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西甯是台湾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其作品《铁浆》《旱魃》《华太平家传》等出版后都曾引起热烈讨论，在台湾文坛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当听闻朱西甯的小说《铁浆》《旱魃》要在大陆出版时，不免让人隐隐有些期待。

但看到出版方宣传时所主打的“民国”牌，又难免让人忧虑，不知读者会不会被引向与胡兰成、张爱玲等相关的娱乐式索隐，或是如有人所批评的“伪遗民”风的喧哗。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朱西甯的作品跨越海峡在大陆出版，我们又能如何读解。当然，海内外学界关于他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研究者常提及的怀旧、乡土等语汇，为我们进入其作品提供了熟悉的通道。

不过朱西甯对论者的这些标签似乎也有不满，他写于1991年的《被告辩白》，就提出很多异议。他文中对自己的历史姿态，有“秉持常道对应变局”一说，似乎也为我们重新打开其作品提供了一种方式。

时代变局带来的深层悲剧

朱西甯是军旅作家。但正是这位军人作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将笔触隔海延伸到遥远的祖籍地山东，以隐晦的方式频频书写着黄河支流弥河沿岸的土地。要说朱西甯的写作是怀旧式的，也不尽然，他笔下的华北平原色调倒是有些灰暗，写法近于阿城所说的自然主义，冷静而又有距离地讲故事。

以小说集《铁浆》来说，作者讲述的是华北平原的爱与恨、生与死，有点像萧红笔下的《生死场》，人就那么活着，然后死去，但因少了些批判意识，整体显得没那么残酷罢了。

写作中的朱西甯。

朱西甯关于华北平原的书写，时间多设定在清末民初，这是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时代，而山东这个沿海省份所感受的历史晃动尤甚。《铁浆》写的就是现代化带给旧乡土社会的冲击。

小说写乡间小镇即将铺设铁道，这当然会遇到乡民的抵抗，因为会破坏村镇风水，类似的情景在《旱魃》中呈现为乡民毁坏电报杆，因为“电线杆”的杆与旱谐音。这个场景被不少作家反复书写过，在进步史观的影响下，抵抗的过程往往以闹剧形式收尾。

与诸多类似小说不同的是，《铁浆》的重点不在传统社会遭遇现代化时的抵抗，或是因愚昧而呈现出的滑稽，而是写变革带给乡土社会的深层悲剧感。

在铺铁轨的同一年，镇上恰好也轮到盐槽分包的年头，孟、沈两家家主为争夺经营权，以传统的自残方式相互比拼，最终孟昭有喝下滚烫的铁浆，以生命的代价为他儿子取得承包权。

这在传统社会是很壮烈的故事，毕竟孟昭有之所以这么做，正是有感于父辈未这么做的窝囊，因而才要以自我牺牲为后人取得这一财源。

但问题在于，火车所带来的现代化，完全淘汰了旧的运输方式，孟昭有的这一行为也彻底失去了价值。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让乡土社会既有的仪式和尊严、伦理和道德都走向了崩解，这正是时代变局所带来的深层悲剧。

小说的悲剧性也不完全在新旧变局中，孟昭有的儿子在短暂成功后，便走向了堕落，也就是说，即便没有铁路，孟昭有的牺牲也无他想象的那么有价值。毋宁说，这种牺牲所带来堕落结局，才是乡土内在的封闭性与矛盾性。

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作者将视角陡然拉远到二十年后，空旷的原野上月光普照着铁道和棺木，还有一只野狗在不安地走来走去。在这个快拉镜头所带来的远景画面中，无论是沈孟两家的竞争，还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大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意味，这可能也是朱西甯所谓的以常应变，所谓天道有常即是如此。

叙事者以超然的视角，注视着时代的变局，也是如此地看待历史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部分地视之为朱西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姿态。

不过，朱西甯的超然有时候也是别有怀抱。如《锁壳门》写万家庄几房兄弟之间由好勇斗狠，走向不可和解的相互仇杀。但小说起笔引入的是老黄河的改道，悠远的历史感让一切人物都显得渺小，以至后文的仇杀场面，虽然颇多渲染，但却总给人距离感，而结尾处更是借助儿童的视角，点明讲述者是老祖母。

这让小说生成一个类似“异托邦”的时空维度，与现实有了差异和距离，残杀也在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映衬下显得无意义，或许，在作者看来，这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吧。不过，罪魁祸首最终得到报应，也可说作者通过叙述完成了伦理的重建。

