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2 02:31:37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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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 九门九车构建的北京生活

2020-09-12 02:31:37新京报


正阳门


天坛祈年殿


景山


清乾隆时期北京城平面图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作者:[瑞典]喜仁龙 译者:邓可
版本: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2月


《帝都之门》
编者: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
版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8年6月


《抚摸北京》
编者:邹仲之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11月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一道道城墙,构成了北京城的骨骼,环绕城市、构筑城市、保护城市,而一座座城门,则像是北京城的器官,迎来送往、沟通内外、吐故纳新。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为城市的骨骼和器官,赋予了城市繁荣与生机,也见证了城市兴衰与更替。

  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以元大都为基础改建而成。元大都设城门11座,南三北二,东西各三,究其原因,正史无证,仅有野史《农田余话》谈及:“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城三头六臂两足。”刘太保,即元大都“总设计师”刘秉忠。哪吒,传为佛教中的护法神,本领高强,勇猛无敌,他的“三头六臂”在佛典中也常被用来形容佛法无边。把北京城建作“哪吒城”,用11座城门喻哪吒的三头六臂两足,由此看来,这座城市的法力、活力与魅力,均系于它的城门之中。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将元大都的城墙整体南移,改11门为9门。但北京城的整体架构不变,虽然东西两边各减少了一座城门,剩下的九门却承担起了重要的城市功能,奠定了明清时期不同职业群体的生活空间,其影响之深远在今天仍有迹可循。

  九门走九车

  如今的北京地铁崇文门站附近,还有一座名为“哈德门广场”的商厦。崇文门前身为元大都的文明门,却被时人唤作哈达门,据考证,“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大王为何许人已不可考,哈达门的名字却留了下来,又讹传谐音为“哈大门”和“哈德门”。直到解放前还有哈德门牌香烟,现在的哈德门广场也由此而来。

  明朝年间,“文明门”改称“崇文门”,清朝沿用此名,至今未变。但“崇文门”在清朝百姓口中,却一度被称为“鬼门关”。

  清军入关后,为了增加满族官吏收入,在崇文门设置税课司,货物进入北京城均须纳税。虽有《户部税则》详细规定了纳税明细,但关吏还是横征暴敛,即便空手进城也要缴纳关税。课税时,手续繁多,盘问备至,以至于崇文门前每日都大排长队。久而久之,一些小商贩想出一个办法,根据自己货物多少,先自行算出税款,把银钱插在帽檐上,等过关时关吏拿走银钱就能立刻放行,缩短排队时间。这帽檐上的银钱当然归关吏私有。清人查嗣瑮有诗为证:“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

  当时又有规定,城内不许酿酒,城外的酒也只能交由官方指定的酒家出售。这18家有权卖酒的酒商在崇文门统一收酒、统一纳税,俗称“十八家酒店”。酒税极重,一般的酿酒作坊本小利薄,为了维持生计,只好“背私酒”逃避酒税。

  所谓“背私酒”,就是拿猪尿脬装满酒,背在胸前,绕过城门,趁夜偷偷爬城墙进城。明清时的城墙高达10米,墙面平整少有凸起,商贩们只能用脊背贴墙,双手加双脚勘探每块城砖略微凸起的地方,紧紧扒着砖缝一点一点爬上三层楼高的城墙。到了城楼,再用绳子把自己和酒吊下去。背私酒不仅辛苦而且危险,“鬼门关”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崇文门属于“前三门”,也就是南三门之一。“前三门”从东往西分别是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正阳门被称为九门之首,而另一侧的宣武门同样让人心生畏惧,被称为“死门”。所谓“午门斩首”实为讹传,行刑的地点实际上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因此囚车经常从宣武门出入,为了警示百姓,宣武门的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

  菜市口本无刑场也无菜市,只是因为按照旧例在此行刑,百姓多来观看,小摊小贩趁着人流前来叫卖,自然聚集成了菜市,菜市口的地名也沿用至今。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惨遭杀害,谭嗣同正是在此喊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迈遗言。

  而北京内城人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依赖东西四个城门。京西门头沟产煤,全北京城所用煤炭都由煤车从西边靠南的阜成门运送而来,因此阜成门的瓮城门洞由梅栈客商出资,雕刻了一束梅花以作标记;北京城内水苦,皇家用水要引京城西边玉泉山的山泉,而御水车就从西边偏北的西直门进城,西直门的门洞里则刻着汉白玉水文石雕;东边偏南的朝阳门毗邻通州,南方出产的粮食必须经由水路走通惠河到了通州才能进京,朝阳门走的自然是粮车,门洞里刻着的也是谷穗;与西直门遥遥相对的东直门,为九门之中最贫之门,走垃圾车,走砖瓦车,走木材车,走一切“百姓车”,曾经的东直门外大街有一百五十多家买卖铺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切平常生活之用在此都能找到。

