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0 02:31:35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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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儿·米勒 从化名中突围

2020-10-10 02:31:35新京报


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2019年因出版《知晓我姓名》被《时代》杂志评为“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两度当选时尚杂志《Glamour》年度女性人物。拥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张小夏。


《知晓我姓名》
作者:(美)香奈儿·米勒
译者:陈毓飞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香奈儿·米勒的画作《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是》。

  在你眼中,性侵受害者是什么样的?最常见的形象大概是披散着头发,面目不清,为了保护隐私,五官打了马赛克,她可能衣衫不整,至少不会打扮得时尚精致,她会缩在角落,带着哭腔小声回答媒体或律师的提问。

  但是香奈儿·米勒会打破你既定的想象。作为曾经轰动全美的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有着一头精心打理的黑色卷发,身着红色无袖连衣裙,双手叉腰,表情坚毅,仿佛准备随时向你喊出:“知晓我姓名!”

  漫长的15个月

  媒体最早关注到这起性侵案件,不是因为米勒,而是因为案发地点斯坦福大学,和犯下性侵的布罗克·特纳——一名曾参加过奥运会预选赛、有望代表美国出战奥运的游泳新星,一名被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的高材生。而事件的受害者,在新闻报道中根本没有姓名。人们得知,她当时23岁,已经毕业,陪同妹妹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兄弟会,在聚会中大量饮酒。

  攻击的言论如浪潮般汹涌而来,在人们知道她是谁之前——“她当时喝醉了,一个检点自爱的女士会在派对喝那么多酒吗?”“她为什么要穿裙子去兄弟会派对?她难道不知道那儿多危险吗?”

  在警察建议下,米勒决定起诉特纳,让案件进入法律程序。但做出这个决定时,她并不知道这将意味着长达15个月的诉讼期,和出席庭审时不得不面对的一系列攻击、责问、曲解和质疑。而她遭受性侵后警方取证拍摄的裸体照片,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开庭审中,出现在她和父母家人以及在场所有人的面前。

  在这漫长的15个月中,她丢掉了自己亲手参与创业的工作,她变得敏感多疑、时常在噩梦中带着满脸泪痕惊醒,她不敢在夜晚独自出门上路,她对陪伴身边不离不弃的男友心怀愧疚,却又忍不住将在法庭中累积的怒火迁怒于他。但与此同时,她也强打精神学习绘画、坚持写作,让自己从消极、自责、绝望的情绪中逃脱。

  一年多的庭审之后,案件终于临近宣判。艰难的长跑即将到达终点,她回溯了整起事件的经过和遭遇性侵对自己产生的巨大影响,写下了一份长达7137个单词的《受害者影响声明》,准备在法官裁决前宣读。

  但是她的积极面对被法官解读为“已从伤害中良好恢复”,她希望被害人能吸取教训、痛改前非的请求被法官当作是“从轻判决”。因此,尽管她最终获得胜诉,布罗克·特纳所受3项重罪指控成立——根据当地法律,他将面临2年以上、14年以下监禁——但法院最终将量刑从轻判为6个月监禁和缓刑,即实际只需服刑3个月。

  绝望之中,米勒的好友建议她通过一位值得信赖的记者,在BuzzFeed网站上发布这篇《受害者影响声明》,米勒同意了——反正事情不可能更坏。但事情却变得超乎想象。判决宣布的第二天,米勒在痛哭中入睡后又醒来,发现自己的声明已经被大量传播转载,短短20分钟就有1.5万人阅读。随后,《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也转载了这篇声明。在发表后4天内,它被阅读了1100万次。在这封声明中,米勒写道,“经受性侵的痛苦已经足够。而有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否认这种痛苦的严重性和正当性,目睹这些更加令人痛苦。”而这一次,舆论站在了米勒这一边。米勒甚至收到了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的来信:“我看到我们对未来的梦想寄托在谁的肩膀上……我相信,你将拯救生命。”

