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30 02:31:21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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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阳 人要摆脱天性的奴役,就要有对美德的追求

2019-11-30 02:31:21新京报


黄孝阳,1974年生,江西抚州人,现居南京。著有长篇小说《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等,小说集《是谁杀死了我》等、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曾获“中国好编辑”、“中国书业十佳策划人”等奖。


《人间值得》
作者:黄孝阳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70后”作家黄孝阳的新书《人间值得》讲述的是“张三”的故事。

  张三的身份很复杂,就像这个复杂的社会把各种元素集中投映在了同一个人身上——他是“张书记的儿子”(养子)、县办公室职员、掌控整个县城水泥生意的商人,还是个写作者和思考者。整个故事就是张三以上述身份进行的自我讲述与思考。

  张三自认是个“恶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恶,知道权力、欲望、金钱与物质在社会中的等级秩序和交换法则。他会问:“我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这是一个有着自我认知焦虑的恶人,因此他在恶和恶的反面之间摩擦着,扭曲着,发出了长嗥。他知道这些社会法则,也依赖这些社会法则,却在长长的漫游中认出了这些法则在自己身上展现的恶,并因此靠向了真实和自由的另一侧,就像一个人从此岸出发,历经艰难困苦,终于游向了彼岸。

  一趟自我认知的奇异旅程

  新京报:为什么给新书起名为《人间值得》?这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网络流行语“人间不值得”。

  黄孝阳:这个小说在脑子里盘了二十年,写了近两年。是先有书名的。在我还没有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这个书名就跟钉子一样敲在脑前额叶。那时这个流行网络语似乎还没有出现。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是这个名字。一辈子风和日丽,这是福气,但说此四字,过于轻薄;只有从深渊里爬出来的人说,才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新京报:书中主要讲的是主人公张三的故事,一个“恶棍的生成史(也包括了弃恶从善),一个自我认知的焦虑史”。张三自称是恶人,贪婪、龌龊、堕落、冷血,但却有很强的生命力。“恶”与“生命力”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黄孝阳:今天的人是一个被不断规训的结果,牛逼点的人说一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还是存在着的。但这个矩并不是真理,具有永恒的不可侵犯的神圣属性。人子之光便在于不断探索,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谓的恶,在某些时候便成为必要的手段,它将打开经典(社会)囚笼,放出笼中之虎,从而开始一趟自我认知的奇异旅程。这段旅程上固然有鲜花流水,但少不了毒虫猛兽,这才是真实的、完整的、丰富的“人之一生”。

  新京报:关于张三这个人,还有一个问题。他似乎是一个怪异的结合,他是“张书记的儿子”、是水泥商人、作家,还是个思考者。为什么这样设置他的身份?

  黄孝阳:不是故意设置。是因为现实。是这三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给了张三这种人,拥有众多身份的可能性。

  孤独几乎是每个人不可救药的病

  新京报:书里有一句话,或许是这部作品的主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如果说自由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权利,是至善,恶即由此孕育而生。这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能否具体讲讲这句话?

  黄孝阳:人之美德,无一不是与人之天性做斗争的结果。对理性大加赞颂。后来又觉得,若没有人之天性,美德毫无必要。人类尚在进化时。这些不真善美的天性,为这种进化提供了最富有激情的力量源泉——我不知道是谁设计了它们。美德,不过是进化各阶段时的产物,甚至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一夫多妻是,一夫一妻亦然。当然,从个人层面来说,人要摆脱天性的奴役,就要有对美德的追求,这是人子的义务,亦是自由意志所在。

  新京报: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切入现实几乎是所有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你的写作观念大致是怎样的?

