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10 03:30:30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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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乡情愈浓

2018-02-10 03:30:30新京报


图/视觉中国

  新近,网络上流传一个有趣的段子,有人问什么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迁徙?一般人自然会联想到非洲大草原上野牛和角马的迁徙。但有一个妙答说,是中国的春运。令人哑然失笑,但却合情合理。一到过年,全国即刻呈现出教科书里描述的那种经典“资本危机”状态: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人们长途跋涉返乡赋闲,终日无所事事。这当然也是个段子,但却是中国春节长假的真实写照。

  春节回家,似乎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不过,这个“自古以来”却令人十分怀疑。古人虽说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但纵览无数的古书和典籍资料,有说父母在不远游,也有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却没有说过年一定得回老家的。中国的“年”很悠久,从夏周开始,就有“过年”的传统;自周以后,过年成为从天子到庶民的定俗。但过年必须回家这件事,老祖宗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经典中要求过,孔老夫子没有说过,历朝历代哪怕最专制的帝王也没有规定过。这就很有意思了。

  远游

  过于奢侈的行走

  事实上,回家过年这一习俗就是近三四十年的事。古代除了战乱,平时并没有大流量的人口迁徙。大多数人从生至死的生活范围不会超过居住地方圆三四十里。这个大多数,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绝大多数。他们所去过的最远的地方,顶多是他们所居县治的县城。

  那些能够走出家门、走向远方的人,无非是经商、科举。经商是为了牟利,而科举是为做官。没有大的利益,迈出家门的成本如此之高,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以明清来说,通过无数的士人笔记可得证,即便从江浙沿着大运河去往北京赶考科举,往返至少要花费一百两的银子。这笔费用足够一户普通人家吃喝花销用三年。更远的湖广、云贵要花掉二三百两银子,很多穷人一辈子都花不了这么多钱。有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地方官得罪了主官吏部的京官。京官就在三年内命他从东调到西、从南调到北,光因迁徙的路费,就让这个地方官破了产。

  路费太贵,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很多有雄心、财力和能力出门的人,特别是宦游的人,出了家门之后,一辈子往往都不能回家几次,所以贺知章陈述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没有半点夸张。很多人远游在外,如李白这样的遨游者,甚至离开家乡就终生再没回去。

  自然,古人没有回家过年的意愿与可能。近如曾国藩,进士及第后从穷翰林干起,工资少,负担重,长时间举债为官,每年的日记都记着在京过年的窘迫,自然不会为了过年而千里迢迢回家去。他在北京做官十年十次升迁,最后一两年外放四川学政,手头才日渐宽裕,托人送钱回家,自己在北京度穷年。他与家乡通音讯,都是依靠书信,平时年前托人带封书信回家,也算是对湖南山洼里家乡父老最好的告慰了。若非母亲去世得以解丁忧归乡,又不巧遭遇太平天国起兵而滞留家中,曾国藩一定还要在京师过上无数“不能回家的春节”。也足以证明,即便到了晚清,几千年中国人迁徙的状况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还乡

  火车拉来的“传统”

  中国人开始更大规模的迁徙,与西方人一样,还是依靠铁路的贯通。火车这个吐着黑烟、喷着热气的现代机器,给人们带来了“廉价”的远方。为此,曾乘着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诗人徐志摩,写了不少关于火车与旅途的诗文,堪称“文艺驴友”的先驱者。即便如此,整个民国时代,蒸汽火车依旧不能把人们高效地从远方带回家乡。统计资料显示,如果把伪满洲国最为发达的铁路网都算在内,当时火车的最快速度不超过每小时60公里。国内几条干线上的火车速度一般是每小时35到40公里,至多不超过50公里,比现在自行车的速度也快不了多少。

  因此,无论是鲁迅沿着津浦线、宁沪线转沪杭线回绍兴老家,还是沈从文沿京汉线转汉粤线到湘西凤凰的老家,都需要折腾十几种交通工具,往返达数月之久。鲁迅出门念书后,回乡不过寥寥几次。每次回乡都感慨万千,才得以留下几篇影响无数国人的返乡小说。沈从文离开湘西十年后,只返回过凤凰一次,行了近三个月之久,光在航船上就待了四十天,在途中写完了一部游记散文集。

  这种还乡实在是太隆重了,即便是富家子,也不可能动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钱钟书自海外归来、携妻子杨绛回老家省亲,每一次都隆重到海归博士返乡、桑梓震惊的程度。青年毛泽东因一时豪迈,从湖南到上海说动了章士钊出资赞助,送一批友人们奔赴欧洲勤工俭学,回程自己身无分文,只得在上海打了半年的洗衣工,方能返回湖南。

  首先要有大量的人出门远去,其次,每次往返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又是阻碍“回家过年”的最大因素。如果画出一个边际效应曲线的话,可以发现,最适宜的回乡时间不要超过五天,旅途耗费不超过普通人半个月的平均收入,“回家过节”的传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民国时代即便再“封建”的老古董,也不会要求子女春节常回家看看,“春运”压根不存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

  乡愁

  古老中国的怀念

  作为光阴的见证者,我这样的“80后”保存着送父亲出门打工的记忆。他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打工者,1993年远去广东。除生活在别处之外,财富永远只会在别处有,外面的世界总会给人很多想象。即便我也住在沿海,却依旧强烈地感到人们对远方的渴望被积压已久。那时候,我家左邻右舍似乎都有出远门打工的人。

  人们在东南沿海各个省份追逐着资本的布局,像赶海一样奔跑,毫不知倦。新的铁路线和公路线不断施工、投入使用,火车也在不停提速。正因频繁使用,交通也变得越来越廉价。这显然是一种“超大规模人口”的红利。潮水一般人走了出去,恐怕是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不因大规模战争造成的人口迁移。因为走出,才有了回归。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回家过年”才变成一种人们理所当然的全新的“悠久传统”。

  我依稀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父亲一路风尘仆仆从南方赶回来过年的情景。那时候没有高铁,出租车很少,私家车几乎没有。他从南方回来,换乘各种交通工具,足足走了五天。而在今天,飞机、高铁已经成为人们春节回家的普遍选择,更有滴滴顺风车,它已经成为前两种交通工具的有力补充。尤其是跨城顺风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中国一年一度的“社会迁徙”。据预测,滴滴顺风车今年春节将运送3300万人回家,占到民航预测数据(6500万人次)的50.77%,铁路旅客发送量(3.89亿人次)的8.48%。使用滴滴顺风车回家过年,无需抢票,提前预约司机即可;无论城市还是村镇,都能实现一站式到达,省去转乘交通工具的时间与花销。此外,滴滴顺风车真正实现了社会资源共享,方便了乘客,为那些回家过年的远乡游子提供了更为便捷优质的出行体验,而这份体验既是荣耀,也是责任。今年,滴滴顺风车联合新京报开展“回家过年”项目,由滴滴提供50个500元券发放给新京报读者,助力读者回家过团圆年。近乡情愈浓,祝福回乡的你,事事圆满,家人安康。□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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