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0 11:36:44新京报 记者:李阳 李永博 徐悦东 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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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历史学者与变革时代的碰撞|新史记

2020-09-20 11:36:44新京报 记者:李阳 李永博 徐悦东 刘亚光

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当今的青年学者如何写史?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网络时代信息资讯快速检索的“e-考据”,对历史研究来说是福音还是危机?强势崛起的新媒介赋予了历史学者更多走出象牙塔、面向公众发声的机会,但学者更积极地介入公共空间,又能否促进公众观念的良性发展?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这些人中有活跃的学院派学者,也有深受大众欢迎的公共历史写作者。如果说一代精神造就一代的史家,那么一代史家的著述与反思也总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


对未来的想象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历史的意义,正在于此。因此,我们期望通过回答“当今的青年学者如何写史”这个问题,为当下确立坐标,为未来提供方向。



2020年9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


撰文|李夏恩



新史记

青年历史学者与变革时代的碰撞


每个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刻板成见,历史学者也不例外。“历史”二字,总是与古老、过去、往昔这些老气横秋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大众的心目中,历史学者也应该跟他们研究的对象一样垂垂老矣。倘若说历史意味着年深日久的智慧与经验的总和,那么这些智慧和经验也理应盛在一副配得上它们的沧桑皮囊里才对。


在一个有关职业的老掉牙的笑话中,从一群人里认出历史学者是件容易非凡的事情,他们的双眼总是埋在故纸堆里,花白的头发上落满了积年的尘埃,手中不停地翻看着某本枯黄掉渣的古书,若说他们跟考古学者站在一起如何区别的话,只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衣着还算干净整洁、文质彬彬,而考古学者则穿得像个挖地基的农民工。


若是在几十年前,这一成见还多少有些许真实之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迈入史学大门的大学新生,接受老师开门见山的谆谆教导,仍不外乎是“做历史要耐得住寂寞、要沉得住气、要读得进书”——那种在档案馆和资料室里一坐一整天的寂寂静默,确实赋予了历史学者一种职业性的沉沉暮气。


老一代历史学家的代表,明清史大家顾诚先生



对老一代历史学者而言,跑图书馆查阅史料可以说是治史生涯必不可少的磨砺。以巨著《南明史》蜚声于世的老一代史家顾诚,为查阅史料费尽周折的经历,可谓老一代史家的代表,他的学生彭勇在多年后曾回忆顾诚当年访查史料的艰辛:


“先生言传身教,常云自己过去经常骑一辆二八自行车出入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只带一个冷馒头充饥。冬天寒冷,双手被冻得麻木,常常会到马路边的商店里,借火炉取暖……看《后湖志》,是在‘文革’末期,专程跑到南京。那时图书馆还不对外开放,他托了熟人,说了许多好话,才让看馆藏抄本。抄录完后,担心出错,央求人半天才看到原件……当年北图善本部规定,一天只能看三种书,而且还分季节,明清史料本来就杂,许多书翻一翻,见与自己的研究毫不相关,只好还了,大半天时间也就白白浪费了。为了研究南明史,先生在昆明住了一个多月,天天就是从招待所到图书馆,两点一线,甚至没有抽时间看昆明的奇山秀水。”


然而,当时序迈入21世纪,飞速发展的时代将变革之风带往每一个角落,历史学自然也不能置身其外。过去在档案室与博物馆里高束庋藏的文献资料,被制作成数字化影像上线,供人自由阅看;日益先进的文字识别系统和信息时代强大的搜索技术珠联璧合,让潜藏在书边页脚的一段最不起眼的史料也无所遁形。过去耗费数日数月,甚至要往返奔波多地图书档案机构还唯恐无法穷尽查得的资料,如今足不出户,不到一秒便能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


这一切的最重要的起点,就是数字化技术在世纪之交献给历史学界的一份大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横空出世。这一庞大的电子数据库是多方合作的成果,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全部开发制作工程由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与书同文计算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清华计算机系负责文字识别

(OCR)

