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娅曾经是一位媒体写作者，因为对写作与生活的迷惑从北京回到了家乡大理。因缘际会结识了六，和他一起种地。但是在很多年后，她才决定去书写六。

　　当我描述六的时候，我有种感觉，我是在复制苏娅的语言。因为不管我以怎样的方式将我与六之间短短不过三次的接触倒带回放，我脑海中的六似乎都携带着苏娅这本书里的气息。我被她的语言绑架了，或者说，俘获了。但苏娅说，写作本来就是一个与记忆相互重构的奇妙过程。

　　回 忆 断 片

　　写这本书时，我找回了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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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写完《六》，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却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写这本书，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去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却被一个念头轻轻击中——我要把六的故事写下来。我想试试，为那些难以名状瞬息万变的自然事物，风霜雨雪、彩虹和细长的乡道、开花的树，还有寒冷，赋予句子的形状。

　　五年前，我辞掉媒体的工作，从北京搬回大理。有两年的时间，差不多是纯玩着过去的，我几乎什么也没写，当时非常抗拒文字，感觉每写下一句话，都在远离什么。为什么每次写之前，相信自己拥有很多，而写却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不断地质问自己。

　　住到一个距离山林很近的地方，遇见眉头舒展的人，欣赏日出和黄昏，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愿望。什么都不写，其实也很好。那时，我经常骑着自行车沿着洱海环行，田边盛开的梨花和三角梅撞我，云朵撞我，田野上弥散的光和雾撞我，一个个句子在车轮滚动中撞我，浮现又消失，这个闪逝的感觉好极了，我想忘记景象忘记词语忘记熟练掌握的句式，等该忘的都忘了，那些注定会在心里留下形状的事，还会回来。我相信写作和记忆相互重构的奇妙过程，相信无论多么轻微的事物，都有一个存在和消失的轨迹，如果诉诸语言，就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考虑过的事物存在的因由。就是为什么要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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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相对完整地了解了六的过去、现在和他对未来的想法，可以肯定六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六一家始终如一地在离我很近的村子里生活着，这种一致的持续的生活，让我感觉又可以信任文字了。这个感觉来得很笃定，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打扫，忽然感觉：我又可以写了。

　　这本书写得很快，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写，感觉不到时间流逝，每天写很长时间，八小时、十小时，只有这一件事情。在一个稳定的节奏中写到一个半小时之后，所有日常的烦恼和困惑消失了，喧嚣消失了，感觉被一个嗡嗡嗡的声音包裹着，送到一个平静的核心里。语言让我找回平静，就像六在触摸泥土时，握住的信任和感恩。写作最好的状态是“凝滞”，无数的变化飞快地生成，但没有一种习得的语言可以赋形，有时候只能停下来，等感觉变钝，所以，写下的只能是命名或自我的防御。伴随着天亮前云幕明暗和颜色的流转写下的句子，经常超出我的智力水平——我不是说它们多么非凡，而是那种真实和明晰，触动了我。

　　我想写：一个人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将来又会去哪里。我理解的六，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我相信再卑微的人，也想看清自己走到这里的原因。我也接受这种不够准确的信息是我们共同命运的一部分，这是语言自由进行的方式，它既命名了一些什么，又有一些信息在飘荡的状态里，继续生长，更重要的是，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出来。不可知，但并非完全不可说。

　　□苏娅

　　【对话苏娅】

　　站在旁边，欣赏这个可能的梦想

　　新京报：在这本书里，你的个人风格很突出，尤其是穿插在人物之中的关于自然风色的描写，人与物的过渡很自然，而且这些自然风物对于六的形象塑造还有你的语言表达似乎都不可或缺。

　　苏娅：描写自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最放松的，但并非刻意寻找。写完六回头来看，我感觉这些关于环境、气氛、景物的描述是我和六之间看不见的事物的交集，我感受到的其实是他的生活常境，它们只是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人在放松的状态下，意识是流动的，是充满偶然的，我喜欢这种印象式、碎片式的写作。

　　新京报：你说，写作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也是和记忆相互重构的过程，那么，“六”的形象是否也是被你的语言所建构的？在这个记录的过程中，哪些东西失去了，哪些东西又是添加的？

　　苏娅：当我们在说添加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在篡改这个人本身的样子，但我不愿使用这种描述。“六”确实是重构的，文本中的“六”和真实的“六”肯定是有距离的，我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个客观事实。对我来说，使我着迷的一点是，我可以不断去拓宽客观写作的边界。如果我只是写他的生活状态，不写环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自然的微妙的东西，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以前的媒体写作经验告诉我，要尽可能提炼出清晰的叙述主线，剔除主观的东西。但我很怀疑，这就是客观的、真实的东西吗？其实在最初选择那个客观的观察点的时候，就已经是主观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也并非是重构的，他是真实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六有一种语言天赋，能把对话引向深入。

　　苏娅：可能因为六不太会用汉语表达特别复杂的东西，只能贴着一个现象描述他的想法，这样就会有一种感觉，他语言里的那种确定性非常强烈。汉语中有很多模糊的表述，当他在使用这种模糊的语言时，他就需要找到一种最清晰、最明确的东西，就会出现一种非常简单、直接、朴素的陈述句形式。比如“爸爸的一生太寂寞了”，“冬天的菜太寂寞了，他们是慢慢长熟的”，“早上我去地里，下着雨，我看见小虫子躲在叶子后面，秘密地生活着”，这种句子很多。它很简单，但很饱满，带着原始丰饶的诗意。可能是他的母语表达使然，也可能是他使用不熟悉的语言时的结果。在使用异质的语言时，我们多少会漂移出去一点。

　　新京报：你认为六的理想为什么会在大理发生和实现？

　　苏娅：首先，物候、天气等自然因素是很大的原因。大理很多时候都特别亮敞，户外活动的条件非常充足。它的光照、雨水都很好，排水也很好。所以六觉得，没有在大理种不出来的东西。许多人说，大理很像阿尔卑斯山，但阿尔卑斯山距离人烟很远。在大理，村庄和山林的距离非常近，这样心里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晚上坐在院子里所闻到的晚风吹来的那种山林的气息，和其他平原地区闻到的气息也都不同。和丘陵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它是那种延绵的、不断展开的山，都是缓坡，阳光充足、林木茂密，但很开阔。在大理，村庄的排列很适合朋友之间的聚会，每个村子之间距离不远。在那里，人情是由空间决定的，而且人情的远近也很适度。

　　新京报：六的故事对城市里的人很有治愈性，但它并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你觉得这种治愈性从何而来？

　　苏娅：首先我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六有一套对生活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套看法让我们放松下来，意识到原来这样也没什么，我觉得这是治愈的一点。另外，它只是大家的一个梦，因为这种生活的实现难度非常高，我们很难脱离既定轨道去过这种生活。但我为什么去写？它似乎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以效仿的地方。但治愈点在于，它释放了我漫长时间里的某种向往。虽然我不会去实现它，只是站在旁边欣赏一下，但我知道那是我的一个可能的梦想。有一个问题是，他选择简朴的生活究竟是天性如此还是因为对社会的洞察？像《瓦尔登湖》，不单是自然的选择，它有强大的社会背景，对现代社会有很深的洞察。如果说六是因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而主动背离，走向一种更为传统的生活，那他就是天赋极高的人，但他好像也不是那样。可能都多少有一点，都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治愈我。这很难从六那里得到回应，完全源于一种局外的观察，无法获得清晰的答案。不过至少，我稍微有了些从束缚里松绑的感觉。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