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爱故乡计划发起人。
易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萧淑贞
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项目专家，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乡村孩子的阅读状况，是整个乡村教育问题的投影，而孩子们的阅读对象不只有“书”，“书”背后是一整套知识生产体系的支撑——常言道，社会也是一本大书。在绘本出版热的潮流下，“与城市接轨”的阅读书单是否适合乡村孩子？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依旧缺乏阅读资源的乡村孩子能获得哪些不同层面的支持？在全球化时代，乡土本位的在地知识和传统文化如何在乡村教育中重获重要性？
“与城市接轨”的书单是否适合乡村孩子？
新京报：这几年，中国城市兴起了儿童绘本的出版热潮，其中占大多数的是海外绘本。一些公益机构也致力于将优秀绘本引入乡村阅读。绘本热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缺少本土原创性，过于城市中心主义。你认为这类海外读物，或这类“与城市接轨”的书单是否适合乡村孩子？
易进：的确，这些年我们引入了很多高品质绘本，但有些绘本乡村孩子在阅读时其实是不理解的，比如涉及的一些西方生活习俗、价值观或幽默方式，小朋友一开始进入不了，甚至有的会因此排斥。像这种情况就需要老师举例引导孩子去认识那些与他们实际经验有些差距的东西。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除了提供图书之外，老师的引导很重要。不是只要有了书，孩子就自然而然泡在书里了。
萧淑贞：我也注意到了国外引进绘本的争论，表面是阅读教育问题，深层则是文化问题。对于绘本，我们应该全面正确地去认识。让孩子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至关重要，绘本容易帮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这一点要承认。优秀的外国童书能够补充本土童书和动画片欠缺的人文精神。为儿童提供文化和精神养料，要将童书和动画片结合起来，好的绘本如《一片树叶落下来》，形象又富有哲理，不只是孩子，大人也爱看。
就阅读而言，好书就是好书，不分城乡。其实儿童阅读教育在城市的兴起也是近十年来随着绘本热起来的。公益组织推动的阅读教育与其说是形式的创新，不如说更多地是在提供阅读内容。在这一点上，我们小时候的连环画类似于绘本。
邱建生：我们阅读的东西也是出版业的一部分。你说现在的童书出版是比以前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我们小时候无书可读，就看小人书，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经典的简化本。我在想，如今绘本流行，怎么就把小人书给消灭了呢？包括出版市面上流行的少数几个本土儿童文学作家，老师推荐的也是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类书非常一般，对于孩子精神世界的滋养非常有限。一切以西方为标准，以城市为标准，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在地和本土教育被矮化了，缺少自己的知识主体自信。
在网络时代，乡村孩子缺乏阅读资源怎么办？
新京报：城市中产家庭近年愈发重视和焦虑孩子的教育和阅读，然而乡村孩子在这方面始终处于弱势。尽管存在信息鸿沟，但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兴起似乎又带来了新的知识传播方式？除了公益组织的介入外，我们还能从哪些层面改善乡村孩子阅读资源匮乏的问题？
萧淑贞：乡村儿童阅读资源的缺失，包括书籍和老师的短缺。专业的公益组织帮助提供书籍，但毕竟影响有限。政府投入，通过阅读教育公益组织帮助选配、采购，为学校配置书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短缺问题。
理论上讲，网络与智能手机打开了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通道，乡村孩子获取信息的通道更加开放、通畅。但是，对孩子更有吸引力的是游戏。因此阅读教育面临的困难，某种程度上是和网络争夺孩子的时间，看谁更有吸引力。
乡村面临的是整体的文化精神资源匮乏。无论面向孩子还是成人，书籍的适切性是最大问题，“农家书屋”的书被束之高阁，有检查时才摆出来。给孩子的书更是五花八门，内容不一定适合，质量也有问题。乡村学校的阅读目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有的地区成立乡村少年宫，也多是和科普艺术活动一起，专门针对阅读的支持还没有。