系统引擎开发,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为它建立了专用字库,微软公司在平台技术上提供了技术援助——胪列这些出版、承办和技术公司的名头虽然令普通读者厌烦,但却彰显出了关键一点:在这次合作之前,几乎没有哪位历史学者会想到,历史学科最具革命性的变革,竟会由这些跟史学研究八竿子打不着的理科技术人员开启——一个跨界合作的时代由此展开。


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已收藏数字化期刊7000多种,14万多期。目前可以在许多高校校内登陆检索。但对个人用户来说,价格仍相当昂贵。在买不起这套数据库的个人用户当中,小编即是其中之一。



自此之后,一系列数据库陆续建立起来,从四部丛刊,到历代石刻,再到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至今仍在陆续推出的方志、谱牒、金石、丛书、类书等等。公共图书馆也陆续将馆藏的珍稀古籍一一进行数字化。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工程,已经扫描了馆内大量方志、珍稀善本以及碑刻拓片放在官方网站上供公众阅览。


档案文献的数字化和公共化本身正是全球大势所趋。从线上公版书的古腾堡计划,到整合全球敦煌文书资源的国际敦煌计划,历史学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检索全球公开的文献档案史料。


有鉴于此,历史学者黄一农在他出版于2005年的学术论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的自序中,兴奋地指出:


“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路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缝隙,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


黄一农因此高唱:“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降临!”


“e-考据”如今已然成为新一代历史学者们的必备技能。老一代史家积长年累月之功一笔一画抄录的史料卡片,在电脑普及的时代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如今,只需要鼠标滑动点击,复制粘贴,网上检索查得的史料文献便可以轻松粘贴到文件夹里,收入档案之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史学训练已经日暮穷途了呢?


目前来看,答案仍是否定的。传统史学训练不仅是搜索查找史料的能力,还包括在查找史料中研判分析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数据库检索完全无法替代的。相反,如果过度依赖数据库,反而可能误入歧途。


不妨以如今已经相当成熟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为例。在其中检索“国民”这个词语,可以得到上千条检索结果。但如果以此为根据,认为国民这个名词在中国古代就已非常盛行,那么结论可谓大错特错。


仔细查考检索结果,就会发现,那些检索出的“国民”,绝大多数根本就不是复合名词。其中大多数,其实是“国”与“民”分属不同的句子,只是因为句子上下相连所以连接在一起。譬如《后山谈丛》卷四中的“古者诸侯取财于国不取于诸侯岂特国民亦然”,这句话的正确断句是“古者诸侯取财于国,不取于诸侯。岂特国,民亦然。”另一部分,则是指“某个国家的百姓”,如《南齐书》卷四十八中:“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这里的“国民”应与前面的“虏”相连,指的是“虏国

(即北魏,南朝将北魏蔑称为“索虏”)

的百姓”。


数字库不能完全代替人工,它的作用只是减少了搜索史料的时间成本,而分析、解读仍然需要历史学者胼手胝足一字一句地悉心解读,这是电脑完全不能取代人脑之处。信息极速海量的袭来,实际上对人脑的思考辨析能力要求更高。比起过去老一代历史学者埋首案牍一页页悉心翻检才从字里行间找出所需,信息技术时代的历史学者要同时处理大量已经检索出来的资料,工作量比之前更加巨大。对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而言,所谓的数据库让研究可以“偷懒”,归根到底不过是把过去检索上花的时间“偷”过来,用在分析思考上了而已。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让获取史料变得便捷迅速,学术交流也变得更加容易。过去,只能靠讲学面谈或是书信电话的交流方式几乎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从电子邮件到微信语音视频通话,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交流,讨论观点,甚至上课开会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进行。国内外最新的学术期刊杂志都会以最快的速度上线,绝大多数都提供检索和全文阅读。


新的技术、新的资讯、新的观点,把握这股时代新风的历史学者,自然也是一群更具新近眼光和思想的青年历史学人。这一批在变革新风的鼓荡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历史学者,绝大多数是八零一代。尽管八零后在年龄上如今已经迈入中行列,但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多少具有某种冻龄的玄妙魔力,传统史学严格的学术训练会让一日长如一年,与时代飞速发展的新式技术则让一年短如一日,两者相互拉扯之间,大可以将历史学者的学术生命从中年化为青年。


