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8 02:30:27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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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与荒岛发生关系

2018-04-28 02:30:27新京报


吉尔·德勒兹(1925-1995)法国作家、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1925年生于巴黎,194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致力于哲学研究。有《尼采与哲学》《差异与重复》《电影Ⅰ:动作-影像》《电影Ⅱ:时间-影像》《什么是哲学》等著作。


《〈荒岛〉及其他文本》
作者:(法)吉尔·德勒兹
译者:董树宝 胡新宇 曹伟嘉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 延伸阅读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二):千高原》
作者:(法)费利克斯·加塔利
吉尔·德勒兹
译者:姜宇辉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年12月

  德勒兹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27岁。那一年,是德勒兹开始中学教书匠生涯的第二年。那一年,一个最终只存活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杂志《新女性(Nouveau Femina)》要出一期关于“荒岛(Les îles désertes)”的特刊。这个杂志的前身是1922年创刊的《女性(Femina)》,1954年以“新女性”之名复刊,好像是先后两次世界大战炸剩的荒岛:总是踩着战争的尾巴浮出废墟,在解放时期漫漫长夜的混乱和希望中盛开和枯萎。这样一个“荒岛”的主题,一定像迸裂的飞石,击中了氤氲在外省中学课堂里的沉闷之思,触发了这个无闻思索者的某种深邃的写作欲望——年轻的德勒兹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荒岛存在的因由》。但这篇处女作像女儿红一样窖藏了50年,2002年才以德勒兹身后出版物的面目第一次在法国出版,即《〈荒岛〉及其他文本》之首篇。而我们中国读者则是又等了一个花季,才在今天伺得窥其芳容的良机。

  “什么是荒岛”与“什么是导师”

  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关于“荒岛”的手稿,与德勒兹早期的哲学史家式写作迥然不同:它不依托和针对任何特定的哲学家,它只面对作者本人的洞察和敏感。但这种洞察和敏感显然又不是完全内在的。虽然德勒兹对自己所处的上世纪50年代战后时期只字不提,但《荒岛》一文中弥漫着海洋和陆地的深层对立、“引向岛屿的运动”,则表露出战后流离失所的人之想象在精神废墟中漂泊的迷思。这种迷思的隐痛,在1964年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的触发下,宣泄为“没有‘导师’的世代是悲哀的”。

  因此,“什么是荒岛?”与“什么是导师?”两个问题可以联系起来理解。导师不是“大众教师(professeurs publics)”,正如“为了让一座岛屿不再是荒芜的,确实光有人居住在岛上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同构性,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欲望运动。要理解这个欲望运动,要先明白鲁滨孙和苏珊娜如何在双重意义上导致荒岛神话的破产。

  德勒兹借用了地理学中对荒岛的一个分类:一个是由珊瑚、火山等有机体生成的自发性、始源性岛屿,一个是脱离大陆的偶发性、漂移性岛屿。前者“重新创造”,后者制造“分离”。鲁滨孙以沉船上所剩之物为资本,“重新创造”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好像劳作创造了价值。苏珊娜与大陆生活相“分离”,在荒岛上找到了大陆生活的复制品。鲁滨孙不需要夏娃,苏珊娜不需要亚当,荒岛神话因此破产了。“荒岛是起源,不过是第二起源。”荒岛给予我们“重复”的法则,一个总是可以劫后余生、重建家园的空间。神话只给出一个时刻,灾难就意味着末日。

  那么导师呢?荒岛是导师的梦想,导师是荒岛的纯粹意识。“一座岛屿是荒无人烟的,我们认为这一点在哲学上应该是正常的。”导师不能充当亚当和夏娃,去生产人类;导师为漂泊者提供荒岛,提供运动和关系的节点。一座岛屿之所以不是荒芜的,不在于有人居住,而在于有人流动,有人带来鲁滨孙的资本,又带走星期五的劳动;有人带来苏珊娜的大陆记忆,又带走荒岛上的复制品。居住则是个死概念,人一旦固着在荒岛里,就也成为荒岛之荒芜的一部分。

  “在重新开始的理想中,有某种东西先于开始本身,这种东西重启了开始本身,从而在时间中深化它、延迟它。”这个“无法追忆之物或这种更深邃之物”就是“欲望”,荒岛是欲望的质料,导师是欲望的形式。然而,欲望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说明。

