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9 02:30:43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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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 龚自珍与余世存们的中年危机

2019-11-09 02:30:43新京报


龚自珍 (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其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图为画家李世南所画龚自珍像,源自网络。


余世存 诗人,学者,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著有《人间世》《一个人的世界史》等。


《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

作者:余世存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龚自珍48岁的时候,京城已经容不下他。

  这和当代的作者余世存形成鲜明的对照。余世存在48岁的时候,开始解读178年前龚自珍所作的《己亥杂诗》。解读之际,不免心气相通,有了代入感。他遂以第一人称完成了龚自珍的精神自传。

  而今年又逢己亥之年,余世存的《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得以出版。此时,余世存50岁。他解读的对象,龚自珍50岁时,暴病而亡,死于江苏丹阳某个书院的讲席。

  现在回到三个甲子前的己亥那一年。自杭州北漂至京城,当一个小公务员的龚自珍,终于被北京的权贵们挤出局了。那一年,他不得不展开“逃离北上广”的旅程。

  进取之路一败涂地

  京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龚自珍最知名的朋友有魏源和林则徐。这一年,魏源还没有写出他的《海国图志》,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尚没有发生。而林则徐则在这一年去了广东,开始为虎门销烟作准备。临行时,他婉拒了龚自珍请求随行的动议。

  的确,龚自珍这个人的毛病太多。他听从外公段玉裁的教诲“要做名儒、做名臣,不要做名士”,因此屡屡戒诗,但又屡屡开戒。他又有天生的名士气和做派,行为不甚检点,议论朝政,出语伤人,是常有的事。他甚至说,整个朝中和江湖,都没有有才能的人,全是一帮傻子。

  他还有一个毛病,甚会得女性欢心。尽管他是个五短身材,面貌崛强,但丝毫不妨碍他以诗歌的才能进入女人的心扉。顾太清被称为大清第一女词人,她曾经是一位王爷的侧福晋,因为与龚自珍过从甚密,诗词唱和,引来非议,最终被逐出王府,流落民间。据说,己亥这一年龚自珍的离京,与这段经历有莫大关系。

  48岁时,龚自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对新疆、西藏的地理有深入研究,希冀能派上用场,朝廷有朝一日让他去拓疆安土。然而这样的机会迟迟不来,他只能做一些秘书和校对的工作。他的剑生了锈,箫在秋天里也只能呈现萧索之意。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去西山或南城赏花了。他和文友们骑着马,饮酒作诗,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由于朝中的挤对,以及来自八卦的风言风语,龚自珍在京城的进取之路一败涂地。他眼中所见,皆是满目苍凉。帝国的气运和他的命运在这一年里形成了某个隐性的转折点。他预见到摧枯拉朽的力量即将到来,但又滋生出无能为力之感。

  此时,龚自珍与所有中年状态的人士一样,有了家室之累:正室侧室,一双儿女。他的身心经历了疲惫的淘洗,他也并没有在为官的时候实现财务自由。

  安身未卜,立命未卜。龚自珍是个彻底的失败者。除了拥有一些诗名之外——他在这一年沿途写的诗,会因为传诵早于他抵达家乡。途中有道士在乞雨,听说大诗人龚自珍来了,请他写醮词,他大笔一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诗人和巫师的双重人格合体了,龚自珍扮演了那个求雨之人,他用文字的灵性呼吁天地之间来一场大的洗涤,将腐朽与没落彻底扫除。

  一路上,他不在醉中,便在诗中。他的朋友们,与他谈论诗文与学问,时政与苍生,这给了他不少慰藉。从春天走到夏天,他才回到了杭州。

  人心亡,则世俗坏

  48岁时的余世存如何看待这一年的龚自珍呢?一个是遭弃用的士子,而另一个,是一介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布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额头上,都悄然出现了白发。龚自珍心心念念于天台宗的佛学,希望自己能把那些经书反复宣诵三万遍。而余世存的目光也在收敛之中,从家国天下转向性命之学。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士子究竟是该“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以“安顿性命为旨归”。思想的流淌,驱动着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人生路径。48岁的龚自珍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没有在小学领域接续上外祖父的学问,又没有在做官上展示新的策动论力。他不过是讥人讽事,愤愤不平而已。有人称他龚疯子,背地里却想这是一个愤青、刺头、麻烦。

