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07 03:30:04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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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之舞》 揭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双重面纱(1)

2018-07-07 03:30:04新京报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圣彼得堡皇宫前大阅兵图。本杰明-派特森绘,约1803年。

  眼下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正在俄罗斯本土举行,吸引着世界对这片占据东欧辽阔版图的庞大帝国历史、文化风情的关注。

  有别于英、美、德、法等“原汁原味”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流精英极力仿效已踏上富强之路的西欧国家的“文明”经验,然而这一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造并未成功驯化本土民众,由此导致一个庞大国家的内部分化出“本土”与“文明”两种完全不同、相互抗拒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进而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给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对理解东欧剧变与当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也不无裨益。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继《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后,于2002年出版了又一巨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再度引起巨大反响。前者旨在考察苏联时代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与管控,后者则从更具阐释空间的文化史角度着眼,考察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俄罗斯各社会阶层内心深处两种民族文化认同观念之间的展演。同《耳语者》一样,该书以细致入微又荡气回肠的笔触见长,运用了圣彼得堡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国家历史档案馆及莫斯科联邦档案馆等地收藏的大量私人手稿和文献,使得作者的论述更加入木三分。

  彼得堡: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桥头堡

  从中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脱胎而来的近代俄罗斯,始于彼得堡。在这里,醉心欧化的彼得大帝以西欧国家的“文明”为样板,开始对俄罗斯民族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凭借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彼得堡的恢弘建筑拔地而起。这里没有繁荣商业与地缘政治的根基,只有彼得大帝对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乌托邦城市格局的推崇。彼得大帝希望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塑为欧洲人。为此,俄罗斯人必须抛弃那些传统的风俗,接受西式文化与生活习性。这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贵族精英,他们住在彼得大帝为他们建造的宫殿里,过着以华丽宫殿、进口艺术品、舞会和宴会为核心的西式奢华生活,并效忠于沙皇本人。

  这一时期彼得堡的贵族宫殿,是一种被公开展示的剧院。在彼得大帝的强制推行下,贵族的生活起居必须按照礼节和规范。他们像学习外语一样学习这些礼仪和习惯。他们在自家豪宅的楼上举办音乐会和化装舞会的沙龙,邀请诗人,召开诗歌朗诵会。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改造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以来自外国的道德、审美规范、生活品位和社交礼仪规训本国的上流精英。知识阶层为俄罗斯过去的“落后”与“黑暗”哀叹,他们希望俄罗斯能够在彼得大帝的率领下走向现代化,融入正在崛起的欧洲列强世界。贵族家庭的女性成员变得越来越有教养,在艺术方面具有造诣和鉴赏能力。普希金时代的文学作品,其读者多是女性。对18世纪的俄罗斯精英阶层而言,欧洲,尤其是西欧,是文明教化的发源地。在俄罗斯文艺界的倡导下,到欧洲游学成为青年贵族在生命历程中进阶的一条必经之路。

  然而,在异邦的游学促生了旅游文学的萌芽。这种文学通过发现俄罗斯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落后形象,塑造了俄罗斯相对于西方的自我认知。以西方作为他者,从普希金到斯拉夫主义者的大多数俄罗斯人既在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面前感到自卑,又将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流世界视为腐败和堕落的。作家兼外交官的冯维辛在《旅行书简》中称,巴黎“充满了谎言和虚伪”。在这里,“友谊、诚实和精神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转而认同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淳朴生活风俗,认为这意味着道德层面的拯救。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注定成为堕落西方的救世主。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剧烈变动,这种对欧洲爱憎交织的纠缠与困惑,使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一代俄罗斯贵族作出与他们父辈不同的时代抉择。

  西伯利亚:俄罗斯贵族的自我放逐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削弱了俄罗斯人心目中理想的欧洲形象。对革命后法国社会动荡的恐惧和疑虑,使俄罗斯贵族阶层抛弃了以法国贵族为参照标准的文化大同的启蒙理想,转而探索俄罗斯本土文化之根。俄罗斯人意识到,他们不是法国人或其他国家的复制品,他们是俄罗斯人,并且注定只能是俄罗斯人。俄法战争是促使俄罗斯贵族精英文化觉醒的导火索。

  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宣布成立军政府,执掌了军政大权,法兰西共和国开始向法兰西帝国蜕变。在此期间,伴随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扩张,法兰西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1812年,拿破仑一世借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破坏《蒂尔希特和约》,率军60万,侵入俄罗斯本土。拿破仑的入侵动摇了俄罗斯贵族的法国情结。一批参加俄法战争的俄罗斯贵族军官通过战争进入农奴的世界,他们认识到农奴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并在战后致力于改善农奴的待遇和地位。“1812年的孩子”一代崇尚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和不拘礼节的率性生活。他们放弃墨守成规的政府公职与意味着契约和效忠责任的贵族身份,把大量时间用于逸乐和文学艺术消遣等方面,对生活在彼得大帝阴影下的父辈秉持的社会等级与秩序嗤之以鼻。他们放弃了旧式沙龙式的修辞语言,转向一种更为简练的笔触讴歌俄罗斯农奴的日常劳作和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他们致力于塑造一种旨在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风格。这意味着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已然发酵。

  尽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位有着进步和开明思想的君主,但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实施的军屯政策强制农奴出身的士兵为国家种地并进行其他义务劳动。军屯政策得到了沙皇的支持,激起了以沃尔孔斯基、彼斯捷尔等人为代表的同情农奴的贵族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后者暗中密谋旨在推翻沙皇统治的起义。不幸的是,由于组织不周全、行动不果断,起义未能成功。大逮捕和大清洗随之而来。由于当时俄罗斯官方已经废除了死刑,沙皇决定将大多数被称之为“十二月党人”的涉事贵族军官流放至西伯利亚。

  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并没有消磨这些被流放的贵族军官的意志,反而促成了他们的坚韧和团结。他们的妻子追随他们的足迹,与他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开辟出一种更加简单、更具有俄罗斯农民的风俗和习性的生活。家庭关系变得更为亲密。流放者自己带孩子,从而塑造出相较于18世纪贵族家庭遵循的由仆人照看孩子的方式,家庭成员之间更为融洽的代际关系。他们将西伯利亚视作一片充满了民主和希望的土地。如果说1812年的俄法战争使俄罗斯贵族摆脱了法兰西贵族的文化殖民,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则意味着俄罗斯贵族在远离政治与商业中心的边陲地区建构本土文化认同的努力。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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