  德勒兹的世纪:不仅仅是颠覆

  国内读者可能比较熟悉德勒兹(与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1972)和《千高原》(1980)。《千高原》如同无数散布的平台搭建的碎片整体,这是德勒兹的写作风格,也是他的哲学主张。《〈荒岛〉及其他文本》汇聚了德勒兹1953年至1974年间几乎所有的零散发表,虽然也像一个碎片的整体,但显然不是德勒兹有意识的风格,而是历史的刻画。编者有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章,是“为了避免把任意一种偏见强加给文本的意义或定位”。但从德勒兹的哲学主张来看,时间也是一种意义或定位的强加。法国哲学家之所以充满莫测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总是敢于(欲求)漂泊,在漂泊中使用“导师”的力量、借助“荒岛”的推力。然后,漂着漂着,他们就自己成了新的导师,自己成了新的荒岛。

  德勒兹的这本身后编选的文集,无疑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1953年至1974年间,德勒兹是如何从一个个荒岛出发而成为导师的?我们当然可以从德勒兹早期著作中窥见端倪:1953年至1972年二十年间(其中有8年的出版空白期),德勒兹出版了10本著作,分别关于哲学家休谟、尼采、康德、柏格森、斯宾诺莎,作家普鲁斯特和萨赫·马索赫。1969年,德勒兹在巴黎大学(索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也正是从1968年开始,德勒兹从他所依附的哲学史荒岛“分离”出来,开始“重-新创造”自己的哲学:《差异与重复》(1968)、《意义的逻辑》(1969)和《反俄狄浦斯》(1972)……1969年,福柯在评论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的一篇名为《哲学剧场》的文章中,说出了那句脍炙人口但未必让人了然于心的话:“但也许有一天,将是德勒兹的世纪”。

  那么,为什么会有“德勒兹的世纪”?因为曾经有“柏拉图的世纪”“笛卡尔的世纪”“启蒙的世纪”……但德勒兹与哲学史的关系不仅仅是颠覆:“斯宾诺莎或尼采的批判和破坏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不过,这种理论永远迸发于一种肯定、一种快乐,永远迸发于一种对肯定和快乐的狂热,迸发于一种对生命的渴求,而反对他所遭受的摧残与折磨。”德勒兹赞赏和热爱他所写的哲学家和作家,对这种“肯定和快乐”的背叛者如黑格尔,却毫不宽容:“让生命去‘负载’,用各种重负压倒生命,将生命与国家和宗教相调和,将死亡刻写在生命之中,残酷地使生命臣服于否定,让生命承负着内疚和不良意识”。

  因此,“德勒兹的世纪”就像侦探小说丛书《黑色系列(La Série Noire)》(1966年已出1000本)所进行的革命:没有探索与发现真相的天才侦探,“问题在于对差错的令人震惊的补偿。”警察与罪犯,主人与奴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善与恶,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我们在传统哲学框架里所能想到的所有二元对立,都处于一种深度的渗透、共谋、补偿和平衡关系之中。德勒兹通过伊波利特的《逻辑与实存》告诉我们:没有本质的本体论,只有意义的本体论。

  世界不是真与假、现实与想象、绝对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对立,而是“戏仿(parodie)”。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不是前两个批判的补充,而是它们的奠基:诸官能的协调是理性与实践的基础,“所有被规定的协调都归诸这一未受规定的自由协调,而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无利害的快感、无概念的图式,就是想象力的法则,想象力向知性和理性发出信号,使“每一官能都变得可以为其自身而自由的游戏”。柏格森也不问“为什么存在某种事物,而不是什么也不存在”,而是问“为什么是这种绵延(durée)的张力?”,为什么是这种速度、比例和频率?“存在就是差异,不是不变的或无差异的,也不是只作为错误运动的矛盾”。绵延就是生命冲动的现实化和分化,生命冲动转化为行为,就成为差异。这种与差异同一的存在设定,使“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异在绝对之中被超越了”。存在与差异之间的这种绝对同一性,就是意义。凭着这个差异/存在的意义世界,哲学拥有了一种诗意生命特有的抗议力量:卢梭用疾病保存自己的美德欲望,用消除记忆来清退激情——因为“我们永远是在已逝的过往中爱一个人”,激情是记忆特有的疾病;雷蒙·鲁塞尔用词的重复开启意义的差异,在解放性的重复中使独一无二的事物内化于自身,从而使语言超越了(停留于)自身的空洞,让世界从这空洞中呈现出来;埃克塞罗斯用行星思想建立形而上学之后的“荒诞玄学”,用漂移代替对立,用游戏取代相对和绝对的形而上学关系:“带着欢乐和悲伤,没有欢乐和悲伤”。

  这就是德勒兹的世纪:“肯定和快乐”的哲学。

  □汤明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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