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
作者：（英）理查德·埃文斯
译者：梁本彬、孙匀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1月
1945年，在柏林战役期间，数万名14-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参加战争。3月18日，希特勒亲自检阅了他的这些孩子们，并为一些“老兵”颁发铁十字勋章。
（上接B08版）
厘清诸般谬误
打捞被遗忘的受害者
《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是对史学界有关第三帝国最新研究成果的再评论，书中有大量新鲜的材料新鲜的视角自是不在话下，但我对第六章《社会局外人》和第七章《胁迫与同意》更感兴趣些，而这两章恰恰是埃文斯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这也说明他在有关第三帝国历史研究中所处的独特位置。
在二战后很长时间里，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都被纳粹对犹太人血腥的灭绝政策及其实践所震惊，只是到最近的十几年来，随着许多有关第三帝国局外人的文献的披露，让人们终于意识到，在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有很多群体都是被遗忘的受害者，历史学家以前很少研究他们的命运。纳粹对许多群体都采取仇恨和毁灭的政策，毫无疑问，犹太人是这些政策最主要的受害者，但还有其他群体也是受害者，比如：吉卜赛人、同性恋者、智力障碍者、肢体残疾者、惯犯、不合群的人、无家可归者、流浪汉、斯拉夫人和其他被德国统治的民族。德国的反犹文献可谓浩如烟海，可有关纳粹对德国社会其他少数群体迫害的深远历史背景，人们却几乎只字未提。埃文斯就这个主题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应该说，对20世纪造成深重伤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是因为1859年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的发表而获得命名的，可是其思想溯源却可以早得多。据埃文斯的研究，近代早期德国社会就存在着包罗广泛的所谓可耻群体，主要是指那些从事与肮脏或污染物质接触的行业的人。随着启蒙理性精神逐渐替代了基督教的行为准则，德国社会的可耻群体有缩小的趋势，1731年，神圣罗马帝国正式宣布，剥皮人、屠夫和刽子手以外的所有行业都是荣誉行业。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75年废除了以前驱赶和消灭吉卜赛人的政策，转而努力促使他们融入社会。但是总体而言，社会局外人的地位在18世纪的德国没有得到普遍提高，而且通过采用某种标准对社会局外人进行重新定义、调查、隔离和污名化的过程，与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相似的。一直到19世纪末期，情况才出现显著变化。优生学、种族卫生、退化的理论和言论，尽管在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但似乎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它们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特殊的共鸣。
诸如龙勃罗梭、李斯特等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有关人种退化的理论，开始在德国引起广泛的重视。一战前夕，优生学和种族卫生等语言已经被德国刑事律师、国家检察官、刑法官员和社会评论家广泛使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种族卫生成为独立的学科，1923年慕尼黑大学创立了该学科的第一个教席，在接下来的9年里，德国大学共开设了不下40门有关该学科的课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纳粹毫无障碍地实施了种族卫生政策，反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通婚和发生性关系，强迫多达40万名“劣等遗传”的德国人做了绝育手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改良思想在19、20世纪之交的喷发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只有在德国，它顺利地进入司法、行政和社会管理领域，这些领域的思想和实践又被医疗化，又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被政治化，这一切使德国走上了灾难性的道路，致使它对反常人群进行无限期监禁、绝育，以及最终的大规模灭绝。而且德国的屠杀并不是从犹太人开始的，而是在1939年针对智力障碍及肢体伤残的人开始的。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看，纳粹德国对社会局外人采取的禁闭、绝育乃至灭绝措施，是大约从1890年到1940年这半个世纪现代社会的政治宣传和科学进步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埃文斯对德国社会局外人的历史研究，就和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对于现代性黑暗面的控诉达成了某种默契，也就是说科学并不天然地具有正面的涵义，现代性在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蕴含着可怕的破坏性力量，而纳粹的大屠杀则将这种破坏性以触目惊心的方式予以展示。
第七章《胁迫与同意》主要是探讨纳粹政权的独裁性质。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里，人们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纳粹德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监视和控制机构无所不在，公民个人没有多少思想和行动自由。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探索第三帝国统治体系的内在矛盾和不稳定性。这类研究含蓄地指出，德国人有相对的自由，普通德国人与纳粹政权的关系中有自愿的成分。在这方面，左翼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断言，认为“第三帝国不是一个靠武力维持的独裁政府”，而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政权，从一开始人们就有支持该政权的广泛共识。在纳粹德国，“元首的统治和人民的意见之间有无保留的一致”。在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承认这种一致性是承担集体罪责的基础，而集体罪责则是德国统一之后的民族认同中最为重要的融合因素。总体而言，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共识，即第三帝国是“合民意的独裁政权”，一些德国和德国以外的历史学家近年都在普遍地使用这一概念。
