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6 02:30:43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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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好书

2019-07-06 02:30:43新京报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作者:丹尼尔·比尔
版本: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作者:许知远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


《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作者:高林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9年3月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作者:罗新
版本:理想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5月


《王的归程》
作者:(英)威廉·达尔林普尔
译者:何畅炜、李飚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3月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作者:丹尼尔·比尔

  版本: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流放是一种折磨,在帝俄时代尤为如此。它强迫人们远离熟悉的环境,孤独地在陌生之域求生,流放的地点西伯利亚荒原更会用刺透骨髓的酷寒来折磨这些流放者的肉体。灵魂会被冰雪封冻,人形会被寒风撕扯,罪恶会被无边无垠的荒原放大,这一切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中的情节,也是绝大多数人对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固有看法。但丹尼尔·比尔的这部专著却消融了这种成见。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确实是一种残酷刑罚,但它并非真的被酷寒冻住,恒久不变。恰恰相反,这片相当于欧洲大陆1.5倍的冰雪荒原,反而以其广阔无垠为这些流放者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帝国政府建立流放制度的初衷,是期望将那些扰乱帝国秩序的不安定因素清除到这片荒原,同时让这些罪犯拓殖这片广阔的大地。在统治者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政策,既用天然的寒冰牢狱惩罚了罪犯,又借那些犯下罪行的双手为帝国开垦出新的世界。

  但事实上,这种监狱-殖民地,惩罚-生存的双重身份本身就是一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尤其是当被放逐这里的流放者不再单纯是过去那些社会底层的流浪犯和小偷,而是心怀改造国家、变革时代理想和激情的十二月党人和革命者们,西伯利亚流放地就不仅仅是片贫瘠的荒原,而是思想的沃土了。比尔的书提供了一个荒诞但值得深思的细节,就在十二月党人流放了十年之后,伊尔库茨克的商人和官员们竟然开始搜集所谓的“十二月党人珠宝”,曾经束缚党人自由的镣铐被打造成戒指和手镯,变成了贵族阶层时髦的配饰。尽管这些党人“为真理而忍受的苦难的象征”,成了“伊尔库茨克纨绔子弟都可以拥有的粗糙装饰品”这点恶俗不堪,但党人们的思想也随着这些“珠宝”的时髦而成为潮流,终于促成了颠覆俄国帝制的大革命的到来。

  当十月革命未来的设计师乌里扬诺夫踏上流放之旅,来到流放地舒申斯克时,他发现这个流放地“是个不错的村子……舒什河流经这个村庄,而且这里有叶尼塞河的一个大支流……你可以在那里洗澡,在地面上可以看到萨彦岭或它的山脊”。他的母亲和姐妹为他寄来生活舒适的用品,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政治、经济、工业史和农业的书籍,当他离开时,带走了225公斤的书。这里有更多的自由,革命者得以在这里进行争论、出版政治小册子,甚至协调主要城市的地下革命活动。冰冷的荒原成为了革命熔炉,滚烫的熔岩将从这里流淌并淹没俄国的每一座主要城市。

  (李夏恩)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作者:许知远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

  许知远早年以长句式新闻评论的媒体文章而备受关注,再而通过双脚丈量土地来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继而试图通过开放的历史观、从现当代史中去寻找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动力,为当下这个传统与现代断裂的时代寻找精神支撑。《青年变革者》,正是许知远将视野和情怀回归本土文化的全新尝试,选择了近代史中最具变革精神的梁启超为书写对象,以想象激活史料,以自我为情怀投射,细致地刻画了时代的群像与情绪,复活了历史的现实想象力。

  今年是梁启超逝世90周年。在通俗与学术之间,许知远试图钩沉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隐秘关联,为当今时代困于现实的人寻求历史的驱动力。在历史群像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之下,仿佛能够看到与历史遥相呼应的另一个时代的情绪与困途,也仿佛能够在历史的细节中清晰地看到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与梁启超那一代人之间的精神牵引。在这本新传中,既能够看到梁启超的挣扎与变革,也能看到立传者自身的现实情怀与历史镜像。(萧轶)

  《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作者:高林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9年3月

  华丽而忧郁,欢快而沉闷,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宛如曲项的天鹅在水中优雅地漫步,用双翅扇起绚烂的风,消失在天际。与这首19世纪名曲同名的著作,同样带给读者这般感受。19世纪的欧洲充满了丰富奇妙的色彩,它上承思想活跃的启蒙时代,从法国大革命血雨腥风的灿烂余烬中诞育,随着以半神英雄出场的拿破仑在孤岛咽下最后一口气,一个装饰着花边蕾丝的时代开始了。掌握那个时代权柄的,是那些寿命长得让人怀疑上帝的君主和政客们,这本书的两位主角梅特涅与塔列朗,尽管无比追念旧制度下的时光,以恩主的骄傲姿态赐予那个时代相对的安稳和秩序,却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新事物。也正是在这种看似陈旧却内育新胞的秩序之下,才会产生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这样出色的文人,用他们手中纤细的笔尖戳中那个时代的无聊与激情。

