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卫·克里斯蒂安来说，人类在“大历史”中的位置相当重要，人类的未来在加速，人类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所有“大历史”的故事也都是讲给人听的。

对于“大历史”代表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而言，“大历史”虽然大而简，包罗万象，但又不全然是百科全书式的碎片知识，而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一种对现代创始神话的书写。并非所有“大历史”学者都认同他的说法，比如，人在“大历史”中是否重要就存在争议。毕竟从整个自然界的视角来审视的话，在138亿年的万物史中，人类出现的历史其实很短。

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人类在“大历史”中的位置相当重要，人类的未来在加速，人类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所有“大历史”的故事也都是讲给人听的。基于对现代学术历史研究的不满，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课程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形成，囊括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宇宙学等。如今在开设相关课程的学校，学生也会做一些“大历史”研究论文，比如写写怎样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待北京天安门。

大卫·克里斯蒂安，他开创的“大历史”获得许多历史学者的认可。全球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甚至将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牛顿的成就相提并论。

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大历史是一种怎样的学术类型？它如何借鉴了宏大叙事的传统？它与文学、科幻和科普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又有哪些新的启发？

采写 | 董牧孜

从苏联历史到“大历史”

新京报：你是历史学博士。你的学术训练对“大历史”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克里斯蒂安：历史学训练对“大历史”研究当然有影响，但是负面的（笑）。我的博士论文做俄国19世纪早期历史中很小的一块，不过在大学教书时，我对大问题总是很感兴趣，于是研究轨道慢慢偏离了。

我一直都很喜欢俄罗斯文化、艺术和思想。喜欢19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一些很棒的苏联作家，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等。尽管我并不是苏联文化的仰慕者，但苏联的历史的确非常有趣。

新京报：俄罗斯文化似乎也内置了一种宏大。你似乎有种19世纪的人格？

克里斯蒂安：其实没错。在19世纪，集所有人类知识之大成的观念开始被正视。那时候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往往都想这么干，马克思、黑格尔、洪堡……人们意识到需要把所有知识放在一起。不过，这种意识也在19世纪末开始消亡。所有大学、研究者开始变得专业化，我们都要做专家，没人做整合性的工作了。

今天是时候重回这种整合事业了。在19世纪，当斯宾塞想把达尔文的东西社会科学化的时候，走向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今天的科学足够好，我们有能力讲述一些没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普世故事。

《简明大历史》，（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杨长云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2019年6月。

新京报：你觉得启蒙时代的框架，给今天的“大历史”留下了哪些遗产？

克里斯蒂安：“大历史”看起来很新，但其实是个老项目了。基于证据做科学研究，这是启蒙时代人们在做的事情。艾萨克·牛顿在基督教世界成长，深受基督教起源故事的影响，这影响也体现在他的科学上。不过当时的科学不够发达。很多18、19世纪类似“大历史”的尝试不够成功，但这种野心还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于牛顿和孔子的时代，是真正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以基于传统宗教、具体的地方文化，为21世纪创造一种普世的起源故事。不过现代创始神话中没有上帝，但有时间、空间、重力……

新京报：但大历史学者讲述起源故事的方式，似乎有点像新上帝？

克里斯蒂安：并非所有起源故事都需要一个上帝，比如佛教。佛教其实有点像现代科学，我们不需要想象任何“创世者”。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全知全能；但在希腊传统中，神就跟人一样美丽、可恶、愚蠢……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别指望能让他们帮忙解决。

新京报：谈到普世，其实你的大历史写作是基于欧洲的学术传统，把不同类型的知识连缀、贯通起来的。众所周知，起源故事有鲜明的地方或区域性，比如西方基督教创世神话，与中国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非常不同。很多本土起源故事，事实上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或消失了。

克里斯蒂安：的确如此。不过，也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才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彼此联结。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跳出本地局限，与全世界的人分享自己本土文化中的起源故事。不同起源故事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他们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起源故事会演化，或者会抗拒改变。

我们不该遗忘从前的起源故事，那些故事对于人类力量有种谦卑的态度，值得今人尊重。几千年前澳大利亚的起源故事，运用本土社群里的所有知识整合成一套叙事，教导年轻人万事万物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今人的问题是看不到整体，忽略事物之间的关联，没有这种视野就不会理解和重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与人的关系。

写作技巧对“大历史”叙述的影响

新京报：大历史是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

克里斯蒂安：我并不是个哲学家，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如何将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起来。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把他们各自的故事变成逻辑连贯的叙事并不容易，不过，虽然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法论，但在深层上是互相契合和联结的。大历史并没有什么神奇配方。你会发现叙事中存在困惑、未解决的问题，但不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一个好的故事，对于未知部分总是诚实的。

新京报：怎么听着有点像创意写作？

克里斯蒂安：它是一种创意写作，但又不止如此。因为所有材料都是可证实、科学确知的历史。

新京报：但这种大尺度叙事，很容易存在牺牲史实准确性和深度的问题？

克里斯蒂安：这里面总有妥协，但避免错误是第一条。很多科学家都擅长写面向大众、简化后的科学故事，爱因斯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棒。

新京报：大家都说写《人类简史》的赫拉利很会讲故事，你怎么看？

克里斯蒂安：其实赫拉利的简史写作，包括我们大历史写作，都是满足了今天大家心底对于普世史的渴望。一百年前，我们把知识分成不同学科，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造成了一种教育上的失败，我们内心其实渴望互相联系的、普遍的历史。

《时间地图》，（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段炼/房芸芳/姚蓓琴等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