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生于1962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伦理政治研究》《公共的政治哲学》《当经成为经典》等作品。
《伦理政治研究》
作者：任剑涛
版本：吉林出版集团
2008年2月
作者博士论文的再版，探讨早期伦理与政治的互构。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
作者：任剑涛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03年7月
对传统伦理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进行反思。
（上接B02版）
断裂 现代社会的普遍事件
新京报：听你谈现代儒家，终究还是遇到一个尴尬问题。一旦你引用关于经学的古典词句，除了孔孟语录，剩下的基本上我听不懂，也因此曾被一位长辈质疑说，你们80后、90后接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围绕传统文化教育的观念随之出现了一些转变。按此标准，他们认为当年的教育存在“缺陷”。
任剑涛：这是传统遭遇某种断裂的尴尬。但我认为指责者自己的资格也可能很成问题。他们无法指责任何时代不懂传统。为什么呢？
其一，自晚清以后，我们曾经逐渐进入一种激进革命氛围。陈独秀说得明确，“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按今天通俗表达，就是终于发现儒家伦理不行了。但要注意，这不是说陈独秀犯了错误，而是到了这一阶段，大家确实觉得儒家伦理不太行了。所以断裂也不怪我们，由此一直断裂到了80后、90后，为什么？因为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还未完成。
其二，革命氛围直入生活世界，使得儒家伦理的人伦日常在基层社会被废弃掉。晚清已经很严重。现在常说民国时期还存有一些，实际上同样很淡薄了，而共和国席卷而来的革命使之荡然无存。指责者想必也是50后、60后的人，跟你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到了中老年，开始觉得什么位置都有了，精神空虚需要找传统寄托。
其三，关涉到现代知识和传统知识的对立性和冲突性。现代知识，原来概括为“声光电化”，后来包括社会科学。这对西方首先是一个断裂。古典教育在西方也不是很普遍。比如，哈佛有通识教育，但更重要的是专业教育。洪堡对现代大学进行改革，被广泛接受，并传到了美国。洪堡方案认为，大学是知识传播和创造的专门机构，而知识一定是分门别类的。
新京报：所以除了晚清以来的革命或运动等因素，新式与古典教育的传统断裂也不是一个东方或西方问题，而是现代社会里一个普遍事件？
任剑涛：简单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变迁，尤其是知识分门别类爆炸性发展的结果。如今哪能像孔夫子或苏格拉底一样跟学生坐成一圈，天下大事，不分专业随便议论？即便是一些所谓通才学者，被问研究什么，也得说出具体领域以扮演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
现代教育也好，现代知识发展也罢，都以专业的深耕扭转或代替了古典教育的通识天才。什么都懂的人，现在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结构，并不是说在情感上要断裂，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新式教育方向错了。通过恢复国学教育也不能解决问题，那只不过是一个修正性的措施。这是现代社会的难题，不是中国才有的。
续上 古人不为今天负责
新京报：与“断裂”相对应的一个说法叫“思想不死”。思想有其生命力，甚至变得伟大。这是其一。另一方面，思想不死也指不断有后来者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去讲述，通过追溯历史、复述祖先来为自己的观点增加正当性。即便思想被遗忘了，也可能被重讲。除了皇权和宗法系统支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儒学的生命也来自无数儒者的重讲和实践，在此意义上是否可以说儒学与其他诸家学说是一样的？
任剑涛：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位很有影响，现在却不太提的学术散文家赵鑫珊，当年他写《科学哲学艺术断想》说的就是你说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在大学里学科学的人不会去读欧几里得几何（除非是研究科学史），学文史哲、政经法的人却要去读《理想国》呢？
如果按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说法，是因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古圣先贤揭示了一个此后2500年左右人类思想的核心问题，关于人，大写的人，构成了我们思考的一个古典源头。比如，今天已经朗朗上口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欧洲的斯芬克斯之谜。关于人的问题，是人类存在思考的核心问题。
