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4 12:52:00新京报 记者:董牧孜 编辑: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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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杨葵:这个时代的畅销书,越来越难成为经典?

2019-11-24 12:52:00新京报 记者:董牧孜

​畅销书画风变迁,不只是读者趣味和审美选择的问题,而是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出版行业的市场化,以及媒介更迭等大背景的改变关系密切。作家杨葵是世纪之交中国畅销书之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指出,对于畅销书的认识误区要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中厘清。

畅销书画风变迁,不只是读者趣味和审美选择的问题,而是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出版行业的市场化,以及媒介更迭等大背景的改变关系密切。


作家杨葵是世纪之交中国畅销书之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于1989年到作家出版社工作,2004年又参与筹建了一家民营图书发行公司,对国营和民营出版机构都有直接的经验和观察。


杨葵


在中国的出版圈,杨葵是出了名的“眼毒”,他策划过《哈佛女孩刘亦婷》等火爆市场的图书,经手之书几乎没有赔过钱。杨葵指出,我们对于畅销书的认识,要追溯到其诞生的最初阶段,一些误区也要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中去厘清。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01

二十多年前的畅销书,

往往并非刻意打造?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末,能称为“畅销”的书大概有多少销量?


杨葵:大概是四五十万到两百万之间。那时候有一个说法,10万册左右叫“小畅销”,30万以上算“中等畅销”,60万册以上是“大畅销”,100万册就堪称“超级畅销书”了。


新京报:如今卖5万就是畅销书了,整个打了对折。


杨葵:这没法比。上世纪80年代初,随便什么书都能印好几万,那时候出版量小,一年的出版量不会超过10万种;如今每年新书六七十万种。品种多了,就把单品种的销量打薄了。另外,其实现在畅销书的销量仍然很大,甚至超过原来,只是普通图书的销量大幅降低了。


新京报:新世纪之交,你观察到民营出版机构的畅销书运作是如何萌芽的?


杨葵:我在2000年做过一本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当年同期畅销的还有《富爸爸,穷爸爸》和《哈利·波特》。当时的新华书店总店老总(后来也是中国出版集团负责人之一)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2000年三大畅销书体现了三种样式:《哈利·波特》是倾尽全社之力来推广的,《富爸爸,穷爸爸》是靠资本的力量来推广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是凭编辑一己之力来推广的。


2000年诞生的三大畅销书之《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这样说当然也不准确,《哈佛女孩刘亦婷》也是全社一起配合推广,我们在营销策划上用了一些巧劲儿。我觉得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特色,民营机构开始有大量资本运作畅销书,连人民文学出版社这种老社也在倾全社之力打造畅销书。市场累积到那个时候,畅销书的形态开始急剧变化。


2000年诞生的三大畅销书之《哈佛女孩刘亦婷》。


原来的畅销书,基本上是自然发生的,有一些已经公认的畅销书作者,比如贾平凹、余秋雨等等,因为作者名声大,自然就能畅销,闭着眼睛都能发行50万册,所有出版社都去抢他们的稿子,抢稿子就像摘果子。但是你能把一本默默无闻的书炒出来就不一样了,体现营销上的策划实力。


新京报:以前“自然畅销”的作者,跟今天自带粉丝、流量的畅销作家有什么不同?


杨葵:现在的网红作者、流量作者出书,从一开始就要打造人设,这已经是在做设计,而不是自然发生的。以前之所以说是“自然发生”,因为在那个年代作者写作是出于某种创作理想,如果说有人设的话,“设”的都是文学特色、文学史地位之类的。


真正的畅销书概念,我印象中大概是从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的,其诞生跟媒体的发达有很大关系。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手机,互联网更是1996年后才开始普及。当年制造畅销书的主要路数是通过报刊不断曝光,有对话、书评、消息、活动等形式。当时社会上的读书活动不像今天这么丰富,周末全北京也就两三场活动,如今北京每个周末大概有几十场活动吧。


2000年诞生的三大畅销书之《富爸爸,穷爸爸》。


02

畅销书品质下降,

越来越难出经典?


新京报:观察新世纪以来的畅销书,很多是在主题上呼应了社会焦虑,比如心理自助类书籍的崛起,跟市场经济之下渴求发迹变泰的阅读痛点是一致的。这种回应社会诉求的畅销书选题是新现象吗?


