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6 11:19:36新京报 记者:张进 编辑: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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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耀明:乡土是我的灵魂,文学是它的加工品

2019-01-26 11:19:36新京报 记者:张进

甘耀明的文字华丽与纯净兼具,擅长以魔幻现实的笔法呈现活泼有趣的乡野奇谭,是台湾中生代的代表作家。著有《神秘列车》《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杀鬼》《丧礼上的故事》《邦查女孩》《冬将军来的夏天》等作品。

甘耀明是台湾六年级作家(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的代表。大陆读者知道他,或许大都因为他那本获得多种奖项的《杀鬼》。小说用魔幻手法,讲述了天生奇异的主人公帕吉鲁的故事,故事所通往的是台湾厚重的乡土与历史,而这也是其新作《邦查女孩》到达的地方。作为一个“乡下孩子”,作为“新乡土小说”作家,甘耀明的作品离不开土地,他说:“山林与河流是我呼吸的空气,缺少这些资产累积,我不会是作者。乡土是我的灵魂,文学是它的加工品。”


甘耀明,1972年生于台湾苗栗。台中东海大学中文系、花莲东华大学创英所毕业。曾获联合报文学奖、吴浊流文学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小说数次被改编为电视单元剧。甘耀明的文字华丽与纯净兼具,擅长以魔幻现实的笔法呈现活泼有趣的乡野奇谭,是台湾中生代的代表作家。著有《神秘列车》《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杀鬼》《丧礼上的故事》《邦查女孩》《冬将军来的夏天》等作品。


山林与河流,自然之物,也许也是与人关系最复杂之物。我们自古逐水而居,以延生息,而森林给予我们的,是房屋建筑和生存基本材料。但时至今日,这种关系似乎在人变得貌似日益强大后而走了样。《邦查女孩》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就是摩里沙卡(林田山林场)。“2003年,我拜访花莲县凤林镇的摩里沙卡时,决定以那里为小说场景,写本有关伐木、登山与自然人文的小说。”甘耀明说。而在成书后的《邦查女孩》中,摩里沙卡并非只是“场景”,却是以主人公的身份强大地存在着。主要人物帕吉鲁和古阿霞去到此地,见证并切身融入了这样一种关系:人与森林的互相依存。帕吉鲁是花莲人对面包树的称呼。这位有着难语症的男孩,善良、勇敢,与人交流困难,却可与树对话。这种身份的设定,将树(森林)上升为,或者不如说还原为与人平等的存在。


此外,帕吉鲁的身份还自然带有历史语境。他的父亲是日本人。邦查(阿美族)女孩古阿霞则是美国黑人与阿美族的后代。这样身份的设定已将历史涵盖其中。而当两人去到摩里沙卡,开始冒险之旅,他们遇到的除了庞大的森林,还有发疯的士兵、经历“白色恐怖时代”的教师……这些处在现实边缘,掩在缝隙深处的人,让小说抵达了“历史裂隙”。


小说家写历史,要肩负另类的使命


新京报:为何将故事放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


甘耀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是经济起飞的年代,全民运动是“客厅即工厂”从事家庭代工。这也是基础建设的热潮时期,有所谓“十大建设”,包括高速公路、核能电厂、大型机场与海港等。相对的,这些建设要财力支持,支持的方式之一是用山林资源换取。当初看是合理的、必然的,现在来看,是一桩与魔鬼的交易,这使得描写大量山林伐木的《邦查女孩》,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


新京报:书中主人公古阿霞和帕吉鲁的身份似乎是一个象征。前者是美国黑人与阿美族的后代,后者的父亲则是日本人。这样的身份设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甘耀明:台湾文化是移民的、多元的,以闽南人与客家人为主体,亦有各原住民。台湾曾受日本统治,1949年后移入大量外省人,越战时期有美军驻扎。这族群融合与文化冲突,历来有不少的文学处理,我的《邦查女孩》不过是老调重弹,主角帕吉鲁与古阿霞的多重身份,是有现实依据的。目前台湾又多了“新移民”,指通过跨国联姻,取得身份的人,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人等。这又有新的文化融合与冲击。


《邦查女孩》作者:甘耀明,版本:后浪|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11月


新京报:对自然,尤其是森林,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表现,是小说中很重要的属性,“帕吉鲁”也正是面包树的意思,你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关系?


甘耀明:自然没有人,照样活得好;人没有自然,死路一条。一座伟大城市的隐形能源是来自山林,饮水、空气与食物,都是来自土地,源于大自然。自然与现代文化确实是两种方向发展,后者仍受到前者影响。《邦查女孩》着重在山林描写,陈述森林是人类留给后代子孙的情书,无非是阐述这想法,如果没有自然,现代文明是个空洞的梦而已。


新京报:据介绍,写作此书前你做了大量田野调查,除了解到具体故事、传说,还有哪些有益收获?