  黄孝阳:相对于其他代际的作家群,70后作家群同时面对着两大命题:一个是民族秘辛、唐诗宋词、新中国文学遗产、风俗与劝诫、日常经验等等的总和,是一条经常被命名为“中国故事”波光粼粼的河流——狭义来说,即对国族的叙事;另一个由互联网打开的富有科(魔)幻意味的对未来的诸多想象,是蝴蝶效应、量子理论、大脑上传、人之不死等等山峰——狭义来说,因为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打开的景深。

  河流与山峰加在一起,便是70后作家要处理的现实。在这个被科技丈量的现实中,人,尤其需要这种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重新联结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再极端地说,若文学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写作者就要有勇气做所谓文学的敌人,乃至于与自己为敌。要想拥有世界文学的高度,就得彻底摆脱乡土中国的经验一一从故事模式到叙事技巧。

  新京报:这部小说是滔滔不绝式的作品,书中有很多议论,似乎这部作品的核心即是这些议论,也有很强的抒情性。如何看待经常出现在小说评语中的“克制”这个词?

  黄孝阳:克制是美德,亦是牢笼。或者说所谓的克制包含对现实功利的迎合,而跃出牢笼更多根源于放飞自我的本能。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枷锁即克制。可人还是可以戴着枷锁跳舞的。

  再说远点,我们的文学在这个母体或者说矩阵已被置换的今天,又该如何发言,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范式,即,我们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今天的唐诗宋词,不是老祖宗的,不是五四一代人的,也不是新中国十七年(1949年-1966年)的,而是真真切切属于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与修辞,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换而言之,我们在观察这个名叫“现实”的人类文明进程时,或许可以把它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匮乏”与“相对有余”。吃得饱饭与吃不饱饭的人,这是两个物种。想的事、说的话肯定是两回事。我们在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一个关于人之诗章的新开篇。对“多余品”的追逐将构成人的日常。而以摩尔定律速度涌现的“多余品”将重新开启人的哲学王国与文学王国。

  这个重新开启就要求写作者不能太克制。

  知识已相对过剩,对知识的消费严重不足

  新京报:书里除了故事,还有大量知识性内容,包括历史的、哲学的,乃至经济的等等。你在平常会刻意搜集知识,以便用到小说里吗?你如何看待大量知识在这部小说中的运用?

  黄孝阳:知识力是国族最核心的竞争力。简单说几条。一是知识填充文本,细节才能有真实性,才能让蝴蝶成为蝴蝶,罪犯成为罪犯。汉阳造与三八式的射程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让一个持汉阳造的士兵射杀五百米外的敌人;二是知识提升借助了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观念、视角与经验(小说家是对他们的概括),一个可以信赖、值得尊重的知识结构。说书人不是不好,也就只能骗骗小孩开心,犹如“读者体”与“知音体”,他们说的每个故事,与真正的智性与德性毫无关系;三是知识给出隐喻及语言的活力,比如笑起来像根号二。“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是对过去的一种意味深长的阐释”,但更有必要强调的是:要真正理解这种阐释,必须使用当下的语境以及各种技术物。你要懂得一台苹果手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有些年轻人为什么为了获得它不惜去卖肾;四是知识提供结构,公理定律,比如黄金分割例,指导小说的文本结构,隐喻人物内心,测量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所提供的各种前瞻性理论,为未来千年文学指引方向;五是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知识社会,所谓新现实。它大致有四个特征: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的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0”与“1”这种二进制逻辑语言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使人之灵魂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

  新京报:后记中所说,你的一位女性朋友看了数页小说,觉得被冒犯了。在开头部分,女性在很多时候的出场确实只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在这部书中,你想表现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黄孝阳:随着脑力对体力的取代,女性将崛起,将主宰,将构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新结构的奠基者,新规则的制定者,新律法的阐述者,新秩序的捍卫者。那些把她们定义为第二性的女性特征,要被扬弃。什么是女性,会被重新书写、定义。

  她们将是一个新物种。比如小说中尚在化茧成蝶的朱璇。她是希望所在。

  新京报:小说里有种幽默感,不是幽微的那种,而是直白的、日常的那种幽默。这种幽默在小说里起着怎样的作用?为什么用这种语调叙述?

  黄孝阳:因为张三就是这种人。每个人都得有属于他自己的语言。我写《旅人书》是用诗的语言,写《乱世》是用文白杂糅的语言来叙事,等等。写《人间值得》当然要为主人公找到一个属于他的腔调。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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