杨葵: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因为90年代的畅销书里还没出现“焦虑”这种东西。那个年代人的心态还是比较阳光健康、朝气蓬勃的,阅读口味大多是文艺类,或者扩大到文化类。你提到的心理类、经管类畅销书,基本上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


新京报:这些年大家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畅销榜上的书越来越low了,而畅销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民阅读的品质和诉求。比如以前的畅销书可能出自莫言、王安忆这种名家,今天的畅销书则出自大冰、张嘉佳这类被认为“水分”较多的作家。包括美国研究者也通过数据分析指出《纽约书评》等媒体的上榜畅销书越来越简单,品质不如从前。


杨葵:我倒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是先预设了自己喜欢的类型,比如觉得文艺类就是好,外国小说特别好,商管类就不好。其实每个年代都有很low的书。实际上应该说,每个时代的畅销书都有各自的时代特点。比如世纪之交,季羡林的《中国蔗糖史》成了畅销书,那么专业的书都能畅销,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我这个年纪的人往往怀念八九十年代有多好,其实也没那么好,都是在怀旧而已。当年的畅销书也有很多内容空洞的书,好多书莫名其妙就变畅销了。现在的畅销书也有很不错的书。


90年代,真有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听说卖书这生意好做,就转头来做书了,卖书跟卖鞋一回事。从业人员的水平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就这样的书商还挣了好多钱。直到90年代中后期,“二渠道”,也就是民营渠道开了一个号称他们的“遵义会议”;再加上一些硕士、博士们开始出来做书,一些出版社编辑也辞职下海做书,才算把这种风气给刹住了。以前书商吹牛可比现在严重。


03

年轻作者更难畅销了吗?


新京报:近几年的畅销榜单有个显著特征,很多“经典”小说成了长期霸榜的畅销书,新书的上榜率相比以前低了很多,新作者也很难卖得好。


杨葵:经典书已经慢慢变成了大众购买的标志,就相当于你要逛街就去逛地标性的商场一样,你要看小说就要去看标志性的小说,看长销书。


不过我看榜上一些年轻人的书卖得也挺好。东北最近爆出来的几个作家,贾行家、双雪涛,还有写《冬泳》的班宇,我没全部读过,但各方面反响都不错。一个作者的第一本文学作品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反响,这在当年也是挺难想象的。当然这说的都是普遍现象,个别现象从来不缺,比如当年也有像韩寒这样凭借一本《三重门》横空出世——之前完全没有任何消息的一个人,突然就变成超级畅销书作者,甚至形成了社会事件。


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

——班宇《冬泳》的副标题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冬泳》之所以出圈,是因为当红流量明星偶然推荐了这本书。包括余华等作家之所以热卖,也因为那些极力塑造文艺“人设”的流量明星不断推荐。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偏偏是余华的《活着》,而不是其他“当代经典”最畅销?


杨葵:我也很困惑。如果说畅销书存在不变的规律,那就是它契合了社会人的心理,但这仍然只是大概率事件,放到个案里面来看,你说余华的小说契合了当下什么心理?好像也没有。不得不承认,畅销书有很多偶然性,这也是它所谓的“魅力”所在。拼命去打造一本畅销书,未必能成。之前大家很在意小说改编电影,认为电影、电视剧能带动书的销售,但事后证明也未必。还有一些关于畅销书的认识误区,比如当年甲A联赛最热的时候,好多人一拥而上做足球相关的书,但都折了,没一本“畅销”。看足球的人和看书的人,就不是一路人。


在当当网畅销榜上,余华的《活着》是最“能打”的中国原创小说,“霸榜”8年,与《百年孤独》并列为上榜时间最长的两本畅销书。


新京报:一些年轻编辑觉得现在推出年轻原创作者比以前更难了,大众更愿意信赖经典作家,不愿意去认识和接受新作家。


杨葵:那是年轻编辑没经历过以前,他们看到的都是成功案例。大家以为推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些年轻作者有多容易,其实不知道背后多费劲,还有多少是没成功的,有很多偶然性。以前推新作者显然比现在要难,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实际上是老人时代,讲究按资排辈,年轻人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儿;如今是年轻人的时代,反叛的年代,你讲什么老人权威,都没人搭理你。


现在年轻编辑觉得难,是因为如今媒体已经彻底变样,现在是自媒体或者网络媒体的天下,媒体资讯量太大,很难找到有号召性、权威性的媒介将阅读量有效地转化成购买。另外现在图书种类太多,出版量太大了,很难聚焦。


新京报:畅销书的读者群也变化了。如果说十几、二十年前文艺类书很畅销,是因为当时的读书人之中精英群体更多。那么,今天的读者群体扩大了,才是让整个畅销书光谱发生改变的原因?


杨葵:从我个人感受来说,手机互联网彻底大规模兴起之前,微信公众号、朋友圈阅读流行之前,读书的人确实是在不断增加的。现在就很难讲了,买书的绝对人群是增加了——哪怕不读书,我也买两本书,但是具体到每个人的读书时间,我觉得是在急剧下降的,读书的密度减小了。现在可娱乐的事情太多,选择余地大了,把留给书的时间都占满了。


本文原载于2019年11月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版。


撰文:董牧孜 

编辑:徐学勤 喻子豪 榕小崧 董牧孜;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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