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黎，本名陈膺文，1954年生，台湾花莲人，台湾师大英语系毕业。做中学、大学教师三十余年，一年一度在花莲举行的“太平洋国际诗歌节”策划人。著有诗集、散文集、音乐评介集等二十余种。译有《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疑问集》，《精灵：普拉斯诗集》等逾二十种。曾获台湾文艺奖，时报文学奖叙事诗首奖、新诗首奖，联合报文学奖新诗首奖，台湾文学奖新诗金典奖，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等。
《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
作者：陈黎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陈黎第一本“谈音、论乐、译诗”的散文集，不仅对挚爱的音乐配以一段音乐评述，同时还翻译了所涉音乐的歌词，让音乐与文学相遇。
《蓝色一百击》
作者：陈黎
版本：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7年12月
陈黎最新诗选，收录获新诗金典奖《朝/圣》中的五辑诗作，一辑近年所写有关岛屿台湾之诗，以及近两年未结集的新作等。
遇见陈黎，是在去年8月12日举办的《鲍勃·迪伦诗歌集》发布会上。活动结束后，我随他去酒店录诗。天上下着雨，他撑开一把大伞遮过来，我们一起前行。明知他已六十出头，但只看面容，还是更愿相信他也就四十岁；正宗的台湾腔，带着天然的温和柔软；头发不短也不长，戴眼镜，穿藏青色T恤、卡其裤，典型的普通人形象。发布会上他说，自己不是什么翻译家，只是个很普通的老师。他喜欢用“普通”形容自己，但其实，他写诗、译诗一点也不普通。
特立独行
从不喜欢神圣的东西
1954年10月3日，陈黎生于台湾花莲。父母生长于日本侵占时期，所以少年时的他，在学校说普通话，在家中说闽南语，而父母间却多用日语交谈。又因母亲是客家人，陈黎从小对多语言环境极熟悉。也许，这对他以后“在不同语言间旅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陈黎本名陈膺文，“膺”，意为“胸”，因此“陈膺文”可解释为“呈现胸中的文字”。这个名字让陈黎对文字有种特殊情感，甚至迷恋，表现方式是疯狂购买各类辞典和百科全书，即使未必全翻阅，还是要买到手。不过，少年时的他不是很喜读书，也没立志当作家，他最想成为的是律师、记者或议员。三种职业的共性是都可为民发声，这是陈黎向往的。小时候，他经常和同学辩论，或批判世间种种，俨然一副小律师和记者模样。也因此，在大人眼中他一直是个“好与人作对”的孩子，特立独行。多年后，他没有成为律师、记者或议员，而是选择了文学，但依然特立独行，在文字中冒险，试图用自己的诗震惊读者。后来他发现，纵使没有顺着少时的梦想行进，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只是换了形式，他在文学中依旧为人发声，而且是更广阔的人。
考大学时，中文系曾是陈黎的理想选择，但因为成绩足够好，被分发到分数线更高的台师大英语系，主学英语，二外是西班牙语。就读期间，他开始大量接触外国文学，渐渐向其靠拢，叶芝、艾略特、聂鲁达们成为他的日常。最让他心服的，是聂鲁达。他认为，其诗“深度、广度兼具，个人与民众情感并蓄，是抒情的，也是史诗的，是艺术的，也是大众的”，因此聂鲁达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理想。加上对巴列霍、帕斯等人的喜爱，他在1978至1979年间便着手翻译拉丁美洲诗歌，并在1989年出版了厚达600多页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
阅读和翻译无疑都是学习的过程。通过翻译优秀诗人们的作品，陈黎得到补偿与刺激，很努力地写诗，1975年，大二、大三写的诗组成他的第一本诗集《庙前》。此处的“庙”不是泛指，是妈祖庙，且是花莲上海街陈黎家前的那一座。“中学时我常常/跑到庙顶上读书，脚踏琉璃青瓦”(在最新诗集《蓝色一百击》里他再次如是追忆)，觉其可亲，“但它常常又虚张声势，假神圣之名向匹夫匹妇行庸俗之实”，这时，庙就成为体制的象征，似乎倏忽间挡在他面前，有些面目可憎，因此他用《庙前》来与它对峙。陈黎说：“我从不喜欢神圣的东西。”也许这也是他开启翻译事业时，首先选择菲利普·拉金的原因。后者在庸常事物中发现诗意的特质，很合陈黎的脾性。
追求文字趣味
在字与字的关联中发现诗意