与自然科学家研究物质结构不同，人类靠洞察力、靠思辨来认识自身，要到苏格拉底那里，诸子百家那里，以及印度及其他文明的原初思想里去找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大陆新儒家始终要说孔子和孟子讲什么，也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辩护。也就是港台新儒家已指出的：这是我们思想的根源意识。我们不可能不理历史、不理思想，而横空出世。
但是，“思想不死”不等于说印证一个历史思想就了结。程颢讲，“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吾学虽有所受”就是思想不死，另外也要适应人生处境，自家体贴出一个先贤还没有体贴到的东西，否则不是白活了？如果所有东西，孔子已经讲完，那你就“死”了，你又不愿意“死”，只讲孔子如何讲就是废话。
新京报：实际上，思考一个现代学术命题或政治社会命题，也可能从典籍中寻找思想支持。比如，有论者提出一个命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其他儒者学说中就得到阐释和论证。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中国思想教材也同样有此取向。你的研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任剑涛：我做儒学或传统研究，一直不同意这种研究进路。把古典儒学说成是现代，甚至超现代的学问，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字评论：“荒唐”。因为古典再伟大的思想家，再有预见性，也没有这个复杂社会的经历，不可能替现代人考虑所有问题。按照孔夫子的说法，也“思不出其位”，为什么呢？
第一是社会位置限定思考角度。没有当过政，就没办法在国家高度思考问题。第二是位置由时空决定。农耕文明的早期，考虑的问题包罗万象，但要说解决了充分发育的现代社会的问题，那怎么可能？第三，撇开现代体验，专寻传统根基常常就是文化不自信，自己这一代人无能，要去找祖宗为我们遮羞。
古人绝对不为今天负责，但我们绝对要为古圣先贤骄傲。这是两种态度。为他们骄傲，是我们要有历史主义的传统认同。而要古圣先贤负责解决一切，盗用古圣先贤之名，是一种很不诚恳的文化态度，遮蔽了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眼光。所以，在这一点上，大陆新儒家要校正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
竞争 诸神要动起来
新京报：研究儒家的群体里，你的身份位置比较尴尬，政治学同仁不理解你何以持续要一只脚踏入现代儒学研究之门，新儒家也拒绝认同你是他们的成员。而你强调给自己的定位是“现代知识人”。如何理解？
任剑涛：我特别不想在公共讨论的时候涉及个人信仰。信仰的立场可能会招致无端的压力，所以没必要。我也拒绝别人对我的研究贴标签。面对问题讨论的时候，只要坐在一起，应形成的共识就是我们是现代知识人。
第一，现代知识人不是一个单纯亮立场的信仰者。知识人服从知识逻辑，而不只是服从价值逻辑，否则坐到一起来都亮立场，除了你死我活，价值纷争解决不了。当然也有价值的公设性，比如相互尊重，辩驳可辩驳的分歧。
第二，承认现代知识发展的分工合作原则。我历来声称自己不是做完备的儒学研究，要做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受专业视角规定，提供一个现代政治学视野中重塑的儒家状况。但是大陆新儒家拒绝这种原则，他们自认为什么都懂，“你那个政治学算什么？我们儒家就是儒家。”现代知识人强调须有专业视角，才能提供深刻的知识论证。否则只是浅薄的意见。
第三，文人强调抒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人，做研究或参与公共讨论则不能情绪化对待问题。文人情怀不解决任何问题，都需服从知识的逻辑。知识逻辑是一种冰冷的理性逻辑。
新京报：所以，你常提的“诸神要动起来”，其方式也是通过知识逻辑的平等竞争来实现吗？现代儒学也是其中之一。
任剑涛：对。动起来的方式，就是各方面都要去面对残酷的思想市场，而不是自媚，在圈子内互相夸奖。比如在这一点上，姚中秋夸蒋庆是60年来唯一的思想家，那只不过是你们互相欣赏。作为一个现代知识人的态度，第一要接受现实存在的知识共同体的检验，第二，要清楚是不是某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是一个历史检验问题，当时表扬没有意义。大陆新儒家的互相欣赏招人讨厌。尽管大部分都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的说话已经算客气，还没刺激他们最软肋的部分。
严格意义上说，研究要有可公度性，与外部交流，接受检验。在现代社会，外部评价很关键，因为外部才保持着公正性，而内部只是相互的欣赏。更关键的是，现在面对全球化时代，儒学提供了什么新的知识？如果没有，就需要严肃反思，因为古代儒家讲得可好得多了。以性为情，那是不行的。大陆新儒家需要提供可靠的知识论证，而且是可以进行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