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读经活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图为兰州某小学启动孔子像揭幕暨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图/视觉中国
《当经成为经典》
作者：任剑涛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4月
围绕现代中国建构，讨论儒学的重建尝试。
现代儒学，有一部曲折的百年史，被抛弃、被批判，也被倡导、被设想。
儒学在现代社会中有其重要价值。只是，再浪漫的设想都无法让它重返“经”的巅峰时刻，这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的判断。将来中国是成为一个更加现代的国家，儒学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作为一种“经典”思想资源参与这一进程。
任剑涛把现代儒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那年他6岁，还不知“儒学”、“孔子”、“传统”为何物，却已经在时代潮流中与之产生了联系。
现代儒学的 前 半生
一个学生的困惑与迷茫
阆中（今属四川南充下辖县级市），史称“巴蜀要冲”。清代早期，朝廷在这里设立阆中清代考棚，作为开科取士的重地。考棚也叫川北道贡院、四川贡院、阆中贡院。
1905年，清末局势全面紧张，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人上书变法，推广学校教育，以儒家经典为考试核心内容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儒学失去了作为“经学”一统天下的制度依托。传统儒学寿终正寝，现代儒学的时间就此开启。阆中清代考棚也很快闲置了。
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然而知识群体的观念已逐步更新，政令无法统一意识形态而使儒家重返巅峰。数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彻全国，“德先生”“赛先生”和“民主共和”成为一种知识潮流。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则不赞同“打倒孔家店”对儒家的全盘否定，当然也同意袁世凯的“尊崇伦常”，而对传统儒学报以同情的态度，在中西学融合中谋求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出路。他们在20年代正式形成现代新儒家群体。
不过，对于阆中来说，还是开办了师范讲习所。清代考棚成为场地。
1949年后，阆中清代考棚曾被改作会议场所和县招待所，后经“文革”改造，作为“孔家店”的遗产，后院和殿堂被拆除，只留下前院。这期间，一所叫“阆中红旗路小学校”的学校在旁办学了。
1968年，6岁的任剑涛就在阆中入读这所红旗路小学校，教室毗邻贡院考场。到此时，阆中清代考棚已历经一个甲子的演变，见证了晚清以来的大变局和儒家命运：此前，它与其他贡院一样是选拔和输送儒学人才的场所，是读书人实现“学而优则仕”，获得家族荣光、官位权势和声望的通道；此后，从民国的“新生活运动”到共和国的革命，它所象征的儒家都被视为前行道路上的障碍。
在红旗路小学校，任剑涛的班主任是阆中县城一个彭氏地主家的孩子，初中毕业从教，个子不高，带上小板凳站着教书。任剑涛是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什么都不懂”，对要反对的传统也一无所知，而高年级学生就把这班主任的双手反捆在背后，将头压低。
这使任剑涛在脑海里形成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疯狂和浑噩，另一个则是抽象的“传统”。直到1974年，他上了初中才因为一系列革命话语而知道“孔老二”是谁，一个先秦人物，诸子百家之一。跨越两千年，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与当下联系起来，对于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需要想象力。即便通过革命话语想象可以建立一种联系图景，却毕竟不是经验或经历，甚至包括阅读经验都不是，“对传统的印象非常负面，但也只是记忆，没有读多少传统。”
到了高中阶段，任剑涛“浑浑噩噩”，直到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出现。这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二年，任剑涛考到南充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专业。从那以后，政治学成为他观察、思考和辨析问题最基本的一种学理逻辑。
同年，山东大学组织了一场“文科理论讨论会”，与会者讨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评价。 “不应全盘否定孔子，对孔子必须一分为二。”他们希望扭转对儒家的态度。
而关于1978年，最深刻的事件是即将全面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随后市场化环境得以生长，社会空间破土而出，整个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成为最大共识。围绕儒家的讨论极少，即便涉及也一般认为是限制因素。与读中小学时相比，此时的任剑涛对儒家的感受发生细微变化，“对传统仍不了解，但原来的厌恶也没有了。”
现代儒学的 后 半生
一个学者的观察与批判
1985年前后，围绕现代儒学出现了一些标志性事件，比如“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对第一批现代儒家作研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中华孔子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孔子学会”）等社会组织出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方克立和李锦全等人主持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那是一个“文化热”的年代。
不过，从论文数量看，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就很少了。最流行的是中西文化宏大比较及其角度。以此研究儒家思想的，多是中庸立场。批评者也有，比如景海峰在1987年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的《当代儒学思潮简论》就认为现代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因而反对其对宗教意义的道德复归。
受李耀仙影响（任剑涛认为他是四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高峰），任剑涛在大学期间对中国思想史也产生了兴趣。不过他此时并未进入儒家思想领域。
1982年，任剑涛大学毕业后到攀枝花中学教政治课，第二年到电大教马哲，为期4年。1986年，到中山大学进修并于次年考研师从李锦全，1989年毕业留校“德育研究室”任教，1993年，调到政治学系上专业课，但是“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
任剑涛真正系统性去读儒家的著作，已经是1994年。因为从那年初至1996年底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9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究转向学理，讲究问题、论证和规范。任剑涛从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政治与伦理关系提出问题，如果说政治伦理化，谁把政治伦理化？如果伦理政治化，谁又把伦理政治化？按他的观点，即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双向同化，孔子确认了二者内在关涉性，孟子完成政治伦理化，荀子突显了伦理政治化，董仲舒以天的系统完成同化。1999年，任剑涛博士毕业3年后，论文《伦理政治研究》出版。到此时，情感上的“亲和感还是很难建立”。
也就在这一阶段，港台和海外新儒家（李明辉等并不同意这一归类标签）的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人作品快速进入到大陆。“七五”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于1992年也被列为“八五”的重点课题。一时，兴起“儒学热”。
同期，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一并进来，其对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等议题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在国内产生了思想层面的一种响应。儒家思想被认为重视人的生活世界、日用伦常，主张“天”的神圣性，通过“天人合一”可以解决现代困境。任剑涛参与了探讨，他从中西文化的比较维度上提出更审慎的判断，指向知识的限度，以及中西现代化状况的现实比较。后结集为《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出版。
1998年，任剑涛被中山大学推荐参加哈佛燕京学社，学社社长杜维明亲自面试。任剑涛回答面试问题说，牟宗三的心性儒学已经是高峰，现代儒家的知识生长点应该是社会政治儒学，得到了杜维明的赞同。
进入新世纪，蒋庆提出他所设计的王道政治即所谓“三院制”。不久后，“大陆新儒家”的提法形成。随后其他新儒家从政治、文化或宗教等诸领域写出了一批作品，重构或绘制政治蓝图以期影响政治制度设计，以使儒学重返“经”的巅峰。
任剑涛参与儒学思想的讨论随之也变得频繁，与他们在观点上不断产生碰撞。他将儒学思想和现代儒家作为了一个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承认其现代价值，而学理的研究要求研究者限制个人情绪，进入现实观察和逻辑辨析。新书《当经成为经典》出版了，归根结底是确认一种判断，儒学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经”的位置，政治、社会、文化已全面变化，将来中国是成为一个更加现代的国家，儒学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作为一种经典思想资源参与这一进程。这是现代儒学的基本处境。
B02-03版撰文、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