此外，在生平第一本诗集中，陈黎已对中国字做起视觉性组合的尝试。上学那会儿，他就酷爱猜谜。“中国字由于其象形字、单音字、一音多字、一字多义、谐音等特性，有许多其他语言中没有的趣味。”因这些特性，才有了猜谜。这种字与字间的关联造成的想象力与张力，让陈黎感受到不一样的诗意。上大学后，他从画册里接触到许多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画家的作品，对图像的审美由此建立。后来，他在图像诗的探索上持续深入，《战争交响曲》是最好的范例之一。全诗用“兵、乒、乓、丘”四字的巧妙排列，表现出战争的残酷。想象一下，当一个“兵”随着战事的进行失去腿，就成了“乒”和“乓”，继而失去生命，所剩的就只有“丘”。其中惨烈与忧伤不言自明。
除了图像诗，他还写“声音诗”、“隐字诗”，都是对中国字的巧妙组合与解构。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文字游戏，但将游戏升格为诗，正是陈黎所追求的。新出版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中说：
“陈黎援引中文字的特性，让他的诗歌实验在材料与媒介上更具特异性。同时，他的诗有力地拓展了‘中文字特性’的范畴，让边缘的东西入列。陈黎欣然接纳‘隐字诗’／‘谐隐诗’此一边缘类型，不仅将之提升为高端文学，还不时刻意表现出不逊、甚至粗鄙的语调。他如是改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指出的与‘谐隐诗’及不雅幽默联结的负面评价，将之逆转为正面、值得肯定的文类。”
虽然这一说明很精到，但对陈黎来说，更重要的或许只是“趣味”。他说，创作要有一些趣味，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拍广告？这些都是美学的本质。作为对他美学的认可，《战争交响曲》已被选入台湾的试卷和美国McGraw-Hill公司出版的大学文学教科书。当然，这些都是很后来的事。
痴迷古典音乐
将美学经验带给周围的人
第一本诗集出版5年后，1980年，陈黎的第二本诗集《动物摇篮曲》出版。同年，其描写瑞芳煤矿灾难的诗作《最后的王木七》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叙事诗首奖。这一年，陈黎26岁，到了艾略特所说写作必须开始带有历史意识的年龄。他努力反省自己、看清自己，问自己生命为什么，诗为什么。他的诗写得越来越少，两年多仅写三五首。
诗写得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当了初中英语老师。从花莲到台北，又从台北回到花莲，陈黎从学生变成老师，一做就是近三十年。教学的前十年，他写诗不超过十首，因为他把诗写在了学生的身上，把所有精力放在跟学生分享对美好事物的追寻上。他本性不喜受限制，做老师也如此。他主动提出要给自己的学生上语文课，后来其他班级也请他去上语文课，老师们受到影响，上课时经常自由交换教室和学生。课堂外，他给学生们看鲁迅、曹禺，欣赏波纳尔的画，坐在地板上讲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舒伯特的《冬之旅》……这些美学经验是陈黎一生的珍藏。
从中学开始，他就喜欢古典音乐，花莲免费的音乐会几乎从不错过，初中时每学期第一个星期，就把新发的音乐课本读完了。至今他还记得，在课本上写下“柴可夫斯基”、 “德彪西”这些名字时那种触电的感觉。为了能欣赏到世界各地的音乐，他曾花了半年薪水，将日本卫星电视的讯号接到家里。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也变成了他的创作。前不久出版的《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中，他翻译了舒曼、勃拉姆斯、拉威尔、德彪西、马勒、勋伯格、雅纳切克、卡尔·奥尔夫的经典曲目歌词。面对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等近十种语言，他以英语为基础，通过谷歌等媒介翻译原文，查阅辞书，反复对照，形成自己的精确译本。这是一项过于浩大的工程，对音乐的热爱是他得以完成的支撑。译诗时同样如此。他正翻译诺奖得主塞弗尔特的诗，一定要拿出捷克原文对照。在翻译用波兰语写作的辛波斯卡时他曾说，就算靠嗅觉，我也要翻出波兰诗原味来。
40年的写诗、译诗之路，虽然艰苦，但果实丰硕。至今，陈黎有了十四本自己的诗集，三十多本译作。在中学教书的最后七八年，他兼职在东华大学的中文系与创作所当老师，从中学退休后，又继续在大学教了几年，便不再工作。平日除了写作，最占精力的是太平洋国际诗歌节。十二年来，作为该诗歌节的策划人，每一年都和海内外的众诗人聚在一起，分享、追寻诗歌之美。他说，至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出师”了，但作为一个永远追寻艺术之美的学徒，他的所有付出都是快乐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