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7 02:30:02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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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拉·斯利玛尼 遁入孤独的书写者

2018-03-17 02:30:02新京报


以蕾拉·斯利玛尼的摩洛哥采访工作为主题绘制的漫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温柔之歌》
作者:(法)蕾拉·斯利玛尼
译者:袁筱一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即便是见了蕾拉·斯利玛尼的面,和她聊了几个问题,我依然觉得我没有见到真正的蕾拉。蕾拉属于大众眼中的那类 “美女作家”,天然地惹人好奇,甫一获奖,便迎来无数瞩目。但这样的瞩目或多或少会侵扰内心的私密领地,过多重复的问题也会使得对话失去弹性。毕竟,蕾拉也曾做过记者,她懂得其中的试探与周旋。她总是很阳光地微笑着,让人舒服,却也让人无法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疯狂与非理性在她的笑容里尽皆消融不见。或许,蕾拉在公众面前的美丽与笑容只不过是她保护自己的面具,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片隐秘的森林。如此,阅读蕾拉的小说便成了一次幽深曲折的心灵会晤与历险。因为只有在文字里,心与心之间才会卸下所有的防御与戒备。

  偶然与必然

  破除女性的美好神话

  对每个写作者来说,在他们走上写作之路的过程中,总有些偶然和必然的时刻。但对蕾拉来说,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必然时刻,她声言甚至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是如何拿起笔的了。她的写作,更多地是出于偶然,是“本能、直觉与下意识”的行为。但她选择书写女性却并非偶然。

  这或许很大程度上和蕾拉的成长环境有关。蕾拉出生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从小被禁锢在促狭的空间里。在摩洛哥,做一个男人是复杂的,做一个女人更要复杂许多。直到出外求学,她看到独立而自由的巴黎女性们,不由得心生向往。由此,她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破除一些关于女性的美好神话和谎言,希望女性能够挣脱传统的定位,继而找到自己的自由。

  也许是蕾拉对于女性心理的刻画太过细致入微、令人印象深刻,几乎每篇报道都会强调蕾拉是一位出色的女性书写者。但蕾拉认为,并不存在“女性书写”这样一种概念,也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女性心理”。于蕾拉而言,这些女性不过是她书写世界的载体。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刻画出一个又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而女性真正的美就在于她们的复杂性。

  过去人们认为,作为北非人就应该描写北非,作为法国人就应该描写法国。她不喜欢这种严格的界定。在她看来,自己的写作并不属于摩洛哥的文学传统。在摩洛哥,所谓的经典文学讨论的都是“大问题”,比如殖民主义,比如身份认同,比如宗教冲突,蕾拉不想沿着这条大路走下去。她更希望去写那些生而为人的琐碎的情感,写那些“小”的故事。

  所以蕾拉喜欢俄罗斯文学对人物细腻的塑造,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在他们的小说里,主人公总是从心理上被分割成很多很多碎片,总是在苦苦追寻生活的意义,而作家们的职责是为他们的生活赋形。在蕾拉的眼中,俄罗斯文学总是有一种很美的视角,有一种关于人性的悲剧力量,这一点深深触动了她。

  和许多作家一样,蕾拉也经历过失败。她曾花费两年时间写完了人生中第一本书,但当她把书寄出以后,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她极度沮丧,差点放弃写作。直到有一天她产生了一个想法,毅然辞去工作,闭关半年,全力投入写作,最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她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在伽利玛出版社,她幸运地遇到了伯乐,一位非常好的编辑,正是这位编辑鼓励她朝着后来的写作风格前进,形成了如今这种较为残酷、冷硬、直接的写作风格。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孤独与自由

  每个人都是自身境遇中的困兽

  阅读蕾拉的小说,我们总是能在其中读出两个字——孤独,并深深地被这种孤独所吸噬。无论是《食人魔花园》还是《温柔之歌》,几乎每个陷于困境的人都是孤独的。

  在《温柔之歌》里,当保姆路易丝的丈夫死去,女儿也不知所踪,她在熙熙攘攘的巴黎被世界遗忘时,孤独就像毒瘾一样发作,让她透不过气。而当她渐渐发现自己与雇主的世界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发现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转向另一种可能的机会,无路可走时,她的孤独就更深了。她经常在醒来后发现自己身上满是泪水。

  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而身为孩子母亲的米莉亚姆同样有着自己的困境。成为母亲之后,她的世界再也无法平衡。有时候她在一旁看着路易丝和自己的孩子,心里想的却是或许“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当我们孤独时,我们渴望别人的需要,而当我们被各种需要团团包围时,我们又在渴望着自由。这是另外一种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纽带的断裂,生活便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悲剧。

