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10 03:30:07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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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芸 只有放下杜尚,才能更接近杜尚

2018-02-10 03:30:07新京报


王瑞芸,江苏无锡人,1985年获得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西方储备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旅居美国20年。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迄今发表的著述有:《巴洛克艺术》、《20世纪美国美术》、《美国美术史话》、《通过杜尚》、《戈登医生》(小说集)、《美国浮世绘》(散文集),翻译《杜尚访谈录》。


《杜尚传》
作者:王瑞芸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杜尚访谈录》
作者:皮埃尔·卡巴纳
译者:王瑞芸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杜尚对西方艺术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改写”。他把绘画从画布上摆脱出来,在玻璃上作画,又把现成品升格为艺术,对后来的行为艺术、波普艺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是他想做到的。他所想要的,就是与一切事情保持距离,维护自己的自由,并对现有规则保持着一抹带着少许不屑意味的平静微笑。

  

  所有艺术家都在谈艺术

  只有杜尚谈人生

  新京报:你是怎样开始接触并喜欢上杜尚的?

  王瑞芸:我在1988年去美国留学,学习西方艺术史。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交给我一个项目,要写一本《20世纪美国艺术》,我必须把那个时段中美国重要的艺术家逐一弄清楚,杜尚不过是其中之一(杜尚是法国画家,但他同时是美国公民)。那个过程很枯燥,也辛苦,因为每个艺术家各执一词,看多了头脑一片混乱。有一天,终于轮到杜尚了,我很没精神地拿起一本关于他的书来读,那是《杜尚访谈录》,翻开第一页,我就读到采访者问:“杜尚先生,回顾您的一生,什么是您最满意的?” 杜尚回答:“我很幸运……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非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得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一来,我的生活比之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可以说,我过得很幸福……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者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是生而无憾的。”这话对我犹如当头一棒。在他之前,我阅读的所有艺术家都在谈艺术,只有杜尚谈的是人生。在艺术史上没有哪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在艺术中先考虑的是怎么活得好,艺术却是次要的,这个让我觉得太新鲜了,也太喜欢了。

  新京报:作为杜尚的传记作者,他人生的哪一部分是你最感兴趣的?

  王瑞芸:他时时保持警惕,一点都不肯让自己的心失去自由,绝不让自己的心受苦。

  新京报:杜尚是个幽默的人,像你在书中所说,“有趣”是他生存的原则,这种“幽默”和“有趣”应该如何去理解?

  王瑞芸:心头无杂事,就有闲心旁观了。人类成天瞎操心,急乱慌忙地做那么多可笑之事,叫他看出来了,不发笑都难。

  新京报:说到二十世纪的艺术,大家往往会想到毕加索,他对绘画艺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你觉得,杜尚和毕加索之间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王瑞芸:毕加索注意力全在艺术——让自己画得好,杜尚的注意力全在人生——让自己活得好。

  对自己的保护 与一切人事保持距离

  新京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1915年到美国后,杜尚与当时流行的绘画流派(如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及其代表人物多有接触,其中有的人,如达利,还是杜尚的朋友,但他一直保持着“局外人”的角色,不过多参与其中,其中原因你认为有哪些?

  王瑞芸:原因很简单:做局外人最好,可以避免惹上是非。人是很麻烦的动物,一有了组织,勾心斗角一定开始。读一读美术史,有哪一个号称优秀的组织和团体中不吵架反目散伙的?杜尚的朋友们都看出,杜尚终身处于一种状态:保持距离,对任何事情都是,包括对爱情。保持距离是对自己的保护。人不会保持距离,伤害马上开始。比如失恋了,就会呼天抢地,甚至还自杀呢!哪怕是对亲情的过分投入,全都能让人受伤。因此说,做局外人就是保持距离,保护自己。再多说一句,一个人如果能对自己都可以做成一个“局外人”,那么连生死都伤害不到他了。

  新京报:1913年在纽约举行的军械库画展中,杜尚的《下楼的裸女》在观众中造成了轰动效应,这件事应该对杜尚产生了一些影响,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瑞芸:这个事杜尚自己是这么看的:“这让我一到纽约,对于美国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了。”这给他在纽约开始生活带来了方便——是世俗利益上的方便。对此他不拒绝,因为没有人愿意自己生活上有不方便,毕竟,方便比不方便好。杜尚这个人从不用任何原则来拘束自己。他没有说,啊,我这人不在乎世俗名利,我讨厌它们。他是,来了,他接,没有,他不求。这叫“无挂碍”,也叫不迎不拒,这样就叫自在。人一旦有了智慧,做出来的每一件事都会合理,都不愚蠢。国内有个说法叫“隐性成功者”,对吗?杜尚如果后来不成为名人,他依然是一个很棒的成功者,因为他处处不叫自己受伤害,处处做合理的事。一个人让自己在每一件事上受益,还不是成功者吗?