甘耀明:我恐怕不是书封介绍的那样,做足了大量田调,但是我尽可能地进入小说现场或高山森林,尽可能靠近老伐木工,体验异地氛围。我写小说,喜欢吸收大量的口述调查、书籍报告,爬梳数据,甚至贴近现场,这是功课与修行。写小说的人要成为阅读的杂食家,或讯息的暴食症患者,能对世界运作更加明白,提升小说拟真感。这是我写小说的最大收益,往往乐在其中。


新京报:《邦查女孩》读来有种浪漫的氛围,包括古阿霞和帕吉鲁的爱情,包括他们的“历险”,但他们的生存境遇实际上是边缘的,生活是艰难的,为何这样处理?


甘耀明:磨墨技法是“重按轻移”,不囿于施力而移,小说也可以这样。小说反映的是人生,人生是苦涩的,但作者呈现的手法可以糅杂锻炼,各有不同,就像一条鱼可以清蒸,或红烧重咸。除了浪漫元素,我也用幽默手法,时不时点缀,如果不能让读者痛,就痒一下也行,就怕不痛不痒什么都没有。


曾登上《我是歌手》舞台的台湾阿美族歌手黄丽玲。


新京报:小说中也涉及历史,其中人物有战争后发疯的士兵、经历“白色恐怖时代”的教师等,用小说承载历史也是小说家惯常的选择,你认为历史与小说的关系是怎样的?


甘耀明:每个时代都有政治背景。政治决定社会、文化与经济运行模式,也影响人民的生活。政治是历史的轨迹。以历史融入小说,可大可小;以历史当小说背景,可深可浅。有企图的作者,会尝试找到历史裂隙,从中窥看人类生存的挣扎。人的故事最迷人,魅惑小说家深入,挖掘细节与历史。小说家写历史,有时像肩负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另类使命。


不论魔幻或传奇,皆是人解读世界的方式


新京报:有人把你的写作视为“魔幻现实主义”,但也有人认为不是,你认为自己笔下的“魔幻”应如何定义?


甘耀明:读者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太魔幻了,作家说是真的。读者看阿来的少数民族风情,太魔幻了,作者说是真的。魔幻确实存在,或许不是常态,倒是像爆竹瞬间而被传诵,连现代都市的蚁群求生都很魔幻。


我的某些小说,确实是有意识的魔幻,像《杀鬼》。但是《邦查女孩》的风格,我锁定在传奇。魔幻比较像是族群的梦境与宗教,或个人偏见,较热;传奇像是魔术,较冷。这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手法不同之分。不论魔幻或传奇,皆是人解读世界的方式。


《杀鬼》作者:甘耀明,版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5月


新京报:你被视为“新乡土写作”的代表作家,你如何看待“新乡土写作”这一说法?台湾的“乡土”于你是怎样的存在?


甘耀明:“乡土文学”是台湾上世纪60年代的运动,影响甚巨。“新乡土文学”是台湾这世纪初的书写风潮,类似“寻根文学”脉络,大批写作者回溯故乡与传统文化,这奇特浪潮引起瞩目,遂有了“新乡土文学”标签。这批写作者,借此发展出各自的书写风格,无论科幻或历史小说,往后都脱了最初“新乡土文学”范畴。我被归为“新乡土写作”浪潮的写作者,但写作是有根基的。我是乡下小孩,比同代写作者,有更清晰、具体与丰润的乡村生活经验,山林与河流是我呼吸的空气,缺少这些资产累积,我不会是作者。乡土是我的灵魂,文学是它的加工品。


新京报:你的小说偏重故事,追求雅俗共赏,为何有这种倾向?有一些作家,或实验性较强,或因其他缘由,作品较难读,你如何看待这种写作?


甘耀明:每本小说,都是临水照花,一种审美镜像的投射。那盏心灵之花,得透过文学艺术之河塑造。有的河水澄净,读者见花是花;有的湍急,无非也是要读者见花是花,但得透过更多的自我解读。台湾文学向来受到欧美影响,严肃文学常常建立在象征、内在景观或个人风格,“难读”是常态,连我自己写的《杀鬼》或早期创作,也是不好解读。文学有各种面貌,好的小说像诗,一眼让人看透或永远看不透,都不会是好小说。我喜欢每次读都有兴味的小说,难读的小说是我书架上的贵客之一。


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进

编辑:宫照华、徐伟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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