  随后,人们开始质疑案件的审判法官亚伦·珀斯基渎职。当地9.5万人联名上书弹劾珀斯基。案件判决两年之后,珀斯基在2018年6月被选民撤职。特纳提出上诉后也在2018年8月8日败诉。

  讽刺的是,在珀斯基广受批评时,包括他的律师在内的一群人仍未消除对米勒的质疑。他们认为,这封《受害者影响声明》,“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文笔太老成了。”暗指米勒拥有枪手。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受害者不会写作。受害者不聪明,不能干,也不独立。”米勒对此这样回应。随后的三年时间,她借助自己“老成的文笔”,写出了《知晓我姓名》一书。借这本书的出版,她向公众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把“知晓我姓名”作为书名。此前,她在公众心中,一直以“埃米丽·多伊”的化名存在,没有身份,也没有面孔。

  此外,米勒的亚裔身份和她创作的自述动画《我和你在一起》也引起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注意。他们邀请米勒为博物馆绘制一幅巨大的壁画。这幅壁画名为《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是》,以亚裔美国人被边缘化的痛苦为主题,目前正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之中。

  ■ 专访

  在多重偏见中找回作为女性的“我”

  新京报:在案件最初,布罗克·特纳的身份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他们提到,特纳是一位世界级的游泳运动员,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而你却是匿名的、隐形的,没有任何关于你身份的信息,只有你遭受性侵的细节和你妹妹的真实姓名。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米勒:这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当一个人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时,社会更容易忽视他们,甚至很难意识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你提到了我妹妹,我自己的遭遇很艰难,但这段经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家人要陪着共同遭受这一切,我没法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我愿意拼尽全力去尽快结束这一切,好使他们尽可能好受一些。

  而对于特纳,让我深感困扰的是,他认为他的成就可以保护他免受惩罚,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你是谁,你都要遵守和他人一样的法律。他认为自己有特权,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到案件最后,他都认为只要花足够的钱请个足够好的律师,就可以帮他摆脱刑罚。我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他自信的来源。他一点都不感到羞愧。而我呢?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我接受的教育却要我厌恶自己,为自己感到羞愧。

  新京报:一遍又一遍讲述自己的故事,会让你感到厌烦吗?

  米勒:可能会有一点。但我会提醒自己,在我孤独无伴时,人们的倾听和支持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因此每一个愿意聆听我的故事的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机会也是宝贵的。我也希望我的采访能给更多人带来方向。我想,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在风中,你不知道它们会在哪里落地生根,但是它们是有用处的。我也必须时刻铭记,就在不久之前我还是一个从未公开真实身份的人,我根本不能想象会坐在这里和你见面聊天。但事实却是,我现在面对采访已经泰然自若了。这真的难以置信,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自己会永远躲在公众视野之外、藏在受害者的身份之下。

  新京报:你给自己的书取名《知晓我姓名》,看起来你从公开身份中得到了力量?

  米勒: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公开了身份,那么除了新闻报道,我不可能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不能在世界各地演讲,不能分享我的写作,而正是这些给了我力量、让我变得强大。尽管案件判决拖了两年,从性侵发生至今快六年了,但是人们没有放弃,没有忘记我。2016年我发表受害人影响声明时,有人告诉我,你应该趁着热点还没过去,赶紧公开姓名,否则大家会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儿。但是当时我没法作出这个决定,等到2019年才下定决心,但是人们仍然关心我、仍然支持我。

  在这本书签售的时候,读者们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夹在书里,然后排队找我签名。这样我就可以在书的扉页写下他们的名字。签完我会把写有他们名字的纸条放在一边,等签售结束之后,我的桌上就会出现一大沓纸条,像一堆树叶。通常会有工作人员想帮我扔掉,但是我把它们全收起来了。我留着这些名字,我想就是这些名字的主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他们从一开始就陪着我,我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

  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舒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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