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0 02:30:02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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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革命者与教育者的变奏

2018-01-20 02:30:02新京报

  办教育带有革命性


1920年3月14日,蔡元培(左二)与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陈其美电催蔡元培回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从此,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在各种场面出现,1912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大学令》和《中学令》,此时他对自己此前的想法做了“革命”,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强调教育是养成人格,是人的修养过程。

  蔡元培主张办的教育与过去不同,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确立起中国民主教育体制。他所推行的教育改革带有明显的革命性,这些主张在当时振聋发聩,却未等很好地落实就因政局不稳蔡元培再赴欧洲学习。

  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组织发起华法教育会,在法国与欧乐等人倡导勤工俭学,希望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顺利到法国学习。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他所办的教育都带有革命性,明确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实行教授治校。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形式上强调了学问,实质上是对过去衙门气十足的大学的革命。他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是年7月,因张勋复辟,蔡元培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后“得北京大学职教员公函”,又回校复职。

  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有三种:甲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取妾为戒;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还加上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并定罚章,举纠察员若干人执行之。成立3个月即有461人报名。贵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参加了进德会却又做出一些违规的事,同样受到责罚。

  有人对新文化提出质疑,在北大建立了国故社,以北大文学和哲学两门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徐彦之、杨振声、俞平伯等为主要成员组成的新潮社与之相互对立,1919年1月创办《新潮》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上各问题,提倡民主与科学,旨在为中国新文明的建设打下基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人都对新潮社给以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政府逮捕了部分参与游行的学生,5月8日,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6月15日,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这一年,王光祈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不顾自己身份地位,与学生辈的罗家伦等17人一起做发起人,并募集经费。目的是组织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和扬州等地也开始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蔡元培对当时北大师生班的很多社团都给予积极支持。

  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高师南北互动,推动大学男女同校。当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三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并于当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虽然南高师也在同年正式招收女生,当时北京的旧势力比南京更强大,遇到的阻力也大。

  蔡元培曾说:“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他所理解的教育就包括革命在内的社会改进,参与改良风俗、办报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

  名办教育实从政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右)与鲁迅、英国作家萧伯纳合影。

  1923年春,蔡元培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再度提出辞职,离京南下,同年秋转赴欧洲。此后,他虽也做些名义上是教育的事,实质上是在从政。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蔡元培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由此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政治之中。

  1927年起,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对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与众多人不同的是,他主张“清共”但反对杀人,出面营救过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这在当时多数人看来不可理解,却正是这点表明他所主张的政党文明在当时的中国还属于奢侈品,显现出他人格中革命性与教育性和文明性的成分融为一体。

  蔡元培希望用规范的法治过程解决政治问题,在清党的初期蔡元培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的草菅人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在清党中必须执行三条原则,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却因当时双方成员素质限制未起到明显的效用。

  在经历一段残酷的政治运动后,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民主人士;1933年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后又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历经革命与教育实践,蔡元培自己将教育者与革命者合二为一,也深刻感受到政党与教育存在对立:一、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二、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三、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晚年坚定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教育者与革命者合一,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蔡元培取得近代教育史上难有人望其项背的成就的奥秘所在。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李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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