  余世存的方式要恬淡许多。人到中年,经历了婚姻、生子、病痛和家人亲友的死别,相貌上已现悲悯之相。早年酣畅淋漓的士子作风,如今早已不会大呼小叫,徒然地表白心迹。书斋生活,足以抵御庙堂和江湖的风雨。先灵活动于意识的边界,那一瞬间,或许时空的局限性都已被勘破。

  但那仍然是隐隐有个中年危机的。与俗子的中年危机不同,士子考虑的不是个人际遇、职场争斗、子女教育,而是对一块大陆共同的深情,对吾民同胞的休戚之感。多一些公平,多一些正义,多一些文明;同时,少一分谎言,少一分愚弄,少一分卑劣。

  一切归结于人心,龚言“人心亡,则世俗坏”。再好的制度,不去执行,仍是一张废纸。国民教育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而非智识的增长,那和皇帝的新衣有何区别?

  人到中年,一切都还来得及吗?能看到机运昌明的那一天吗?为什么龚诗能一发千钧,自此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走向?一个诗人,一个命定的诗人,为何能天心人心,打成一片?

  先知的声音

  龚自珍仍沉溺于归途中的酒与色,诗与友。他缓缓归矣。家人与市民用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了他。求字、求墓志铭,络绎不绝。他不得不在吃了半个月酒席后,又闭关半个月,完成稿债。他终归是个名士,他的名声,他的不妥协,传遍了整个杭州,他的诗文被传颂,行迹被模仿——他终于成了外公所痛恨的人。

  他的名句在一点一点发酵,原来“美人如玉剑如虹”是他的句子啊。“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多么美妙的境地啊。“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又是何等的深情直白啊。

  他考虑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要在杭州附近的昆山,把自己的别墅在山中建好。余生以待,他有一个自我休憩与优游的空间。如此退隐,岂非中年的激流勇退,岂非上苍待我不薄的田园之乐?

  他甚至偶尔内心一动,希望将沿途交好的歌伎召入府中,从此不问外事。但世俗与礼教的束缚又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将心迹都付诸诗篇当中。当人们阅读这些诗篇时,不免有人骂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大混蛋。好几次,他不敢面对歌伎与他的送别,仓惶驾船先行。有一位与他长情的女子早逝,对自己的母亲遗言说,如果龚先生要来墓前,那还是可以的。

  显然,现实中的书生余世存没有这般地狂放。他多是温文尔雅地对待他人,心平气和地展卷阅读。己亥这一年的中国对应着公历的2019年,四海有升平之貌。近百年的外侮侵略经历不复存在了。人们的思维被眼前的焦虑折磨着。无论是住房、孩子的教育还是医疗体制,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压力。中产阶层还未长成,就被股市和金融一轮轮地洗去。

  对于龚自珍而言,己亥(1839)是个由盛而衰、盛极而衰的年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感受到无以复加的光荣的顶点,但燃料就快烧完了。大清的迷梦被随后而起的鸦片战争(1840)拉开了屈辱的序幕;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1851)又将之冲击得摇摇欲坠。

  是龚自珍在己亥之年发出了先知的声音,他在这一年的归乡之旅中,看到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现状:人们的困苦和上流阶层的无知,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可弥合的鸿沟。

  “士子”最终会选择“悄隐”,原因很简单,有底线的斗不过没底线的。在巨大利益面前,盘根错节的关系会消耗人无穷的精力,智商与情商再高的人,也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拨弄,这只手的名字叫“利益”。要么,选择进入这张大网,贡献聪明才智,成为家族的代言人;要么,与之决裂,放弃既得利益,成为一个自谋出路、不负所学的个体。

  人到中年后,容易变得犬儒而非奋起,社会空间又往往是铁板一块,不可理喻的事情太多,荒诞的新闻也不少,面对世事人心,“士子”的呼告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是否能为年轻的一代做一个有效的示范?或是为茫茫浊世注入一道别样风景的清泉?

  □胡赳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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