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
作者：（美）尼尔·波斯曼
译者：何道宽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4月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存世著作共25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
尼尔·波斯曼的几部重要作品虽说都是二三十年前出版的，但读他的书，人们的一种典型的反应是“波斯曼是时代的先知”。至今依然年销14万册的《娱乐至死》，无疑是波斯曼最成功的作品。它的一个令人过目不忘之处，在于它朗朗上口、预言式的口号：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娱乐至死”，这个书名就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将会毁掉我们的东西，最初在波斯曼看来是电视，但如今，说是智能手机、互联网也毫不违和。所以问题不在于电视，而在于更加宏观的人类技术状况——这一状况，被波斯曼称为“技术垄断”（technopoly）。人把一切价值都交给技术去决定，信息爆炸造成了普遍无知——这是波斯曼对于技术垄断后果的批评。
怎样的技术，创造怎样的人？
不过，一味地赞美波斯曼是一位“先知”，并不成为有创见地解读《技术垄断》的方式。毕竟《技术垄断》首次出版距今已经20多年。这段时间里，时代向我们展现了新的境况。它们不可能都能天衣无缝地套入《技术垄断》的论述。《技术垄断》与现今的社会生态之间的龃龉，恰恰体现出很多有趣的事。
“技术决定论”是很多读者谈及波斯曼时，常常会联系到的一个词。不过，关于“波斯曼的理论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这样的争议并没有价值。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本身已经过时了。一些人觉得技术的决定作用大，另一些人认为技术终归是由人的政治、社会因素来控制的（这是知识社会学、社会构建主义常有的立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争来争去，豆腐一碗、一碗豆腐，最后妥协说“技术和社会互相决定着”，等于没说。
问题的出路其实就在《技术垄断》中，这就是“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媒介生态学——如今我们需要从波斯曼思想中打捞的部分。
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造成震动。其背后，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于环境外部性的发现，是社会科学总体学术的生态学转向。举几个简单例子：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在1960年创立社会生态学项目；城市生态学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建筑和城规的一个热词；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克·R.沃尔夫（Eric R. Wolf）在1972年提出“政治生态学”概念……
同时代，传播学和媒介批评也经历了生态学转向。媒介生态学本身，是由麦克卢汉于1964年构想的。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对媒介生态学的含义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如果把一种新的毛毛虫投入一个树林，你得到的不是简单的“树林+毛毛虫”，而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同理，如果你让全美国都看上电视，产生的社会不简单是“美国+电视”，而是被电视深刻改变的美国社会。
生态学范式的意义在于，它跳脱了“从复杂系统中抽取少数要素，简单化地讨论谁决定谁”的决定论思维窠臼——也就是跳脱了“从复杂历史环境中，抽出文化和技术两个要素，简单化地讨论谁决定谁”的思想窠臼。生态学是一个普遍适用的隐喻，生态学中一切互联，没有外部性。
《技术垄断》本身并没有完成媒介批评的生态学转向。它则是“技术决定论”和媒介生态学的混用。波斯曼最震撼人心的语句，往往依然是技术决定论的逻辑：呼吁人们警惕技术对一切意义和价值的垄断，警惕人文价值的失落。
但是，社会学研究不是文学写作，震撼人心不代表准确。波斯曼已经明白了“媒介生态学”的意义，但又无法放弃技术决定论和人文主义修辞的蛊惑人心的力量。波斯曼把我们的眼界带过了那个时代门槛，而他自己，却留在了那个门槛上。
波斯曼20年前的预言，与今天社会状况之间意味深长的相符与不符，恰恰说明了旧理论之外的新现实。下面举几个例子。
1 文化向技术“投降”了？
波斯曼从社会生态中抽取的“文化”要素，是不成立的。
20世纪初，大量技术乐观主义者——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相信，技术的进展终将带来富足，物质极大丰富，各种稀奇性问题、不平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技术不能消灭问题。新的技术只创造斗争的新领域，新的财富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
这种觉悟，不能推及文化：技术限制不了文化，技术会创造新的文化差异、新的文化动能。换句话说，文化不会像波斯曼预想的那样，完全被技术所控制，所“垄断”。
而且，波斯曼之后的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新共识。当我们说“文化”的时候，我们往往别有所图。文化的实质常常可以归于经济或政治。所谓“文化”，归根到底是经济地位、政治诉求、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别的东西。把“文化”和“技术”从社会生态中抽离出来并不现实。
就好比人们曾经期待ofo、滴滴打车、Airbnb会带来某种热爱分享、超越私有制、优化分配的“共享文化”。但当共享经济真实进入了社会生态，我们才能知道它们带来的文化冲击究竟是什么。比如小黄车的乱停乱放，引发的是针对城市空间的讨论；几次滴滴打车事故，让女性安全问题成为热议话题。
所以，紧盯技术与文化的二元关系，往往是徒劳的。“文化向技术投降”之事，更是无从说起了。
2 在信息过剩中生存
“信息过剩”是《技术垄断》的一大关键批判，也是波斯曼从《娱乐至死》就开始关切的。谈到信息过剩的征候，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是这么说的：“（抵御信息过剩的）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会失去记忆力，也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
的确，当今社会，信息的碎片化、健忘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征候，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有多健忘。不过，足以令波斯曼惊叹的是他所谓的“垃圾场”上，已经成了一片新的生态领域。
从过剩的信息里面产生了巨大的产业，包括大数据、流量生意、注意力经济、区块链，等等。有企业家总结说：在这个时代，能够更清晰地组织数据，并用数据认识自己和外界，是个人、企业、国家的生存与成功之道。
技术打开了新的领域，人文科学应该做的，是去探索、占领这些新领域，确保固有的人文价值在新的领域得到延伸。反之，“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要慢下来等一等道德人心”，这种立场可谓是痴心妄想。
3 “异化”的经典批判，还成立吗？
异化，最简单说，就是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人性”流失。关于技术垄断的异化作用，说来道去，终归是说：技术或是信息过剩把人变成了傻子。
技术替代人去思考、判断、决策——这是波斯曼尤其感到警觉的事。比如书中他提到，人们会把医疗、生产事故归罪于“技术故障”，这就是人过于依赖技术，而失去了对自身的反思。问题的根源永远在人身上。
但是如今，异化批判的有效性确实发生了动摇。异化批判的人本主义基础被我们这个赛博时代动摇了。电影《流浪地球》中，“领航员号”空间站上的人工智能MOSS计算出地球的幸存几率为零，所以决定放弃地球。虽然最后电影中的刘培强等人超越AI，拯救了地球，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鲜明看出，人类在高技术时代一定会遭遇自己的生物能力极限。
这就是后人文主义的状况。没错，“人自身的发展”或云“人的进步”，是人文主义的终极价值，也是从伊拉斯谟到卢梭，从马克思到波斯曼，都暗暗信奉的终极信条。只是，人类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发现人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异化”的批判力度显然会减弱。
一味相信波斯曼“准确预言了一切”，只会导致一种人文思想的惰性。因为波斯曼远没有预言到一切。甚至可以说，时代的快速前进，已经让波斯曼的技术批评思维到了不更新就会过时的地步。“让技术发展得慢一点”可谓是最不切实际的期待，也是关于波斯曼的讨论最大的伪命题。让人文价值努力去跟上技术发展的快节奏，这才是人文思考积极的态度。
□袁子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