  新京报:几乎一生,杜尚都在用他“怀疑一切”的精神走在摆脱传统绘画的路上,这一过程大致是怎样的?

  王瑞芸:对我来说,杜尚的怀疑精神不仅仅在摆脱传统绘画这件事。虽然他对此力度最大,但他意不在此,艺术对他是个小事,他更在意一个大事,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活得明明白白。那么第一件要紧之事,就是别被任何东西压迫到自己,无论那是艺术、科学、政治、宗教……有再大名头的东西他也必定先要考察,它们会不会对生命构成伤害——他的怀疑精神全从这里来。只要被他看出有伤害,他全都拒绝接受。他对艺术的态度就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你们都在说蒙娜丽莎是最好的,是要叫我膜拜下跪吗?那不成!就往她脸上画了胡子……我们说特立独行,就应该是指这种品质吧。

  可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特立独行是不必一定采用剑拔弩张的方式,可以非常温和,甚至了无痕迹,就自己知道,先自己解脱,也一样有效果,甚至会更有效果。因为这么做你完全不会树敌,人就不会对你产生对抗,不对抗,人就不会对你转过脸去,兴许还愿意对你多看一眼……这就是杜尚的方式——“沉默,缓慢,独处”,完全不表白和宣扬。因此西方人也奇怪:杜尚是西方艺术这只水果篮中的一条毒蛇——他惹出了多大的事,让西方历史上辉煌的现代艺术贬值失效了,可是他终身没有一个敌人,而且最终,大家一窝蜂跑去效仿他,现在还在效仿他。

  新京报:从数量上来说,杜尚的作品很少,中间有长达二十年,几乎没有作品,你认为这是一种“无”,而且觉得“无”比“有”更高超,这如何理解?

  王瑞芸:“有”是执著,“无”是不执著。不执著是不是比执著高超呢?因为不执著的心灵有自由,来去无碍。执著的心灵难有自由,因为他要“非如此不可”。在佛家看,执著都是“痴”,被视为人生的三毒——贪、嗔、痴——之一。杜尚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他一生的行为尽量让自己远离这三毒。执著一定让人受伤害,先伤害自己;如果你有一定权势,就伤害一群人;如果身居高位,就伤害到一国之人……想想是不是?

  至今没有被超越

  我们连超越他的念头都不必有

  新京报:现在看起来有些吊诡的是,杜尚的“反艺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成是“艺术”,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王瑞芸: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涉及一个深层次。艺术界不变的软肋是,一度拿写实做唯一标准,后来拿抽象为标准,到了当代则拿反艺术再次做成一个标准。这已经成为人类的痼疾:一直在用同一个游戏方式导致自己不停地轮回,并在这种轮回中受苦……一句话,把“反艺术”当成现在的艺术样式,根本是没有学到杜尚的真精神。

  新京报:在杜尚的影响下产生了众多新兴艺术流派,如波普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等等,你如何评价这些流派?这些艺术的创造者们是否成为了“杜尚二世”?如果没有的话,原因在哪里?

  王瑞芸:这个问题杜尚自己也回答了,他在世时,波普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都已经出现了,可是他说,“我从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没有看到多少新的东西。”所以说杜尚至今没有被超越。何必做“杜尚二世”?我们甚至连超越杜尚的念头都不必有,杜尚做杜尚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想画具象就画具象,想让艺术美就让艺术美(只是别把自己喜欢的认定为艺术标准),为什么一定要去学杜尚的反艺术?当杜尚成为现在权威时,只有放下杜尚才能更接近杜尚,因为你让自己自在,不推崇权威了。

  新京报:在艺术层面之外,您认为,杜尚崇尚的至简生活方式,以及他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否对当下中国焦虑的大众也有着启示作用?

  王瑞芸:他至少对我有用,我也曾经是个焦虑的人,接触了杜尚,真有三伏天喝凉水的感觉。任何时候我读一读他,都能再次获得这种“三伏天喝凉水”的感觉。大众会怎样,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因为有人愿意喝这杯水,有人不愿意喝——认为杜尚不过就是个“法国混混”。我们每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把自己这一生过好,对别人无害,就已经蛮不错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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