  人们在偶尔释放的激情和一以贯之的庸常中按部就班地适应着时间之流带来的变化,从卷发到大胡子再到光溜溜的下巴;从锈蚀斑驳的骑士铠甲到羽饰头盔与金边制服再到黑色的圆顶帽与小领结;从煤油灯到电灯;从马车驿道到铁路——时代就这样在世纪之交的兴奋与迷惑中迈向了一个未知的新时代。

  在新时代到来的前一刻,除了那些足够敏感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会在下个世纪延续。但巴尔干半岛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发出的几声枪响,瞬间击碎了那个时代的迷梦。《皇帝圆舞曲》终于让它最后一个音符划进硝烟弥漫的空气,为新的时代演奏的,是枪炮齐鸣的战争交响曲。这本书也翻到了它的最后一页。

  (李夏恩)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作者:罗新

  版本:理想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5月

  “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个伪问题,因为历史记录了人类过往的一切,没有历史,人类就相当于不曾存在。但“历史学有什么用?”却是个送命题。表面上看,历史学研究除了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谈资以及养活一群以史学研究为饭碗的人之外,别无他用,就像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坦诚无比的讽刺:“茶叶不需要知道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但如果将目光潜入寻常生活的内部,就会发现推动这个世界的潜流,正是历史。吸取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整合组织用以应对眼前的形式,是人类最古老也最基本的智力活动,历史以过去为质料构建当下的社会生活,让我们现在所拥有、所思考的一切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而更重要的是,历史提供意义和价值判断,让我们明白自己所做的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对那些看破历史这一功用的人来说,历史不仅有用,更可能是人类最有价值的事物。既然它是如此有用的瑰宝,那么它被误用、滥用甚至是故意乱用,也就自然而然了。

  罗新的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正是对当下历史应用中出现的种种误区和暗面的重击回应。正如他所指出的,“因为历史如此有用,生产伪史、篡改历史、制造遗忘,以及滥用或错用历史,就是历史应用的基本形态之一”。在书中的一章《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罗新引用了纳粹德国的例子,纳粹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正是17、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正是他们对历史的错用和滥用,也使他们成了黑暗时代的帮凶。

  纳粹是历史被滥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历史正因其“有用”,因此常常被权力所觊觎。就像罗新所发现的那样,彼时的掌权者通过篡改历史来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的某种联系,刻意将某些记忆遗忘或消灭。在这场遗忘之战中,历史学家应该有勇气成为一名战士,向公众揭示究竟是哪些“特定内容被什么样的权力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以批判和质疑的眼光去戳穿主流历史叙事制造的神话,从被权力封存的遗忘深渊中将真实的历史拯救出来,以想象力赋予未来以意义,让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勇气和信念,愿意投入期望和努力,去赢得未来,这就是一个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的美德和信念。

  (李夏恩)

  《王的归程》

  作者:(英)威廉·达尔林普尔

  译者:何畅炜、李飚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3月

  在人们的印象中,阿富汗总是与恐怖袭击、反恐战争、宗教冲突联系在一起,这片连接着西亚、中亚和南亚的蛮荒地带,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自古以来征伐不断,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直到1747年“国父”艾哈迈德·沙君临天下,才开始建立统一的杜兰尼王朝,距今不到3个世纪。然而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桀骜不驯,难以被征服,英国、苏联多次入侵,都以惨败告终,阿富汗“帝国坟场”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关于阿富汗的历史著作向来稀缺,这部《王的归程》堪称书写阿富汗历史的佼佼者,围绕1839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展开,以阿富汗国王沙·苏贾的王位失而复得为线索,详尽还原了两国因大国博弈、利益争夺而兴起的战争,如何在扶持傀儡政权后走向终结,英国最终以惨败仓皇撤离。作者虽为英国人,但他并未站在本国立场为战败而哀叹,相反他同情阿富汗人,对英方官员的傲慢愚蠢屡有批评。他搜集了大量官方档案、私人书信、回忆录、日记,使用了许多从未被西方学者采用的历史文献,用极其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事。透过这场战争,或许我们就能明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为何阿富汗在超级帝国的反复绞杀中总能顽强屹立,难以驯服。(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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