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2 02:30:19新京报 ·作者:杨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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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五大洲最高峰,他重新认识成功

2017-07-12 02:30:19新京报 ·作者:杨畅

7月5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2015级学员王辉陪伴20多名校友登上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顶。在此之前,他已成功登顶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五座,同时徒步走完了南极最后一纬度。但王辉并不是职业登山运动员,他的身份是艾儿思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


王辉在南极极点。 受访者供图


登山让王辉变得更自律了。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7月5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2015级学员王辉陪伴20多名校友登上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顶。在此之前,他已成功登顶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五座,同时徒步走完了南极最后一纬度。

  但王辉并不是职业登山运动员,他的身份是艾儿思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在中欧这所中国内地最早开办高等管理教育的商学院里,拥有CEO头衔的学员太多了,但撕掉商业标签,背后是丰富而完整的个体。

  接下来推出的“来中欧,玩真的”系列文章,就采访了多位中欧校友中各有所长的“玩家”,比如登山、画画、踢球……虽是兴趣爱好,他们却拿出了“玩也要玩好”的“专业态度”。

  在他们眼里,成功不是生活唯一的维度,还有许多比成功更有意义的事。过向往的生活也不只是目标,而是用心经营和感知的过程。

  有谁不怕风险呢

  年少时一腔热血,现在写完遗嘱才出发

  在北大山鹰社时期,我攀登了四座雪山。

  我本来就喜欢户外运动,加入山鹰社后更是初生牛犊一腔热血,每周越野、攀岩、登山,暑期老队员会组织攀登中国西部的雪山,跋山涉水、攀高走低。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阅尽人间山色是一件浪漫美好的事。但只有登山者才知道,途中危机四伏,天人交战,哪有闲暇去观赏风景?几次登山遇险,至今历历在目,想来仍一阵后怕。

  1997年,我第一次登青海玉珠峰就遇到了相当危险的滑坠,赶紧拿冰镐往雪里插试图制动住,但怎么都不行,后来才意识到拿反了,而且还把结组的两个队员也拉下来了,幸好最后一位老队员一把制动住挡住了大家。回头一看身后几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冰裂缝。

  1998年登唐古拉山,我们在接近6900米的C3营地遭遇了四天三夜的暴风雪,帐篷逐渐被埋了,我们蜷缩在一两平米的空间里。有个队员已经神志不清,我们怕他“过去”了,每过五分钟就踹他一脚。还有个新队员躺一会儿就要坐起来发个脾气。我和另一个老队员内心深处虽然也怀着“走到尽头”的担忧,仍故作镇静地聊天以分散注意力。

  到第四天暴风雪小了一点,我们赶紧向大本营下撤。一天后,C3营地发生大规模雪崩。再多待一天,可能我们就没了。

  尽管危险,但少年心中不甘平凡的心气,仍被“会当凌绝顶”的豪情吸引。

  1999年,山鹰社发生一起事故,一位女队员因体力不支滑坠遇难。因为曾经有过类似的滑坠经历,对我触动很大。2000年毕业后,我选择创业,也组建了家庭,出于责任牵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登山。

  回归登山已是13年后了。一位山鹰社时期的伙伴毕业后一直做专业的7+2登山探险公司(“7+2”是指7大洲最高峰+徒步完成南北两极最后一纬度)。2013年,他邀请我和一些中国企业家攀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想到这座山的攀登难度是可控的,我也一直保持运动,便答应了。2014年,几位老队友又相约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

  “7+2”完成了两座,倒让我萌发了继续挑战的想法。只是不再是当初的热血青年,如今有了事业和家庭,再重新出发踏上极限征程,要做一系列心理建设。今年在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前,我还慎重地写了份遗嘱。

  谁没有脆弱时刻

  我独自登顶,却发现自己脆弱那一面

  2016年6月,我参与一家美国高山向导公司组织的队伍,攀登七大洲最高峰里技术难度最高的北美麦金利峰,它地形复杂,累计攀登高差达4000米。所有队员还要与向导均分背负公共物资。有的线路冰裂缝多,我们只能选择凌晨寒冻时通过。

  四五天后走到了C4营地,天气突然恶劣起来,向导就让大家先歇下,没想到一等就是12天。眼看队员体力越来越虚弱,向导最终决定全队下撤。可来一次不容易,我自信体力还可以,就去说服向导和我留下来继续等好天气。

  大家开始下撤了,一边拆帐篷一边聊着下去要吃牛排还是吃火锅,我在大雪中和他们告别,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说:我跟你们一块下去吧!

  但终究没讲出口。目送他们下山后,漫天大雪里,只剩我和向导的帐篷了,孤独感漫天袭来。

  从C4营地到C5再到顶峰的两千米,也经历了一些风险。但回头来看,告别时的心理冲击是最大的,因为我发现了自己脆弱的一面,冲顶的过程,是去面对和克服它的过程。

  走到最后的是什么人

  走到最后的并不一定是体力最好的人

  在南美洲阿空加瓜峰最后冲顶时,要连续攀升18个小时。一位队友已经60岁了,好几次想放弃,但还是咬牙走下来。还有一位女队员高山反应严重,但为了储备能量就强迫自己吃,吃完会吐,吐完继续吃,一路就是这样上去的。我们还遇到了国外70多岁的老者、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残疾军人,甚至还有扛着大电子琴去登山的钢琴家。

  可见登山不是纯靠体力的运动,人的意志、品德、耐力才是能否登顶的决定因素。这对我的企业经营管理也有很大影响,用人时会更倾向选择坚韧的人,在企业文化中也鼓励大家相信坚持的力量。

  登山时人们会习惯性追问:“顶峰还有多高?”后来我都会告诉大家:“登山关键在于走得远,而不在于走得有多快,保持节奏慢慢来。”这也是我做企业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一定能走得更远、更稳。

  登山者不是为了山

  徒步南极,逼着自己打量内心

  2016年徒步南极最后一纬度,每天一走就是十几个小时,极昼的雪原像海洋一样没有边际,感觉自己好像跌入了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格子,逼着你去审视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

  回过头看更确信,在做出了重返校园和重返登山的决定后,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学毕业后2000年至2013年,我的人生进入了舒适的区域,比现在胖20多斤,自我要求和思考也少很多。但这几年登山让我更自律了,体型也回来了,内省也更多了。

  在中欧的学习也让我受益很多,大家来自各行各业,不仅在事业上成功,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各方面对我都有很多启发。中欧教育我们“要有比成功更高的追求”,登山也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这句话。因为在极限环境中会反复拷问自己,什么是比成功更重要的东西?

  以前我是个比较严苛的人,对工作盯得很紧,和家人也没那么亲密。因为要登山,主动或被动地都要去设置更好的机制,给予公司伙伴更多空间。而且因为经历了那些生死瞬间,我变得更愿意袒露自己的内心和爱。

  在我看来,成功不代表所有,而这就是比成功更重要的东西。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畅

  口述:王辉

编辑:王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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