小说中还重点写了秉持恕道的万长春，他试图以宽恕解开仇恨，却被对方杀死，虽然如此，他最终还是影响了他弟弟的选择，才终结了仇恨的再度循环。这总算让历史从虚无中挣脱了出来。

1962年，朱西甯全家合影。

对解救之路和新价值的寻求

朱西甯笔下的乡土，常呈现生的艰辛、有余者的不善与死的难以避免。像《锤帖》《旱魃》中的天灾，《刽子手》《锁壳门》中的人祸，以及《新坟》《红灯笼》中死亡的惘惘威胁，处处显示旧乡土社会内在不幸与残忍及拯救的困难。

这种局面部分来自旧乡土社会固有的弊端，如乡民无法制衡乡绅的权力，也与转折时代新潮对旧秩序的破坏有关，《铁浆》所写即是如此。

读这些作品，有时反倒让人理解了中国为何会走到现在的局面。这当然不是朱西甯的初衷。不过，作者在将乡土的内景“自然地”展示给人看的时候，也试图寻找解救之路。

作者首先找到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贼》是小说集《铁浆》的首篇，文中的“大先生”正是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维系者，正如叙事者所介绍的：“乡下有两种人是公称的先生，一是教私塾的，一是给人看病的。”

大先生兼具两者而得此敬称。大先生悬壶乡里，治病救人，同时也为大家排忧解难，可谓乡里贤者，尤其是在孔孟故里齐鲁，更具有普遍的象征性。

这种正面的乡绅，我们倒不陌生，像沈从文笔下就有为人所尊敬的大先生，在钱穆笔下他们是乡土社会的中坚，而新时期的寻根小说中也不乏类似人物。

不过问题在于，乡间的贤人系于道德秩序的内在约束，在变革时代也容易遭遇危机。危机一方面来自于自身，且不说孔子早就指出的易趋于流俗的“乡愿”，更有利用地位谋利者，如《锤帖》中的“史大善人”就在放赈时中饱私囊；危机另一方面则来自时代变革，像《铁浆》中现代化所导致的传统价值秩序的解体，这让旧伦理的内在约束进一步松动，其次新思潮也吸引乡村知识分子从乡土流向都会，这正是费孝通所指出的“乡土损益”，如《铁浆》中镇董的三个儿子都去上京师大学堂。

正因旧有价值体系在面对现代变局中的危机，让朱西甯尝试寻找新价值替代，宗教是朱西甯所找到的救赎之一，像《旱魃》就是如此。不过《旱魃》中的金长老虽然是教士，但实际上与“大先生”形象有很多重合，将其视为乡贤的现代变体也未尝不可。

朱西甯手稿。

此外，朱西甯还从民间发掘了内在的力量。朱西甯笔下的旧乡土，不无蒙昧，如《新坟》中有病不就医而问巫，《旱魃》中的迷信等均是。对此，小说不无启蒙视野中的批判色彩，不过较之否定性批判，作者更多的是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审视与同情，并从人物的命运中看到生的挣扎、死的尊严。

《刽子手》写陆家小子因母亲而暴起杀人，正如论者所说是“血气英雄”，而且他不只是为报私仇，而是想为乡民除害。他的事迹不仅被人传颂，也给包括刽子手在内的部分人形成正面的促动，影响他们的社会行为。

《贼》中狄三因母亲病重而偷窃，事发后长工“鲁大个儿”站出来为他顶罪，写出了屠狗之辈的豪侠与仗义，让人不仅联想到《水浒》的世界，这也可说是乡土社会的某种国民性。

即便是《锁壳门》中的仇杀，也在让人忧愤的同时，不免感受到乡土的豪勇。这种生的活力与强韧、死的慷慨与尊严，处处显示着乡土社会内在的生命力与运转逻辑，它与底层生命的卑弱一道构成乡土社会的变中之常。

从这个角度而言，朱西甯在写旧乡土社会时，虽然也有鲁迅、萧红的启蒙视角，但他的着力点不止于批判，更在同情地探寻；他看到了与沈从文笔下近似的变与常，但与沈从文《长河》中所写的变对常的惘惘威胁不同，朱西甯也看重变局中未变的部分。

这种视野，有他对乡土中国的独特理解，也来自于他立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戒严”语境，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他更需要寻找到常的价值作为安身立命的支撑，正如他所说的，是“秉持常道对应变局”。

因此，朱西甯的《铁浆》等小说，既带着他个人及台湾的时代印记，同时，他对乡土社会的批判式同情，对内在生命力的发扬，也给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现代中国的方法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