这些青年历史学者如今或是已经在各个高校的历史专业执掌教鞭,发表著述,在学术圈奋力打拼出一席之地,或是在高校之外,以自己对历史深沉的挚爱抑或是兴趣研读、书写历史。


非专业历史学者的崛起,是这一变革时代的一大特征。在过去,非学院出身的历史爱好者,不仅缺乏专业训练的陶铸,更难以获得研究所需的文献资料。倘使像顾诚这样历史学专业的人士想查阅自己所需的史料都如此之难,那么这些非学院出身的“门外汉”的境遇更可想而知。但现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过去普通人不得寓目的文献资料成批数字化,公开于世,人人皆可阅读浏览。既然史料不再是学院中人高束庋藏的可居奇货,而是人人皆得阅览的天下之公器,那么,一个公共写史的时代也就随之到来。


但这些非学院派出身的历史学者们,仍然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历史学科的教育不仅是培养搜集史料的能力,更培养分析、研究史料的能力。其中史学最基本的功底,即考证史料真伪,尤须严格训练。与之相比,非学院派出身的历史学者在考证史料方面便功力有所不逮。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历史学者尚且会被伪造史料蒙蔽,那么未经训练的非专业历史学者,更容易被那些似是而非的赝造伪史牵着鼻子走,最后流于皮相之言。也因为此,许多非专业历史学者撰写的通俗历史作品常常以说书体和掌故轶事示人,其中真伪相掺,瑕瑜互见,所在多有。其专业性也往往造成许多争议。这些争议,集滴成海,也卷入到汹汹浩浩的变革潮流中来,成为当中不可小觑的滔天巨浪。


畅销历史小说家孙皓晖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因对秦国历史的帝国崛起性叙事受到一众热血粉丝极力追捧。小说更被改编成电视剧,红极一时。但本书中所叙述的史实和观点,却遭到不久前故世的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的严厉斥责。在《孙皓晖“历史观”批判——<祭秦论>批驳系列之序言》中,王家范指出孙皓晖为了坐实自己的观点不惜歪曲解读史料,将秦帝国劳民伤财的虐民暴政美化为善政,将严刑峻法解读为“法治”,将强制徭役粉饰成“民生工程”。王家范写道:“时代已经进入到21世纪,我们能接受孙氏对秦始皇的偏袒到这等极端的程度?能容忍孙氏如此‘为民做主’,为了这个‘伟大君主’,可以视民众与民生如草芥、如尘微?”


本专题采访的六位青年历史学者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这些人中有活跃的学院派学者,也有深受大众欢迎的公共历史写作者。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这场时代赋予史学的激烈变局,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这场新世纪的史学变革之风。


“历史学家的隐秘技能是模仿上帝,在史书中创造生命。”新文化史巨擘,如今年逾八旬的罗伯特·达恩顿如是“揭露”历史学者的内心隐秘。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学家也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历史。他们书写的历史中折射出他们对自己身处时代的认识与反思。


时代造就史家,史家书写历史。两者就以这种方式达成了默契。


对话青年历史学者


采写  |  李永博、徐悦东、刘亚光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等。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



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等。著有《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


新京报:你提到晚清时期新式媒体的涌现对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现在的媒介环境也给希望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悖论。学院内从事严肃研究的学者如果希望影响社会,可能更多还是得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渠道,而这种知识传播很可能使得他们传播的内容趋于庸俗化、碎片化,不再严肃了。


唐小兵: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良性公共空间的不断退化,一方面使得很多还是很有情怀的学者不再愿意面向公众发声,另一方面,关切公共议题的学者越来越少,也就间接推动了学术圈关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导致各种“学术黑话”的大量繁殖。我自己也觉得很忧虑。但其实这些年也能看到有一些变化,比如像许纪霖老师、葛兆光老师、刘擎老师,以及我的朋友周濂老师等,他们这些年都在尝试着能不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向公众传播高质量的知识。


当然,我觉得历史学者由于研究过很多历史的复杂性,一方面不是很容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心态上也不会轻易走向一个非常幻灭、虚无主义的地步。假如知识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公共舆论环境就有慢慢转好的可能。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等。


