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生于1911年，卒于2004年，两个年份表明了如下事实：他的人生故事和二十世纪的故事几乎同步。如果仅从时间上看，这自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说明了诗人的长寿——而鉴于他晚年创作的高质量，我们理应对此心怀感激——但和“二十世纪”的故事同步却意味着更多更重要的内容，而这内容的色彩是忧郁。

　　二十世纪的恐怖与苦难如此之多。两次世界大战，戴着不同面具的极权交替上演，冷战，谎言如真理明目张胆，善恶、美丑的界限被抹去，剩下的只有麻木与死亡。当这些无可避免地降临，米沃什，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出于他认为理应坚守的道德与责任，保持清醒，并用文字记录下这一切，揭示“时代的羞耻”，因为他害怕“那些死去的孤独者，/已被世界所忘记”。

　　他用写作抵抗遗忘。他不想忘记、也不想人们忘记那个身怀斯拉夫血统的孩子，“他像匹死马睡在被烧毁牧场的草地上”，而那时的世界，又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啊。孩子，以及这个词背后的现实让米沃什无法像现代主义诗人那样为艺术而艺术，他必须面对客观存在的冰凉尸体和同样冰凉的哭泣，因此他见证。

　　他在《诗的见证》中说：

　　“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

　　他用诗歌见证了我们（人类）的狂妄、盲目、狡猾与脆弱，也用《被禁锢的头脑》这样的随笔见证了人类如何一步步被意识形态围困，滑入深渊。他用清醒的认知和洞察力，把人类遮在身上的掩饰物层层剥除，让你赤裸，让你看见自己的罪恶。而在“控诉”时，米沃什并非怀着优越感，而是对自身的观照，正如谢默斯·希尼所说，这部作品优于冷战时期各种论争著作之处在于一个事实，也即它还说：“要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还有我自己的孤独——我也会遭殃。”

　　米沃什用广阔的写作把逐渐流逝的现实用文字召回，目的只有一个，就像他在《献词》一诗中对诗歌的目的所做的强力声明那样：它的目的就是，而且只能是，拯救。而拯救的结果，是在这悲惨世界中挽留两个词：

　　这很疯狂，没有欢笑地活着，

　　并向你们死去的人们，

　　向本应该享受思想和肉体，

　　歌唱和欢宴的欢乐的你们，

　　不断重复着两个被拯救下来的词：

　　真理和正义

　　（米沃什《在华沙》一九四五年）

　　而他最终拯救的，是我们本不应迷失的头脑，及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