易进：乡村孩子的阅读问题很难通过家庭解决。那些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的孩子，在进入学校前接触图书的机会本身就比较少。就公共资源层面而言，我去过一些县镇，很多地方连图书馆和书店都没有，或者整个县城只有一家书店，书店里适合孩子阅读的东西更少了。资源建设对于乡村来讲很重要，需要政府支持。比如配置社区图书馆和儿童中心。农村地区现在有“两免一补”，教材免费，但阅读材料还是需要个人购买，这对很多乡村家庭是负担。越是乡村地区，越需要政府出钱给学校配套必备的阅读材料。未必人手一册，学生能在学校里翻阅借阅即可。
同时，我们要考虑怎样让更多地方的老师和学校，吸收到那些好的公益组织的阅读教育经验。培训和媒体宣传等是很好的方式，各省教研员的积极投入也有很大帮助。近些年，不少外国研究者关注到中国的教研制度，这是中国很有特色的一套教学研究和管理体系。教研员往往是出身某一学科的资深教师，省级教研员的影响非常大，相当于对整个省的教育做规划和设定。一些热心阅读的教研员会积极参与公益组织的活动，并纳入到他们常规的教研活动中，带动他们管理区域的老师们一起来做乡村阅读，这样覆盖面就更大。据我所知，很多公益组织在乡村对接的时候，得益于与地方教研员的合作，阅读推广只靠学校个别老师很难带动起来。
今天的智能手机和网络能让孩子们接触到各种资源，但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图书反而更不容易获得。我觉得有声读物对于今天的小孩子来说其实很重要。比如腾讯公益的支持项目“一千零一夜”。有的乡村寄宿学校就在孩子们每天晚上睡觉前给他们播放“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种方式挺好。
乡村孩子需要怎样的知识生产
新京报：全球化早已深刻地卷入乡村，但今天乡村孩子所能接触到的阅读食粮其实是很被动的。你觉得乡村儿童阅读的现状或公益实践需要哪些反思？乡村儿童需要怎样的知识生产？
萧淑贞：除国外绘本之外，传统和乡土文化是城乡都需要补的课，但我们需要提高对于传统和乡土文化的挖掘和呈现水平，才能为孩子提供适合他们的书。以传统和乡土文化为素材，打造既适合孩子，又有文化和精神高度的图书和动画片也许会成为下一个风口，也可能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
面对乡村教育，可能以后要改变落后、追求公平的话语体系，挖掘乡村的资源优势。阅读结构决定了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又决定着人的认知，如果知识结构有欠缺，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认知就容易不完整、不全面。培养孩子的人文精神和素质最重要，对于儿童阅读教育的思考应该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去认识。
邱建生：阅读一定不能局限在“书”的概念之中，不能把阅读的极限缩小了。我们今天乡村教育的课程系统当中，要有自己本土的知识主体和在地的知识生产。学习当地乡村的楹联，难道不是语文学习吗？孩子要认识植物，就不可以直接在家门口参加生产劳动？乡村学校的课本和材料，是不是可以跟地方经验挂钩？我们虽然在学校里学习地理知识，但如果让你画出你们县的地图，你肯定画不出来吧？更别说乡里村里了，基本上没这个概念。要让孩子们参与到本地知识的生产当中，孩子本身就是生产者。我们一般以为儿童没有生产能力，其实是知识生产本身错了。
我们的知识系统是一种被西方主导的文化的全球化，而这种文化其实是西方一小部分国家的地方性知识主导的。透过这样一个知识命名的过程，其他地方的知识系统被不断排挤和边缘化。中华民族积累的文化瑰宝被忽略了，甚至我们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知识系统会被我们自己看不起，农村建筑也好，中医也好，都存在这类问题。
乡村建设为什么难？也因为很多关心乡村的人的思维方式存在问题。其实我们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批判力是弱的。中国公益界本身的知识结构深受西方影响，但以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尺度为参照会有些偏差。好人做好事，但工具用错了，就像爱因斯坦说的，用造成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今天知识生产的权力还没有回归到大众层面上来，主要是市场的选择和比较精英化的知识生产。只有大众参与到知识生产当中，所生产出的知识才能够为大众所有。
采写/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