新京报:理论似乎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历史学讲求“论从史出”,理论的过度引用也有可能导致论述并不很贴合史料反映的事实。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张仲民:一些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理论”,基本上是西方传入的,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历史学者都比较喜欢用理论、用一些概念术语,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尤其喜欢动辄把自己研究的个案同近(现)代化、传统、民族主义、社会转型、本土化、民族国家建构等大叙述结合起来,而不去探讨这些概念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同自己具体研究的个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这就导致现在很多历史研究选题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或研究旨趣大同小异,是在为理论或某些研究做注脚,难免陷入低水平重复或同质化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如不用理论,不如将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表述方面。


简言之,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们才有更好与理论对话的基础。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比不用理论大得多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些理论和概念被一些汉学家运用于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国内研究者也跟风而上。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初曾红极一时的此类研究现在几乎不再有人看,被认为大有问题了。当我们占有了大量史料之后,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时髦理论化选题本身其实大有问题,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高林,曾用笔名高凌、克罗采和春天。青年历史学者。著有《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新京报:有人说专业的、依附于学院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历史学者,其写作越来越专业化,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本该面向公众的一面。如今通俗史学非常流行,但其中又有大量良莠不齐的东西。你心目中好的历史写作是怎么样的?


高林:现在,历史是一门科学。但在古代,历史是一门艺术。历史和诗、戏剧和小说曾经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现在历史成了一门科学,跟艺术分道扬镳了。历史科学化的结果是,专业历史写作者和通俗历史写作者都不在乎自身的文学性。没人关心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看,只关心自己写的东西正不正确。历史科普就是在正确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以通俗化的讲述方式讲给大众听。


但是,我个人更希望存在着一种比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在历史中,我们不单想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也想知道那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里的其他人,都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一生的。


如果历史写作者能客观地把一个历史人物自己的愿望和所处时代里不同阶层的人的愿望都表达出来,并告诉读者,这个历史人物掌握着什么样的资源和能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在哪些情况下这个人物改变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个人物又被时代所战胜。那么,历史写作者在客观上就展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和心灵。这其实和小说家在虚空的场景里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等。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历史研究和你对法律、政治哲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在你的研究和写作“版图”之中,历史拥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意义?


羽戈:其实我不太喜欢使用研究二字,也许用研读更合适。前者过于冰冷,后者则融入了一己之情怀,虽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终究有其冷暖。在我看来,任何学问本质上都是生命的学问,区别仅在于方法论以及态度。也许法学偏向冷酷,历史学则多了一丝温情与敬意。我曾在十年之间三写杨度,前两次写,不脱法律人的本色,隔岸观火或居高临下,常以后见之明责难先贤,直至第三次,才敢说勉强做到了“了解之同情”,从而真正触及他的悲苦心境。


李硕,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曾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从事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新京报:对于社会和战争的常识性知识,如何去培养和获得呢?


李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现代的教育制度似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我能够想到的反而是一些偶然因素。就我自己而言,我在十岁以前是在农村长大的,见识过普通农民的生活,这种生活经验对我后来研究古代历史有很直接的帮助。因为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你要研究古代历史,就要对农业生活,对自然界和庄稼有最基本的了解。这种比较直观、感性的认识是在现代城市中长大的孩子所欠缺的。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在学古代历史的时候,可能是完全无从提起这方面的感觉和认知。当然,人类学和社会学有田野工作的研究方式,但这种带着目的去研究的方式仍然是比较狭窄的。


其实欧洲的教育曾出现过这方面的趋势,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一路学问叫做博物学。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人类开始具备现代知识,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各种新式学科逐步出现,但是知识总量还没有特别多。所以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是认为一个人只要是穷尽你的精力,还是能够把人类绝大部分的知识学完的。但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之后,学科分工越分越细,知识总量爆炸性增长,这种知识的全面性掌握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博物学的历史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仍然需要对人类知识的总体有一种基本性的把握,则会让你在很多问题不至于从一开始就做出误判。


(本文中访谈为各版内容节选,完整版访谈会在之后的书评周刊微信公号内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作者|刘亚光、徐悦东、李永博

编辑|李阳、罗东;

校对|翟永军、张彦军、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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