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英国小说,这两种文字在阅读时便影响着张爱玲的美学,并在小说中得以融合呈现。


2020年9月2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张爱玲百年诞辰:红尘零落,纷纭人间》


撰文 | 马凌


1

红楼梦的影响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爱,有目共睹。八岁始读红楼,以后三四年重读一次,从不中断,熟悉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靠这种熟稔,她1969年写《红楼梦未完》,1973年写《初详红楼梦》,1975年写《二详红楼梦》,1976年写《三详红楼梦》,然后四详、五详,直到1977年《红楼梦魇》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张爱玲一生的巅峰,是在23岁到25岁,天才像一场火山喷发,光芒万丈;而知天命的十年时光,则是一泓深不可测的火山湖,她在红楼大梦里沉溺。比较版本、爬梳考据,外人看起来枯燥无味,她甘之如饴,非有厚爱做不到,非得真趣也做不到。

  

王德威认为,张爱玲晚期风格是“重复、回旋、衍生”,所言不谬。在十年参详《红楼梦》的同时,她也在翻译注释《海上花》,《海上花》耗时更久,达二十年。张爱玲在《红楼梦魇》里考证出曹雪芹反复增删、斟酌推敲,不是一向被认为的十年、而是在悼红轩里一写二十年,她自己的后期写作亦复如是。在《红楼梦》与《海上花》之外,她不断写和改写自传性作品,也不断翻译改写曾经写过的小说。从中文到英文,从英文再到中文,据说《金锁记》她用两种语言写了至少六遍。一个天才,又是这样勤奋,也是得了曹侯的真谛。至于说《红楼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乃至将《金锁记》与《红楼梦》比较起来看,那真是个太热门的题目,不宜展开了。

  

可是,我总觉得哪里隐隐不对。


《红楼梦》与《海上花》所惯用的草蛇灰线手法,张爱玲明察秋毫,分析起来头头是道,可是自己笔下并不应用。《红楼》用情之深,还有佛道一路的空观,皆不是她在意的地方。若说同调,大约只在悲观与细节上。她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里写道:“中国文学是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是在物质细节上它得到欢娱——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是悲观的。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化用《红楼梦》的语言、在物质细节上的过度、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我以为,这种相似不过是皮相上的相似。“悒郁的紫色的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的一只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细节杂了意象的金线,这样的语言,曹侯写不出。相形于《红楼梦》,同样又悲观、又重细节的《海上花》,主题是花团锦簇后的算计、背叛与不堪,倒是与张爱玲暗通款曲。

  

十年的红楼考证,有一个关节可能是理解张爱玲的钥匙。当她年轻时读红楼,看到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提及根据某“旧时真本”,宝玉当了更夫,湘云做了乞丐,二人雪夜重逢,结为夫妇,“看了真是石破天惊,云垂海立,永远不能忘记”。在《红楼梦魇》里,她果真考察了十种脂本和程高本之外的本子,认为宝云二人“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总好过宝玉遁入空门的结局,“因为此本结局虽惨,到底有人间味”。即便是山穷水尽,依然要坚持到底。张爱玲爱着她“参详”出的这个安排,即便海棠无香,即便鲥鱼多刺,即便人间不值得,不能躲,不能死。


《上海张爱玲文学地图》,淳子/王桢栋/冯宏/营光学社 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2

由毛姆而来的英式俏皮

  

1943年春天,张爱玲从香港辍学回到上海,带着《沉香屑》去拜见《紫罗兰》主编周瘦鹃,周瘦鹃挑灯夜读,立即辨识出:“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一周后,张爱玲再度登门,面对周瘦鹃的询问,她心悦诚服地承认,她正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也是喜欢读的。她在港大读书时的老师贝查,极喜欢毛姆,曾极力鼓励她多读毛姆。弟弟张子静也回忆说:“她还介绍我看毛姆和欧·亨利的小说,要我留心学习他们的写作方法。”80年代,她从朋友处“收到毛姆传,喜从天降,连照片都精彩,张张看了又看。”

  

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直陈张爱玲与毛姆的共同之处:曾经显赫后又没落的家世,缺爱的少年时代,懂得人情世故里的炎凉、又敏感孤独冷漠,不太相信理想,也不太在乎道德。从创作主题上看,自私、虚伪、欲望与金钱,轮流回转,在在处处。他们一西一东、一男一女两个作家,对人的看法是类似的:撩开温情的面纱,移走道德的屏风,其实坏人坏不到雷劈,好人也好不到旌表。于是他们以旁观者姿态写人物,不粉饰,不造作,嘴角一撇淡定而微讽的笑。精英们不一定喜欢他们,嫌他不够沉重;普罗大众也不一定喜欢他们,嫌他们不够浅显;但是中间阶级的人士天然地趋之若鹜,喜欢他们对人性的探索、对欲望的悲悯。这类题材,毛姆和张爱玲写来就颇为冷静克制,还有一种英国式的俏皮。

  

这种俏皮,首先是善于设置“反高潮”。张爱玲说,“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情节的突然转折,让读者猝不及防,一方面避免了跌入俗套,一方面又让读者因这种“落差”而起飞思想、重新思考。比如《五四遗事》中的罗文涛,高调追求婚姻自由,经过旷日持久的斗争,最后与三位娇妻在湖上“谐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封锁》里的两个人在临时停滞的时空里互诉衷肠,险些谈婚论嫁,封锁解除,马上回归常态。反高潮乃是故事的戏剧性所在,也是作家的功力所在。

图片来自《手绘张爱玲的一生:优雅是残酷单薄的外衣》。画眉 著绘,漓江出版社,2020年8月。


3

观察异域的眼光

  

这种俏皮,又体现为英式的调侃,毒舌而口灿莲花,刻薄亦入木三分,会意者只有折服的份儿。她写《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与张爱玲比拼妙语连珠的,恐怕也只有钱锺书了。毛姆当然也毒舌,可是水平尚不如萧伯纳。萧伯纳是继王尔德之后最擅长此道的英国人。有趣的是,张爱玲13岁看的第一本西洋小说,是萧伯纳的。她在文中提及萧伯纳的次数也较毛姆为多。

  

张爱玲本人对毛姆的多次提及,是欣赏他写“异域”的那种眼光。特别是在《浮花浪蕊》里非常集中:“南中国海上的货轮,古怪的货船乘客,二三十年代的气氛,以至于那恭顺的老西崽——这是毛姆的国土。出了大陆,怎么走进毛姆的领域?有怪异之感。”“想必内中有一段故事,毛姆全集里漏掉的一篇。”“她喜欢这一段真空管的生活。就连吃饭——终于尝到毛姆所说的马来英国菜”。

  

事实上,张爱玲本人也是善于写“异域”的,以一种陌生化的目光。外国人对此理解尤深,《二十世纪》主编梅奈特说:“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我们经常会忘记张爱玲对英国、英语、英国货、英国文化的恋慕和亲近,如果暂时抛开狭隘民粹主义,越过毛姆和萧伯纳,向更深更远处看去,张爱玲披着中式的奇装异服,刻薄的、自伤的、爱财的、自己搂着自己肩膀自说自话,那种孤傲、坦率、我们眼中的另类,也许,合该是他们的“妹妹”。



作者|马凌

编辑|宫照华 西西   张婷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