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90后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记忆里,都有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位置。这部制作称不上精细、形象设计也显得有点简陋的片子,即便过了二十几年再看,也不乏闪光和动人之处。那个总是和儿子玩各种游戏,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做“一对好朋友”的爸爸,现在仍是许多家庭有待努力的方向;片子里那些家庭日常的呈现,与童话式情节的交融,依然有着国产动画少见的亲切和生活质感。


郑春华,儿童文学作家,浙江淳安人,现居上海。40年来一直为儿童写作,代表作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小饼干和围裙妈妈》等。


郑春华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故事的原创者,也是1995版动画片的编剧。比起这部作品的大名气,知道她本人的观众和读者可能没有那么多。在中国儿童文学拥抱市场的近二十年“黄金年代”里,郑春华显得比较安静,她的作品不算多,也不常在媒体上露面。直到最近因为新书《米斗的大计划》出版,记者才在出版社的反复协调下,通过电话对她做了一次采访。


曾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组成的三口之家,是幸福家庭的一个样板,但在郑春华近两年的三本新作中,她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有着伤痛或残缺的家庭,和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2015年,《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写了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的小女孩柔柔的故事;之后的《丫中和丫串》,写小区里一对外来务工家庭的双胞胎女孩如何与城市里的同龄孩子相处;最新的这本《米斗的大计划》,写父亲去世的一年级小男孩米斗怎样走出丧失的状态。


《米斗的大计划》
作者:郑春华 

插画:胡佳玥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8年7月


图片选自《米斗的大计划》


在儿童文学中写不幸,并不普遍,也不容易,因为浸透阳光的快乐童年才符合绝大多数家长的期许。读这三本书,故事里的孩子们每次敏感地体会到自己的缺失,都让读者揪心,虽然故事的走向和结局都是温暖的,但那种抚慰、喜悦夹杂着苦涩、无奈的感受,是儿童文学作品不常能提供的阅读体验。


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这三本被命名为“小露珠系列”的新书,对郑春华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但其实在当年,她的创作初衷就在于看到了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孩子的孤独感和父亲陪伴的缺失。讲述一个完美的故事,还是直面缺憾本身,近三十年过去,郑春华不同的选择之下,都不曾离开对童年和社会现实的关怀。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不少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探索儿童世界的真相


新京报:为什么会从《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开始创作这样一个系列?有具体的生活原型或缘起吗?


郑春华:《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其实有一点点生活原型,是我女儿小时候的一个伙伴,她本来是我们的邻居,在父母离婚之后搬走了。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这个小孩,可怜她,担忧她。几年之后,我在一个文具店里遇到她,认出她来,很惊讶,因为她和我想象中的离异家庭的小孩完全不一样,比以前长得好看,穿着打扮也很好,跟爸爸自然地交流,好像在给老师选教师节礼物。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小孩的过去,根本不会想到她来自一个离异家庭。那天从文具店走出来之后,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灵感。


我想的比较多的是,有时候我们成人因为已经有阅历、有经历,已经吸收进来很多东西,那当在生活当中遭遇一些不幸的时候,之前吸收进去的负面东西可能会去强化它。小孩子他们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面对生活当中灾难的时候,可能处理的方式反而跟我们成人不一样,更单纯,更包容,更有力量。


《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作者:郑春华

插画:胡佳玥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5年12月


新京报:儿童文学一般来说都是美好的,阳光的,你选择以苦难为题材,自己会感到是一种挑战吗?


郑春华:我觉得儿童文学好像不能很单一的、永远是写快乐校园的一些作品。因为世界是完整的,肯定有那么一部分人总是要经历这些不幸的,这是童年生命当中客观存在的事件,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写。


我认为儿童文学任何题材都可以写,问题是你怎么去写。像《米斗的大计划》的写作,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我对于儿童世界的长期观察积累的一个产物。因为我觉得我们社会对儿童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情感和心理上,对孩子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很多大人,包括我也是会带着一种固有的经验去认为一个离异家庭孩子就会是怎样的,一个失去亲人的小孩就会是怎样的,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其实是想探索儿童世界的真相。


新京报:你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对儿童世界的观察积累和探索?


郑春华:像《米斗的大计划》的开头部分,我写了幼儿园的毕业典礼。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女儿的毕业典礼,很真实的。当时我作为家长去参加了,后来我在家里重新看录的盘片,一下子就发现我女儿班里有一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一直在哭。我当时很奇怪,因为这个男孩是从台湾过来的,在这个班只待了一年,而班上其他同学已经一起在幼儿园四年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感情没有到这一步。


可能是职业的关系,我对这种很奇怪的现象一定要追究下去。我就给他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想找到答案。他妈妈的回答是,是的,他是一个内心很重感情的人,也蛮脆弱的。但是我听了以后不满足,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想,这个孩子从台湾到大陆来,他在台湾已经和之前的小朋友有一次离别,到了这个班里前半年他也过得不好,第二个学期,他刚刚融进这个集体又要分别。所以其实他内心已经压抑很久了,他是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表达,在台上的那一刹那是一种克制不住的释放,所以他才会那么强烈地哭。由此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经历了一些变故,但他们没有办法像大人那样更全面、更仔细地去表达情绪,所以他们只能被压抑着,压抑着。写《米斗的大计划》,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失亲家庭的孩子。书中还有很多的细节描写,都是来自之前生活中的积累。


新京报:儿童文学有儿童性的要求,你在写作时,如何调配苦难与阳光之间的比例?


