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专业著作日渐与大众脱节，大众不关心，也看不懂许多知识分子在某个细小领域穷其一生的研究专著。但是，这并不代表大众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需求和知识焦虑。
这些需求和焦虑，促使市面上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大众历史读物。许多“戏说”、“水煮”和“演义”，靠着夸张耸动的情节而广受欢迎，而一些学者写的通史类著作，则因为过于严肃、学究和呆板被大家束之高阁。近年来，大历史类图书的畅销，或许就源自大众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偏好，以及对用一个清晰简明的框架去理解历史的渴望，但一些通俗的大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往往过于简单，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有着专业历史研究功底的许倬云所写的通俗历史著作，扮演了一座架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的角色。《万古江河》《说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一起组成了许倬云经典的“中国三部曲”。与许多通史类著作不同，他不囿于一般通史的写作模式，而是用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平实畅达的语言去讲述中国文化成长的故事，因而在历史普及类著作里影响巨大，畅销多年。
许倬云没有写帝王将相或以政治变迁为纲的历史。他填补了通俗历史著作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态史的空白。更为关键的是，除了叙述历史之外，他尝试用一种能照顾到历史复杂性的“网络结构”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他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普罗大众对宏观历史解释的需求。
许倬云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新京报专访历史学家许倬云。视频导引：
00:10我写的其实不是大历史
01:17知识分子走得太快太远。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基本上是脱节的
01:51我立志填补这样的空白，做“桥梁”工作，建造几座桥。
02:34我主要用网络结构这个观念，让不同的群体个体之间“interlock”起来，互相套连
02:59我的工作其实和今天的物理学家借用量子力学建构对宇宙的了解相当类似
04:03每个地区的文明，带来了他们过去的传统，也带来了他们过去的负担
04:36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个中国人，都会有一点《周易》的观念
05:03整个中国社会被一套不断变化的大宇宙笼罩在内
06:11我做每一个问题都尽量用专业工作所获得的成果
07:19我盼望在我的著作中，达到“解释变化”这四个字
07:55变化本身就是我的课题
08:10我不守住任何一个学科，也不守住哪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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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基本脱节”
新京报：你写过许多经典的历史普及类和通史类著作。如今，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某个专业领域，深耕一辈子。你也曾在其他访谈里说过，现在美国已经很少有知识分子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较为通俗的文章。许多学者也没时间、没兴趣为大众做通俗性的写作，因为这并不能让其在学术体制内步步高升。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知识分子专业化现象的？你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何会从象牙塔里出来，选择为更广泛的读者去写一些历史普及类著作？
许倬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外来输入的现代教育，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越“先进”，他们的著作离中国本土可能就越遥远。我们的社会整体是在不断改变，不断地走向世界，可是知识分子走得太快、太远，这使得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基本上处于脱节状态——知识分子和大众没法交流。
普通大众不知道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知识分子们写出一本本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学者的专著，对普通大众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立志要填补这个空白，我想建造几座“桥梁”，这些桥梁是连通历史与现代、大众与学术之间的通道。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作者：许倬云，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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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
新京报：当下，许多大历史写作在中国卖得十分红火。早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脍炙人口。如今，以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为代表的大历史著作成为畅销榜单的常客。有人质疑，许多大历史写作本身属于易于营销的那类知识，容易用一个结构简单、结论易懂的解释框架，帮助读者在一本书里快速地把碎片化的新旧知识整合起来，但会牺牲掉历史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你觉得你的通俗著作能归类为大历史著作吗？什么样的大历史著作，才算是一部好作品？
许倬云：在我早期的著作里，我做的是专题历史——有专门的断代、专门的研究范围，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怎么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方面的著作是我写大社会、大历史著作之前必定要有的自我训练。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训练，写出来的大历史著作将会是空泛的。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我主要用“网络结构”这样的观念把许多不同的个体、群体“interlock”——即互相套连起来，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哪种力量占着主导。然后，再换另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去理解历史复杂的变动现象。
我的工作其实和物理学家借用量子力学去建构对宇宙的认识很类似。他们想了解宇宙中种种粒子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它们怎么样从小变大，从结合到分离，再到结合，如何重组改变，构成现在的物理群体和物理现象。我跟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我从大的文明宇宙里边，看到大家共通的文明。每个地区性文明都带着他们过去的传统，也带着过去的负担，更带着过去的“工具”。人们该如何从旧的“工具”转换成新的“工具”，并把旧的负担放到一边？或者，该如何把负担转变成“资源”，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去探讨的。
比如，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里特别指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点《周易》的观念。古跟今、寒跟热、干跟湿等这样的观念，会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文化上有所体现——不同的方向代表了干燥或潮湿、明亮或黑暗等。中国人的生活被这一套不断变化的大宇宙融合在一起。我的希望是，经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呈现给大家。这既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过去，也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作者：许倬云，版本：理想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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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历史叙述中解释变化”
新京报：你的写作与一般通史写作有何不同？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跨学科通俗历史写作？
许倬云：对于大历史，赫·乔·韦尔斯（H.G. Wells）等人都有相当著名且值得称赞的著作，但那些著作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书在畅销了一阵之后，就没太多人注意了。他们的努力，在专家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够专业，过于空泛。我要尽量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用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我的工作成果，还包括我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同行所获得的收获，这些全都纳入我的写作结构之中，一起进行思考。
这是我写历史一贯的方式。这种方式跟我一般的美国同事的方式很不一样，也跟《中国大通史》更不一样。《中国大通史》里面可以有一百个题目，这一百个题目就会产生出一百个单元，但是，这些单元互相之间的时代联结会显得相当生疏。
美国的大历史著作也是如此。世界史、美国史、欧洲史或者文明史都只提供了一种叙述，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我盼望，我的著作能在叙述中“解释变化”。在变化的形态、模式得到理解之后，我们才能慢慢掌握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我的问题取向，是用结构的方式来看结构的变化。“变化”本身就是我的课题。人类学能够体现历史变化的某个部分，能为我提供素材，我就用它。其他学科同样如此。我不固守任何一个学科，也不固守任何一个时代。
《中国文化的精神》许倬云著，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18年12月
撰文｜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