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凯鹅


如果你打算用文学表现世界,摆在你面前的无非两条路,一条是海明威式的,另一条是福楼拜式的。


海明威追求电报文风。电报要快,要凌厉,要简洁,但简洁并不容易。它实际上是克服表达欲望,对言说之物妥协,去跟最明白无误的词汇死磕。为此海明威提出了创作的冰川理论。这种理论声称,在文本不曾触及的地方可以隐藏大量的潜台词。


福楼拜则完全不同。他把文字当照相机使,精雕细镂,巨细靡遗。《包法利夫人》里一顶帽子的出场都值得大书特书。如果说电报文风是克制与妥协,福楼拜式的写作法,则是一种对言说之物的无限制攻占。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太多拙劣的海明威仿写,这些文字不具备海明威的天才,便只剩下面对黑洞洞现实时的话不投机。而福楼拜是可贵的,就算抵达不了,那也是词对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但是,连低配版的福楼拜也不好找,这要求作者每一寸的进入都是硬功夫。我可以欣慰地对潜在读者们声称,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才华横溢的作品——《静物》,就是一部福楼拜式的作品。

 

《静物》(英)A. S. 拜厄特著,黄协安译,读客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


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现代生活


《静物》写了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其中又以斯蒂芬妮与弗雷德里卡的生活为主线。两姐妹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毕业后结婚生子,另一个奉行单身主义。耳目所及,是文豪和艺术家。心中所想,是现代人心灵危机。可以说,她们站在了现代文明的前沿。但与此同时,在物质层面则是缺少刺激的,物质供应已不成问题,也就构成不了需要探讨的话题,感官追求又占据不了生活的主场。


主人公追求的是自我实现与心灵自由,这些都是内化的,很多时候是与他人没什么关系的。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又必然面对家庭羁绊和道德失衡。也正是这种追求,使小说产生一种心灵史诗的质感。正如罗曼·罗兰所言,实为平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而与《约翰·克里斯多夫》不同的是,这部心灵史诗是由女性视角展开的,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以及作者拜厄特本人的哲学观、政治观,也在小说的表达中占据相当分量。


小说取名《静物》,人物也酷似静物。疏离、冷漠、独立,自成一体。每一个人仿佛自给自足,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他们也只关心着自己的问题。即便偶或瞥一眼其他人,除了几句颇显英式幽默的冷隽描写之外,也不会再投入更多感情。


这种疏离和冷漠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比如连妻子临产这种事情,也是独自一人排队,手里拿着华兹华斯诗集作为慰藉。她的思绪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在艺术和观念中飘荡着,攫取词汇和话语,寻求对实地生活的理解。


A.S.拜厄特,英国小说家、诗人、布克奖得主,2008年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英国50位伟大作家之一。其成长四部曲(《花园中的少女》《静物》《巴别塔》《吹口哨的女人》)是耗时近30年写就的颇负盛名的代表作,以一位英国知识女性弗雷德丽卡的成长史诗,串连起二战后几十年英国的历史变迁。


姐姐斯蒂芬妮结婚生子,选择了家庭,但是她并非回归家庭,或者献身于“妻子”、“母亲”等身份角色,她还是自己的,并一直致力于自我的精神探索。


妹妹弗雷德丽卡与姐姐大异其趣。她是剑桥大学的风云人物,身处各种思潮、运动、辩论的中心。周围结交的朋友,都是诗人、剧作家、艺术家之类。她并不愿意回归家庭,而是追求思想和身体的解放。她乐意于去结交,乃至于“体会”异性,用各种方式。甚至身体层面的交往,也是服务于思想的注脚。


她所歆慕的对象——剧作家亚历山大,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梵高的作品,名叫《黄椅子》。黄椅子是一把曾经存在于梵高与高更生活里的椅子,它见证了二人的友谊和决裂,见证了艺术天才的迸发。因此在亚历山大看来,它便具有了都灵裹尸布一般的神圣感。他的这个作品,就是试图通过一件静物挖掘梵高与高更交往的戏剧性历程。