  京城北边可谓军事要塞。一方面,北方按星宿属玄武,玄武主刀兵;另一方面,北方常面临外族侵犯。大将徐达受朱元璋之命攻下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北城墙南迁5里,也是为了便于防守、抵御外族入侵。因此,北面的两座城门便具有特殊的军事意义。靠西的德胜门为出兵征战之门,谐音“得胜”二字,靠东的安定门为得胜而归收兵之门,特取“安定”之意。

  据记载,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蒙古都经由德胜门出发,清乾隆发兵平新疆、征青海、克金川也都经由此门,并且每次出征之前都会在德胜门举行盛大的出征仪式。

  “九门走九车”,城门对于北京城的意义远大于沟通内外的途径,更划分了城市不同区域承担的功能,影响了从事不同职业的百姓的生活空间,并因此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几番重建正阳门

  虽说领兵出战多从德胜门出发,但也存在例外。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派将征讨李自成起义军时,便是在正阳门举行饯行仪式的。

  正阳门为九门之首,又称“国门”,专供皇帝龙车出入。皇帝每年两次出正阳门,冬季到天坛祭天,惊蛰去先农坛耕地,其他日子正阳门正门一律关闭,普通百姓只能从东西两侧小门进出。

  由此可见,崇祯此次在正阳门举行饯行仪式意义之非凡。

  彼时,明朝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后金步步逼近,爆发于陕北的农民起义又愈演愈烈。等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已经攻下整个陕西,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攻破西安之后,直逼山西,势如破竹,京师岌岌可危。

  面对危机,崇祯皇帝召集群臣紧急商讨对策。就在众大臣面面相觑时,忽然有人慨然陈言:“主上如此忧虑,臣下不敢不竭力为您分忧,臣愿意领兵出征太原,倾尽身家资财招募死士,倡导乡邻,必可募得十万之师,进剿逆贼。”说话之人乃祖籍山西的大学士李建泰。他是进士出身,善于理财,家资万贯,一向慷慨。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众武将都爱惜性命不敢出头,李建泰作为文臣却忠肝义胆主动请缨,崇祯心中无限感激,许诺要效仿古礼,为李建泰亲自饯行。

  几天后,李建泰被封为督师,率军西征。出征之前,崇祯令驸马都尉烹牛宰羊,告祭太庙,又亲率文武百官来到正阳门城楼,举办出征仪式。在城楼之上,皇帝为李建泰把盏三巡,又赐予他象征帝王的龙节和尚方宝剑。李建泰领受隆恩之后,带兵启程,君臣就此告别。之后崇祯还一直站在近五层楼高的城台上凭栏远眺,等到大军消失于城郊远处,才起驾回銮。

  但李建泰其人实际上刚愎自用、色厉内荏,不仅不会调兵遣将,还几次拒绝采纳良言。他带领着队伍缓慢前行,还未离开京郊,就收到了来自山西的逃兵禀告,他的老家已被攻下,他的家财也被洗劫一空。李建泰顿时丧了气,不再带队前进,滞留在京师附近听天由命。

  一个半月后,李自成攻进北京城,李建泰束手就擒,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而巍峨矗立的正阳门箭楼,也同其他八座城门的箭楼一起,毁于李自成的一把大火之中。

  正阳门自1439年建成至今,曾历经五次大火,这是其中第二次。

  第一次焚毁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正阳门箭楼失火,管事的太监为了中饱私囊,把修缮的预算定为13万两,当时负责工程的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却为人正直,坚持缩减开支,最后用3万两银子便将箭楼修复。第三次大火,发生在清乾隆年间,正阳门的修复又遇上了大学士英廉和户部尚书和珅。此二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捞一把的机会,偷工减料,导致箭楼修复后门洞开裂,只好再次斥资返工。第四次大火,是在1849年,鸦片战争后的第9年,正值国库空虚,财力紧张,连一些建材都无钱购置。为了修复正阳门箭楼,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把北京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的大梁拆下供正阳门使用。

  最后一次大火,也是火势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的“庚子事变”。这年六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后,为扶清灭洋,抵制洋货,放火焚烧专卖洋货的老德记药房。老德记药房开在正阳门外的大栅栏一条街,这把火从老德记药房烧起,蔓延了整片大栅栏地区,最后还殃及了正阳门的箭楼。两个月后,驻扎在瓮城的八国联军士兵又不慎失火,烧毁了正阳门城楼,连城楼的修建构造草图都付之一炬。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朝不保夕,更拿不出钱修建这样的大工程,只好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带头,倡导各省大员捐资,再参照崇文门、宣武门的形制,重建了如今我们见到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正阳门的每次焚毁与重建,都于一砖一瓦中记录了所处朝代的历史脉络。历经500多年的风霜雨雪、战乱火灾,正阳门已经是古都北京唯一一座城楼、箭楼均保存完好的城门。

