且被宣传得非常厉害。可是,我不太赞成这种宣传。因为我觉得自从清朝到现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北京城的主体应该是城里面的人,比如清朝时期住在内城的满族旗人等等,而“宣南文化”其实只是城外的文化,所以在谈到清朝北京文化的时候,我总是强调满族的旗人才是北京人的主体。

  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是我从文献里面看到的,是我不断跟这些老人做口述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精神特质之后,我才开始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除了北京内城大量的旗人之外,不仅有宣南,还有其他各个地方,尤其围绕北京城这一圈的郊区,这些地方和北京内城有着非常大的,不能割舍的联系。

  我1999年采访的是16个以前满族旗人妇女,当时,那些旗人妇女80多岁,那时候我不到50岁,所以她们讲的是清代的事。

  后来到2008年左右的时候,我再做有关北京城的书,采访老北京人,我只能把年龄推迟到辛亥革命,也就是1911年后出生的这些人。结果到这次做“老北京口述系列”,采访对象,我只能再把受访人的岁数放宽到1949年以前生活在北京的人。

  我对这个城市有着一种难以表达的深情。我出生在这儿,成长在这儿,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也会终老在这儿。我就希望能把老北京人的特点、神韵、风貌和他们说话的幽默留给后人。老舍说北京话是世界上最幽默的语言,这些东西没有口述,只靠文献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北京自有它的延续性

  任何一个城市都应该有延续性。只要这个地理位置还在这儿,人群不断繁衍,它自然有它的延续性。可是北京城有过很多次重大的断裂。比如说1644年清军入关把北京城里的人都赶到了城外,在城里安置他们的八旗兵,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断裂。这个断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追溯了。

  后来辛亥革命的时候,清朝覆亡以后八旗瓦解,八旗瓦解以后大量的移民进入北京,它又产生了一个旗人文化的断裂。可是这个文化的断裂,至今为止没有那么明显,也就是很多的东西还都保留着,包括语言、习俗、娱乐方式,还有北京人的感情、好恶、价值观。

  不过这些断裂都是在旧东西的基础上,有延续也有断裂。那么什么东西延续了,什么东西断裂了,就是我们做史学的人应该研究的问题。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