  在《食人魔花园》里,米莉亚姆的失衡被放大成了阿黛尔的性瘾。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平庸与灵魂的空虚,阿黛尔沉溺在了肉体的发泄里。她并非是对那些男人产生了欲望,她向往的也并不是肉体,而是沦陷的情境。正如小说一开始的那个梦境:阿黛尔希望自己是食人魔花园里的一只布娃娃,被蛮族的人群所征服,所吞噬。只有在这样一种幻觉里,她才会暂时从窒息的生活秩序里逃离,获得片刻的欢愉。

  任何一种“瘾”都对应着生活里的某种缺失,对阿黛尔来说,这种缺失是形而上的,她无法用生活的细节来填补,所以她更加感到孤独与无助。她想要结束这一切,但是丈夫的理性与爱的能力的缺失使她无法停止。

  据说,《食人魔花园》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卡恩性侵事件,但最终成型的小说却远远脱离了事件最初的轨道,变成了一个平凡女人的挣扎与无助。但蕾拉想要探寻的,不只是女性的存在之难。阿黛尔在小说中有着一个不起眼的姓——罗宾逊,这个姓氏其实有着蕾拉更多的寄托。在英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很著名的罗宾逊夫人,她是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离婚权的女性。罗宾逊夫人晚年的时候写了一本情史回忆录,这给了蕾拉很大启发。许多评论认为阿黛尔是当代的包法利夫人,但或许,阿黛尔也预示了某种出路,她的身上同时包含着现代女性在个人自由和权利上所能达到的可能性。

  蕾拉很赞同萨特的一句话:“作家是一个自由的人,谈论的也是自由的人。”她深深信奉这一点。对她而言,阅读和写作最为核心的词汇便是“自由”。成为写作者的蕾拉总是主动遁入孤独之中。当写作开始,面对着摊开在桌上即将被书写出来的一页页稿纸,她在心灵里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自由。想到她可以充分掌控笔下的这些词汇,掌控她的语言,并且创造出一个世界来,她感到生命有了意义。

  文学之功用

  把所有思考交给读者

  蕾拉的小说有一种“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不仅是叙事上的,更是结论上的,蕾拉并不是在通过写作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

  比起答案,蕾拉说她更喜欢呈现细节。她认为一个人的吃穿、谈吐以及走路的形象往往比大段大段的语言或者心理描写更有说服力。《食人魔花园》和《温柔之歌》里的种种细节都为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填补的广阔空间。比如《温柔之歌》里,路易丝为了报复而留给米莉亚姆的鸡骨架,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从垃圾桶来到了厨房的桌子上。那鸡架油光锃亮,被啃得干干净净,一丝肉也不剩,就像某种恶意的图腾,读之令人惊悚。这个细节是蕾拉写作中突然蹦出的灵感。她喜欢运用这些细节,细节会赋予平凡之物以生命。

  这种细节感和契诃夫很像,但蕾拉的笔触更为残酷。而这正是她想要的写作效果。因为文学是一种揭露的艺术,其中包含最为苦涩和艰难的部分。在如今这样一个到处贩卖舒适感的世界里,她主张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不适感。

  她相信读者,寄希望于读者。她希望读者们不是出于娱乐的想法来阅读,而是主动积极地思考,和自身的命运联系起来。她希望让读者感到震撼,或者觉得不舒服,这样才能真切感受到她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

  蕾拉一直在回避给出确定性的东西。事实上,蕾拉说,她并不完全知道保姆为何杀死孩子,可能是因为路易丝极度孤独,以至于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她不知道,她只是在《温柔之歌》里给出自己的一种设想。蕾拉也不知道《食人魔花园》的阿黛尔是否会回来,是回归家庭和理性,还是就此放任自流,她的丈夫理查又是否会陷入疯狂,从理性走向非理性。她将所有的可能性交给了读者。

  “最重要的不是给出回答,文学的功用更多地是应该提出问题。”蕾拉希望,读者阅读之后,不是终于看完这本书了,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就放下书什么都不再想了,而是书里的问题能够继续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中,引导读者去探寻。“就好像我邀请我的朋友来吃饭,我给他做一顿大餐,但我不让他吃十成饱,而是希望他时刻惦记着哪个菜还要再来点。文学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就在这短暂的交谈结束之时,蕾拉将疲惫的脸凑向了阳光。在这片刻的宁静中,她的脸上一脸满足。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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