针对这一史学界颇为流行的观点，埃文斯雄辩地做了批驳。他指出，纳粹获得政权并不合法，希特勒立法权的主要法律基础《授权法案》是非法通过的，因为国会议长戈林违反了法律，拒绝将缺席但合法当选的共产党代表算入总数，这样赞成票才能够达到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在纳粹获得政权过程中，以冲锋队为代表的纳粹暴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针对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发起了成千上万起街头暴力事件。1933年6月21日社民党被取缔后，其三千名主要成员立刻遭到逮捕、殴打和折磨，还有许多惨遭杀害。
埃文斯在书中列举了一系列具体的事例，比如对民族党议会领袖欧博福仁的杀害，而在“长刀之夜”，希特勒不仅清除了冲锋队的领袖罗姆，也同时打击了保守的右翼政党，杀害了副总理帕彭的秘书和演讲撰稿人。纳粹政权是广受德国民众欢迎的独裁政权吗？大量史料给出了否定答案。比如，在兴登堡1934年去世后举行的任命希特勒为国家元首的公民投票，1938年举行的兼并奥地利的投票等场合，成群的冲锋队员将选民在家里团团围住，然后押到投票站，在投票站选民往往被迫公开投票，而投反对票的人就是反对希特勒，根据叛逆法，这就是犯罪行为。
据报道，在有些地区，有太多反对票和被毁坏的选票被换成伪装的支持选票，结果支持票比实际的选民还要多。许许多多的例子表明，从一开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就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暴力、胁迫和恐怖的绝对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在某些层面某种程度上，恐怖是针对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埃文斯指出，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便不可能理解纳粹对所征服地区人民，尤其是对东欧和东南欧人民，以及对欧洲大陆整个沦陷区的犹太人所实施的恐怖行为。
隐秘的秩序
选取最有评论价值的书籍
在历史研究中如同文学史的演绎，“弑父”情结也是一种基本的冲动，每一代历史学家都试图令自己的研究展现出新意，这种有时清晰有时仅仅隐藏在潜意识里的想法，使他们很自然对上一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多了一层审视和怀疑的目光，而历史事实本身的丰富性（至少是阐释的丰富性和歧义性）则支持了这种怀疑——历史学家们似乎总是能为自己刻意求新的观点找到佐证材料。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埃文斯对于纳粹政权独裁性质的研究，恰好可以作为这句话的一个形象的注解，它反映出埃文斯这一代历史学家对于当代欧洲正在兴起的右翼势力的警觉。自然，埃文斯的研究是扎实的有说服力的，但是他的研究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基于一种道德感。
《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是有关第三帝国研究著作评论的合集，它自然没有通常以历史叙事为主体的历史著作那样的流畅感，事实上书中评论的不少书籍多是选取一个较小的入口（比如有关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特瑙的传记，对于德国二十世纪中期活跃的文化赞助者特普费尔和纳粹关系的研究），这当然是研究得以深入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与此相应它也缺少一种恢弘的历史感和勃勃生机，当读者被带入极其复杂的次要历史事实的时候，不免要生出厌倦感了。
在将这些书评编撰成书的时候，埃文斯已经在想方设法赋予它们某种秩序感，比如把全部二十八篇文章按照主题的不同分为七个部分——《共和国与帝国》《纳粹德国内部》《纳粹的经济》《外交政策》《胜利与失败》《种族灭绝政策》和《余波》，但是，书评写作本质上有一种被动的特征——它的写作起因是因为某本书的出版，它的评论高度也往往依赖于评论对象提供的可能性。
当然，埃文斯充分利用了这种可能性。首先，他的历史眼光使他可以从汗牛充栋般有关第三帝国的著述中找到那些最有评论价值的书籍，而在具体的评述中，他也利用了书评写作思辨和分析见长的特点，比如有关拉特瑙和特普菲尔的两篇文章，埃文斯就充分尊重并展示了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性。他这样评论拉特瑙：“至此，他已四面树敌：左派、右派、商人、工人阶级、犹太人、反犹分子。1919年，他在《德国皇帝》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仅疏远了退位君主的支持者，也开罪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在有关特普菲尔的文章中，埃文斯回顾了前者跌宕起伏的一生，包括特普菲尔被纳粹逮捕以及获释的经过，他在驻巴黎的德国武装部队反间谍机构阿波维尔的任职及离任，他被英国占领当局关押的两年，并被归类为纳粹的“同路人”，埃文斯在这个词后特别加以注明——非常合理。但总的来说，埃文斯对于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是持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引发了和另一位历史学家平托·达辛斯基的长期论战，在那篇文章后面埃文斯加了一段很长的“说明”，介绍了两人之间充满火药味的唇枪舌剑。埃文斯对于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使他的某些文章显得有些冗长和缠绕，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也是呈现道德复杂性的必由之路——作为真相的历史事实是无法被简化的。简化的政治口号确实可以有效地鼓动人心，但那只是宣传而不是历史。
《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第五部分《胜利与失败》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评述了纳粹失败的原因，比如纳粹被在西线的速胜冲昏了头脑，同时苏联红军在和芬兰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能也使纳粹过于轻视苏联。埃文斯也一再强调了经济实力在拉锯战中的重要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几篇文章恰恰是全书里最没有新意的地方。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纳粹战败的书籍太多了，要想从这个角度推陈出新谈何容易。
书中其他文章，《希特勒有病吗？》和《阿道夫和爱娃》评述了希特勒的私生活——希特勒的身体状况，以及他和情人爱娃的关系。老实说这已经有点堕入八卦的边缘了，但是如果考虑到有一种意见，是将纳粹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归咎到希特勒本人变态的心理上，那么对于希特勒身体健康状况的某种澄清也就是对于纳粹罪行部分“免责条款”的剔除。如此,这几章貌似八卦的章节，也具备了贯穿整本书的庄重气质。
说到底，这依然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埃文斯对第三帝国方方面面的考察，总是能迂回到“道德感”这一最重要的支点上。反过来，它也使整本书稍显散乱的结构总算有了一种隐蔽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