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9 02:30:02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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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大理 是“嬉皮”,不是“嬉皮”?

2018-09-29 02:30:02新京报

六是日本千叶县人,本名上条辽太郎,后来迁居到大理,人们称他为“六”。他在城市里长大,18岁和22岁先后两次离开日本,到澳洲、印度和中国旅行。他去不同的地方,遇到喜欢且适合的就住下来,依靠劳动和服务换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处,用做农业的方式随遇而安地生活几年,一路上不停地学习技艺、融入当地的生活。22岁的那次旅行把他带到了大理,他一住就是七年。在大理,他采用自然农法进行耕种,结识了妻子阿雅,并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他用最自然的方法教育他的孩子们。


六的爱人阿雅抱着孩子站在田边。


六和在田边长大的孩子们。


院子,石头墙和养的鸡。


六和阿雅喜欢简朴的房子。

  六是日本千叶县人,本名上条辽太郎,后来迁居到大理,人们称他为“六”。他在城市里长大,18岁和22岁先后两次离开日本,到澳洲、印度和中国旅行。他去不同的地方,遇到喜欢且适合的就住下来,依靠劳动和服务换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处,用做农业的方式随遇而安地生活几年,一路上不停地学习技艺、融入当地的生活。22岁的那次旅行把他带到了大理,他一住就是七年。在大理,他采用自然农法进行耕种,结识了妻子阿雅,并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他用最自然的方法教育他的孩子们。

  “突然渴望脚踏实地地活着”

  与六说话时的那种感觉不可言传。虽然六的汉语词汇不够丰富,表达间隙常有停顿与踟蹰,因此其话语通常呈现为一种破碎的、曲折的、断片式的状态。但他有一种语言天赋,能用很少、不断往复的词汇将意义导向至为幽微之处,那些断裂的句子也并没有失去它们的生命,其气息依旧彼此勾缀,连成一脉。

  这让我想起六对于细菌的认识。他说,看不见的菌群在一段时间里相互影响,形成发酵食物特有的味道,这有点像人和人在彼此的气息里交往——我们带着各自的细菌生活,在某种契机下开始相处。六偏爱那些能够发酵的事物,人的意识、感觉、对过往的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都在缓慢地发酵、永恒地生灭,这其中有一些看不见也说不清的事。

  六相信这些,还有其中蕴含的力。所谓“力”,用六的语言来讲,就好比做东西的人与吃东西的人。做的人心里有一种爱,吃的人吃到一种味道,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这中间有一种看不见的力,可以给人以能量。

  我还想起六所做的音乐,他的音乐是有呼吸的。他常常为他的庄稼演奏澳洲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迪吉里杜管的声音来自一阵小型的风,从空心的核桃木长管中发出。六辨析风的来源,控制它的力道大小。这力形成了音乐。各式各样的迷幻电子乐和摇滚乐也曾让他抱住一股混沌之力,似乎可以抵抗些什么,但他抵抗的东西很缥缈,也许只是孤独感和被无形的条条框框困住的感觉。

  六形容年轻时的自己“脚不沾地,有点飞”,某次从高处坠落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了某种名为“隐喻”和“命运”的东西,他突然渴望脚踏实地地活着。如今他不再“抵抗”,学会了一个新的词语——接受。多年跨越国境的旅行让他懂得包容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也教会他平和地面对不同的社会规则。

  六反思说,也许每一代人反叛的都是上一代人建立的制度和传统,父母那一代反叛的东西经由他这一代的反叛又回来了。

  【对话】

  像嬉皮,但并非嬉皮

  新京报:“如果抱着一个不好的想法死守在一个地方就太沉重了,而且总是待在一个特别熟的地方也不好玩。”你这样说过。但很多人是安土重迁的,而你虽然亲近土地,却并不对土地有执念,也似乎不对故乡有执念。

  六:我在大理七年,时间越长就越理解这里。但七年的时间,对于理解土地来说还不够,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我喜欢待在一个地方久一点,然后继续旅行。对我来说,总是在一个地方,就会失去新鲜感,我的性格里有这种需要新鲜的东西在。以前会有怀乡的想法,现在没有了,在哪里都一样。如果在日本,我的生活轨道就会固定下来,但如果在日本之外,我的人生中就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我喜欢从零开始,不需要安全感与稳定的感觉,我“接受”这样的状态。但我不是说稳定不好,没有“好”与“不好”。我可以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但不能说“好”还是“不好”。当我想好与不好的时候,我的心会很累,会越来越窄。

  新京报:你觉得大理是个怎样的地方?

  六:日本和大理的差别是,大理很方便,有很多新鲜事物,几个月就有很大的变化。但在日本农村,好几年都不会有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老人的去世。在日本很舒服,有人们所谓的安全感,但在大理就没有这种安全感。我刚来大理的时候,人不多,很安静,但有一种刚刚开始要变化的感觉。只三四年,大理的人就多了起来。这种变化既有趣又乏味,但我的生活是不变的。

  新京报:你说,如果想保持人的天性,得吃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它们驯化着我们的内在。但很多人并不会从精神上打量自己的食物。

  六:如果我们吃自然的东西,心就会干净一点。如果吃了不开心的动物,人的心也会变得不开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其中会有一些看不见的影响。我改变不了很多,但我可以把我自己种的东西分享给他人,分享这种幸福。

  新京报:你相信一些看不见也说不清的事,在宗教里也有很多类似的相通的东西,比如基督教里的“上帝”,就是看不见的,它引起人的敬畏,指向一种信念的东西。你说,人应当被信念领着去和世界对话。你的“宗教”是否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宗教呢?

  六:是的。比如佛教里的“佛”,它也是看不见的,它在我们的心里,但我们的“心”也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应该敬畏自己的人生。我的宗教比较自然,日本有一种自然的宗教,名叫アニミズム(Animism,万物有灵),南美也有。宗教也没有好与不好之分,我们只需要有信念。我们拥有的不可能是一直成功的生活,不可能是一直开花的、幸福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受伤、生病、甚至自杀,会怀疑,为什么自己的人生是这样?我对所有都“接受”,还是需要“相信”。

  新京报:很多人用“嬉皮”一词来形容你,你觉得自己是“嬉皮”吗?

  六:我不是嬉皮。“嬉皮”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物,他们反叛现实世界。我是一个比较随便、比较自由的人,喜欢自然,喜欢自己种地。有人说我是“嬉皮”,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嬉皮文化给我的影响很多,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嬉皮”。我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很不相同,他们有明确的想法,反对越南战争等,而我并没有某种明确的理念,没有太多的意见。像嬉皮,但并不是嬉皮。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编辑:马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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