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可以治疗忧郁的嚏根草。
（上接B02版）
让忧郁重新解放
如今，忧郁似乎不再美好了，它不仅仅是病态，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病”。现代精神病学对忧郁有了“躁狂”（Mania）和“抑郁”（Depression）的命名。
不过，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忧郁，并未被病理化的语言所穷尽。如郑圣勋所言：“我们希望将忧郁看待成一种我们自身所经历的生命，是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忧郁具有它自己的意义。”书写忧郁，不仅仅是克服创伤，或者耽溺与消沉，也是再现文化历史中被压抑、掩盖和转换的空白处。郑圣勋将其理解为一种主体的情感投资，一种理解与实践，可能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的能量。
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人层面处理“主体的忧郁”。在弗洛伊德之外，克莱恩（Melanie Klein）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两位女性理论家提供了不同的见解。克莱恩对“忧郁”的研究，基于她对儿童心理形成的理解：成年人的哀悼和忧郁，是对婴孩时与母体分离经验的回溯。而克里斯蒂娃则将忧郁视为人类心灵中的“符号性脆弱”，能使我们的心灵开展更大的柔韧性。
此外，还存在一种“历史的忧郁”。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纲论》中，借“新天使”的忧郁形象，提出了一种历史救赎观：天使面朝过往的废墟，却被进步之风吹向了他所背对着的未来。在他看来，驱使男男女女起来反抗的动力，并不是梦想着被解放的后代，而是对于被压迫的祖先的回忆——这是对于历史的忧郁与哀悼。
哀悼失落之物，也是对未来的最大盼望。当代理论家茱蒂丝·巴特勒在《失去之后，然后怎样？》一文中便回应了人置身“时间”与“历史”的复杂性。她提出要郑重地面对忧郁，还哀悼以特殊位置。因为在“失去”之中，铭刻了我们所承受的磨难、暴力、污名，而哀悼可以赋予主体战斗力和能动性。表面上看似个人化、向内的忧郁，其实也可以是政治的，是肉身与政治的相遇。
抑郁症是如何成为流行病的？
尽管我们在文学与哲学之中有许多关于忧郁的美好理论，但无论如何，由社会及医疗体系判定为抑郁症的忧郁情绪，如今已被贴上负面的标签。曾经，抑郁症只属于少数精英，如今则被民主化为一种平等的疾病。一方面，抑郁症被诊断为21世纪的时代病，另一方面，人们又奔走相告、急于澄清大众对于抑郁症的诸多误解。
当然，除了抑郁症，我们还有各种精神困扰，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等，这些精神疾病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此外，还有大量难以命名的情绪困扰着焦虑时代的年轻人。这使得“贩卖焦虑”也成为不少商家的生财之道。
不过，今天的焦虑不只是“营销”话术催化的，也实在地困扰着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影像中的生死学”的授课老师陆晓娅曾在演讲中指出，这个时代有一种普遍的“生命无意义感”；北京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徐凯文对于年轻一代“空心病”现象的分析，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徐凯文认为，“空心病”是近三四年在临床出现的、在年轻人身上突出的新型存在焦虑。以传统的心理治疗思路去解读这种焦虑是无效的，因为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明显创伤、看上去一切都很好、而且非常优秀，但他们却“深感存在的困扰，找不到生命的价值，活不出真实的自己。”
哲学家韩炳哲对于“精神暴力”的解释，某种意义上回应了这种状况。在他看来，21世纪的精神病理形态，已经不符合免疫学的逻辑：它们不是传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导致，而是源于过量的肯定性。这种源于肯定性的暴力来自同类，也源自系统内部——他把这个系统描述为“功绩社会”和“倦怠社会”。现代忧郁症之所以发生，某种意义上是坚信“没有什么不能够”的现代人在遭遇失败后引发的自我攻击。
功绩社会，制造抑郁症患者
什么是功绩社会？在一个功绩至上的社会，人们以“过度的活动、歇斯底里的劳动和生产，来回应变得赤裸而极为短暂易逝的生命”。整个世界都充溢着积极性，每个人都被告知要“积极生活”，只要努力就能自我实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那只能是不够积极、不够努力造成的结果。
当人们以高度的昂扬状态去追寻“绝对可以实现”的梦想时，功绩社会渐渐走向一种“兴奋剂社会”，人类趋向演变为一种“效能机器”。但问题在于，“生命活力”原本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如今则日渐“被简化为生气蓬勃的动作和繁茂的绩效成果”。这种态度导致焦虑和歇斯底里，以及过度的倦怠和精疲力竭，却无法抵达自己的彼岸。
如果说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由否定性主导，制造出疯人和罪犯；那么相反，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则制造出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在今天的自由社会之中，人们陷入了新的精神规训——追求功绩的人同自我抗争，他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从而陷入到一种毁灭性的压力之中。这是一种自我剥削，它伪装成自由的形式，更隐蔽也更有效率，因为它来自于内在驱动，而非外在强制。剥削者同时也是被剥削者，“比起他人的剥削，自我剥削更加严重地导致了自我崩溃”，“这种剥削最终以死亡为终结。”
也因此，从自我管理的视角看待抑郁症是不足够的，人不仅是由于自身而导致了抑郁症，此外，人际关系的匮乏也加重了抑郁症的流行。韩炳哲以倦怠综合征（Burn－out－Syndrom）来描述这种筋疲力尽的自我，这更是一种疲惫的、燃尽的心灵——人们不仅没能实现自由，反而丧失了沉思的幸福。
倦怠社会孤独的疲惫
“诸神累了，老鹰累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
很多时候，倦怠具有治愈功能。一个慵懒倦怠的下午，“无为”可能激发灵感的狂想。然而，疲劳综合征的倦怠，是一种过于积极的倦怠，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过度活跃，既是精神衰竭的征兆，也造成人的普遍涣散，它剥夺了我们做事的能力。
功绩社会的倦怠感，同样是一种孤独的疲惫。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在《试论倦怠》中写道：“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彼此分离，陷入高度个人的倦怠感之中，不是我们的倦怠感，而是我和你的。”
这种倦怠感是一种暴力，它耗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和心灵。摧毁了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甚至摧毁了语言本身。人们失去观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占据着全部视野。对于“劳作动物”而言，“生命”的丰富性被降维成了“生存”，生存则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因为我们已无暇顾及心灵。
对我们来说，节日本应是一种休憩。然而正如很多理论家发现的那样，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节庆的时代，因为所有节日都已被消费与购物的狂欢所占领。人的存在融入了商品关系编织的网络，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商业关系——朋友圈、微博上存在的社交营销与“带货”大V也是这个道理。
逃离百货商店式的世界，重建真正的节庆，是找回生命真正节奏的法门。韩炳哲主张，要从面对世界的倦怠，回归到面向自我的倦怠。比如，将自我浸入具有连续性、创造性的“深度无聊”当中，享受真正专注的沉思生活，因为“在沉思的状态中，人能够从自身出离，将自己沉浸于事物中”。此外，从“我和你的”回归到“我们的”，让人们相互关注，重建亲密的友邻社会，也是消解忧郁的一大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