一种抵达不可说之境的语言


小说取名《静物》是意味深长的。“静物”本身是绘画术语,意指一种绘画题材,同时也指绘画的对象。读者大可以把这部作品当作一件静物,它描写的是人,在这里面社会关系几乎被省略掉了,每个人都像被画笔捕捉光影的对象那样,变成一个静物。他们的内向生长,就是作者在意的光影。


拜厄特在小说里非常玄奥地提到,梵高及此前的其它一些画家,曾试图赋予色彩以感情,将之变成一种抵达不可说之境的语言。用画笔诉说的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那个由语言和动作搭建起来的世界自然大异其趣。正如梵高的画那样,观赏者总是能够从其鲜明的色彩与笔触中捕捉到情感、情绪的东西。


《巴别塔》(英)A.S.拜厄特,王一鸣译,读客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


大约是为了更好地描绘这种语言,拜厄特在小说里大段征引梵高留下来的文本。梵高个性鲜明的色彩感知式的描述,与拜厄特的文风奇妙地交织为一体。


这种通感式的修辞,不止成为拜厄特打开世界的法门,同时也正是亚历山大创作《黄椅子》的逻辑依据。由于是一种静物式的写作,拜厄特非常注意营造作品的结构感、空间感,人物的关系、叙述的关系,被严密地呈现为对位、呼应。而创作《黄椅子》的亚历山大所在的位置,似乎与创作《静物》的拜厄特形成了呼应。


亚历山大坚信,黄椅子蕴藏了梵高这位艺术家的艺术生命中的某些秘密,而拜厄特也将其静谧而丰盈的玄思凝聚在词语和观念之上。毕竟,在后者这里,词汇、观念要比实际存在之物显得更加实在。


正如同静物离开了光线


正如学者型作家惯常表现的那样,拜厄特是旁征博引的,对艺术史、文学史皆是信手拈来,这些反而构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尤其是对异国读者而言,毕竟这些作者谱系,对他们而言远非耳熟能详。


但流畅的文笔和细致的观察,或能弥补晦涩、陌生带来的遗憾。更不用说小说里还有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救赎话题。流行文学喜欢用一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去做出思考姿态。譬如说,一提到赛博朋克文学,读者脑中立即便浮现出关于“高科技低生活”的批判;一提到科幻小说,我们便能够想到能源危机、智械危机。


与这些相比,最引人不安的恐慌恐怕既不在外部,也不在社会组织形态上,而是在于人们内心的枯萎。


“上帝死了”,尼采当年宣布。那么之后呢?人们的精神世界该如何重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词汇与观念中摸爬滚打,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或者从现实的片段里寻找寓言、启示。


一切看起来颇有深意,与此同时又破碎到毫无意义。


《孩子们的书》(英)A.S.拜厄特著,杨向荣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1月


然而,当我们从迷思与焦灼中醒来,仍旧需要收拾残山剩水。拜厄特写到了回避上帝的教会生活,写到了出奔,也写到了回归。写到了分娩,写到了死亡。如果人们衣食无忧,无冻馁之患,并严肃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些轻飘又沉重的话题便总是会找上门来——那时候,兴许读者会发现,《静物》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静物无非生死,生的部分太过神性和乐观,令人难以想往。兹录取一段书中关于死亡的描写,一只窗外飞来的麻雀,在儿子的喧哗中带走了母亲的生命,这样的情节设置,显得大有意味:


“她跪下来,从裸露的冰箱后背的下面往里看。冰箱离地约一英寸。麻雀就在里面瑟瑟发抖。她趴在厨房的地板上,卷起袖子,把裸露的手臂伸到冰箱下面,想用手指去够那只鸟,她已经看到了它明亮的眼睛。


接着,冰箱突然迸出火花。疼痛感迅速传遍全身,斯蒂芬妮感觉手臂与金属黏在了一起,好像烧得噼啪响。她想,完了。接着,她好像看到了枕头上的两个人头。”


这是一段酷似福楼拜风格的叙述,冷静,准确,如同复刻。死亡就这样带着翅膀飞了进来,从这个家庭里带走了临终一刻还在思想的心灵。再往后,没有生也没有死,也没有上帝或者其它,只是“眼前一片黑暗”,戛然而止。


正如同静物离开了光线。


撰文 凯鹅

编辑 徐伟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