  市井大前门

  诗人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写道:“我骑在我的战马上,也就是我那破旧的二八凤凰牌自行车上,每过正阳门,我的目光便会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那是画册中的前门、歌曲中的前门、烟卷包装纸上的前门。”

  老北京人口中的“前门”,就是正阳门。更亲切的称呼还有“前门楼子”,以“前门楼子九丈九”开头,可以起出好几首老北京民谣。时至今日,前门都是北京的商业聚集区。

  宅中定位、经纬四通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这座帝都国门从明代开始就非常繁华。

  明代的城墙将原在城外的一段通惠河包入皇城,使得大运河与积水潭一带的湖泊无法通航,商船进不了城也到不了积水潭。原先经大运河运来的货物改到通州的码头卸货,再由车载转运到正阳门一带集散,原先围绕积水潭的商贸中心也就转移到正阳门外。

  除此之外,正阳门瓮城内的关帝庙也是几个城门中规模最大、香火最旺的一座,来来往往的香客又为其增添了不少人流。

  前门外最著名的商业街就是大栅栏。“庚子事变”中,正阳门箭楼就是因为它而“引火烧身”。而作为商业区的大栅栏兴起于元代、建立于明代、从清代起繁盛至今,几乎与正阳门同享一段历史,六百多年来安危与共。现在,北京还流传着“看玩意上天桥,买东西到大栅栏”的顺口溜。

  大栅栏的由来,可追溯至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当时北京实行“宵禁”制度,为了治理京师治安,防止夜贼逃窜,由朝廷批准在北京的街道巷口设置了木栅栏,宵禁时间一到,便放下栅栏,禁止外出。栅栏由所在地点的居民出资修建,而“大栅栏”本来是正阳门外的廊房四条,“廊房”本来即指用于临街经营的店面房,居住此处的商贾家境殷实,出手阔绰,因此修建的木栅栏规模稍大、制作精致又保留长久,久而久之,“大栅栏”就成为廊房四条的代名词了。

  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后,下令内城只许八旗军民居住,又规定禁止在内城开设旅店、餐馆、茶社、戏院等等,导致原本居住在内城的汉人被迫迁到外城,曾经内城的生意人也穿城而出。手工业者、杂耍艺人、烤鸭厨师、京剧演员,纷纷汇聚至大栅栏。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遍布铁匠铺子、丝绸绣坊、大戏台子。大栅栏俨然成为北京最人声鼎沸、鱼龙混杂的市井生活聚集地。曾经赫赫有名的八大胡同,也是从大栅栏斜支而出的。

  等到1900年义和团进京,一把大火从老德记药房烧起,密密匝匝四千多家店铺毁于一旦,原本大栅栏地区商业之繁盛、店铺之密集也可见一斑。

  但这场大火烧掉了木质的栅栏,却没有烧光这个城市的活力,新的廊房很快就从大火后的废墟中冒了出来。正如约翰·里德在《城市的故事》一书中所说,罗马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可以维持几个世纪,但他们的城市却延续不了那么久,中国用木头和泥土建造的房屋并不耐久,但他们一直存在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型,并延续了千年。

  重建后的大栅栏热闹依旧,除了是商业中心,还是娱乐中心。大栅栏曾先后有过五个大戏楼: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广和园、同乐园;民国初年,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大观楼电影院就开在这儿,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也是在这里上映。

  生于1947年的作家肖复兴,曾回忆儿时住在大栅栏附近的美好时光:“大栅栏给我童年最深的印象,是有同乐园、大观楼电影院和前门小剧场,我常去那里面看电影,那一年大观楼放映立体电影,是全国头一次,排队买票的长队甩出了大栅栏,我和弟弟一大清早就去轮流排队,全家看那场杂技团精彩又笑话百出的立体电影,觉得是那么新奇。”

  到了今天,正阳门城楼和正阳门箭楼在前门大街两侧隔街相对。前门大街仍是享誉北京乃至全国的商业中心。大栅栏经历重建,复原了民国初年的面貌,林立着三十多家北京老字号:从明代就有的六必居酱园到嘉庆年间开业的马聚源帽店,还有拥有四个门面的瑞蚨祥绸缎皮货庄。

  一座城市的城墙和城门,就这样穿越历史,成为了今日生活的一部分。

  撰文/肖舒妍

  本版图片来源:《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第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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