郑春华:有一点我是很明确,因为我写的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它首先是儿童的,其次才是文学。所以我写这样的题材,肯定不会写成那种很痛苦的、催眼泪的。我会又顾及这个题材,又顾及到这是儿童去看的。所以说回到的就是儿童的单纯性,一种不受成人世界的干扰的、产生于他们自身的那些力量。他们有那种很单纯的童心去面对、去消化这些生活当中的变故。所以写到米斗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情绪去强化这个悲剧,而是用自己的单纯和简单去吸收消化了这个灾难。



新京报:你想象中的读者是有类似经历的孩子,还是那些生活幸福、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些的孩子?你觉得他们读过之后,分别会有怎样的感受?


郑春华:其实我不会去想太多这样的问题。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写作首先是为我自己,就是心理感受到的东西我得把它表达出来,发现的东西我要尽可能地把它展现出来,不表达出来我会很难受。第二呢,我觉得我的写作应该比较多的是跟孩子是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去教育他们。


像这样的题材在孩子当中应该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题材,甚至很多家长可能会蛮回避的,觉得它是不吉利的、不开心的。家长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接受那些快乐的儿童文学,我知道这些,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是一个编辑。所以我比较多的想法是在于自己,不会过多地去想读者群。


《丫中和丫串》

作者:郑春华

插画:胡佳玥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6年12月


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一个作品只要它具有文学魅力,不管是哪一类题材,我觉得应该孩子都同样地会去吸收它的,家长也一样。而从我的写作来说,我肯定一直坚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坚定自己的三观,我不会去迎合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小朋友的价值取向。


父爱的缺失,在大头儿子身上寻求“补偿”


新京报:当年《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改编成动画片并热播,对您的生活和创作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郑春华:大头儿子写的时候是1990年,很早,是给期刊写的。然后期刊很喜欢,然后很快就获奖。之后就有出版社来找我出单行本,又很快有导演来找我,想改编动画片。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我怕麻烦,怕很多事情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做。但是这个导演非常执着,他来找了我三次,最后动用了我工作的出版社总编辑来做我的工作,这样才开始合作。最开始做了12个故事,最后一共做了150多集。



你说当年这些东西对我的创作有什么影响,那么我觉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证明。那时候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组稿的时候有一个比例,必须百分之多少生活故事,百分之多少是童话。生活故事的稿子我总是看不上眼,觉得写得太具体,太忠实于现实,没有放飞自己,我就想着我自己来写试试看。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儿子已经三岁,而且那个时候是独生子女时代,我的家庭是已经很注意了,爸爸对儿子的陪伴是做得很好的,但很多家庭独生子女是很孤独的。所以我在写的过程中想到,在三口之家,父母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父母,还是兄弟姐妹的替代,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


另一方面,动画片出来之后,因为很多人会传递一些信息给我,可能我对儿童世界的思考会更深。我没有太多的去想,我写得多好啊,只有一种好奇,为什么那么多的小孩会喜欢?包括那时我在欧洲一段时间,发现很多华人孩子都在看。到德国的一个朋友家里去,他们的儿子好像四五岁,是在那边出生的,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说,他们儿子那么喜欢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我就很奇怪,我觉得德国有那么多那么好看的动画片,他为什么会喜欢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很不能理解。后来我找到了答案,因为他的爸爸在那边非常的忙,没有空陪自己的儿子,而且对他非常的严格。所以我理解了,其实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他有父爱和陪伴的缺失,他通过看大头儿子获得了一种满足。中国的传统教育里父亲是比较严格的,可能这部片子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父爱缺失的一种弥补。


新京报:《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获得了成功,现在的童书写作和出版受到市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是怎么看待影响力、收入,和你的创作之间的关系的?相比较而言,“小露珠”系列可能不会是十分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郑春华: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回答你这些问题。我现在一年365天,其实分成了三大部分。三分之一的时间,我是在阅读、看书,我不是去研究它,只是沉浸在这些故事当中,我觉得这是我灵魂的需要。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写作,表达。你说的迎合市场这种,我做不来的,也不会去做,我只能做的是我想写什么。可能出版社也比较了解我的个性,大家不会来要求我写什么东西。


还有三分之一,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无奈。(叹气)我必须去做校园活动,我必须去签售。那么这一点我为什么又屈从了?我毕竟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人,我知道今天的作者跟出版社、跟书店,已经是一个团队了。编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在做你的书,营销这一块我就必须配合。从我内心来说,就整个的这个签售活动,我心里是很抗拒的,但我没有办法。



其实去校园跟小朋友们做演讲,互动,我还是很喜欢的。所以现在到学校去,我做到的只能是,不希望在现场卖书。我又不是到学校去叫卖的,喊“这个袜子是全棉的,这个T恤是吸汗的”,如果变成这样一种效果,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还有一家出版社曾经跟我沟通,要在一个商场的中庭请我做一个讲座,把我所有的作品打包售卖。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很抗拒,抗拒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真的在坚守自己最后的尊严,我不愿意把我的作品完全变成一个商品。


新京报:你未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郑春华:前段时间电视里太多太多的真人秀,造成很多孩子一天到晚的理想就是歌星明星,那我会在想,我们这个社会主要还是普通人,是很多普通的职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在我的作品里展现这些职业。我要以他们为主题写一些故事,所以我最近连续写了蛮多的绘本,还在继续写,比如消防员、环卫工、园林工人、机场指挥飞机的引航员……包括那些24小时的便利店里晚上值班的人。我们忽略了他们,也不会去告诉我们的孩子,有这些人在为我们服务,要尊重他们。那我至少在儿童文学作品里面让你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职业,并且对他们有一种敬畏的心。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