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6 21:07:29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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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旅行为何给人最多的想象?

2018-11-06 21:07:29新京报

无论是浪漫的爱情邂逅,还是恐怖的谋杀案件,火车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承载着我们最多的文化想象。为什么我们那么偏爱火车呢?

对于旅行的人来说,首当其冲要面临的选择,大概是使用何种交通方式出行。而在不少人心目中,火车是独一无二、最受喜爱的出行工具。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火车承载着我们最多的想象:无论是最浪漫的爱情邂逅,还是最恐怖的谋杀案件——火车上从来不缺少故事。不信,可以数数有多少小说、电影将故事发生的空间设定在行进的火车车厢里。为什么我们对火车尤为喜爱呢?抑或者说,为什么火车承载着如此多的文化想象?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铁道之旅》中,德国文化研究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将火车诞生至今,工业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联系起来。铁路与火车的发明,让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产生了变化,甚至,让我们进化出了得以适应工业革命的新秩序。而我们对火车的复杂想象,其背后正蕴含着我们对工业革命与现代文明兴奋与恐惧并存的心理。


《铁道之旅》, [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 著,金毅 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版



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我最偏爱火车。飞机高翔于天,与地隔绝,颇有点绝尘拔俗的味道,而汽车又过于依赖世俗,在市井喧闹中来来往往。似乎唯有在火车上,才能收获一点与日常生活的距离。火车有路线,虽走走停停,风景却是在变;我们有目的地,但尚未到达,它仍然是远方。


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到,“火车也许最益于思考:同轮船和飞机比较,坐在火车上,我们决不会担心窗外的风景可能会单调乏味,因为它们一直在流动;其速度适中,既不会太慢而让我们失去耐性,也不会太快而让我们无法辨认窗外的景观。在行进的过程中,火车能让我们瞥见一些他人的私人空间,也能让我们回顾自己过去所有的得失哀乐”。


以上是我对火车的一点浪漫遐想,显然有意忽略了人群的拥挤喧闹、漫长旅程的疲劳困倦,但火车确实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它承载了现代、远方、自我、时间、空间、自由、规训、创伤等等我们与之有关的经验和想象,它从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驶出,为人类文明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萨克雷在1861年写到,“我们这些生长于铁路兴起前的人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那些生活在铁路时代以前的人都是大洪水以前的人类,就像是从方舟走出来的诺亚及其家人”。


《旅行的艺术》,[英] 阿兰·德波顿 著,南治国 彭俊豪 何世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将火车比喻成方舟或许有些夸张,但对于19世纪的人们来说,火车的出现确实宣告了一个机械乌托邦时代的到来,人类借着机器的力量,为现代性的发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呼啸而行的火车拖曳着社会的整体结构,朝向一个更加进步的未来迈进。


希弗尔布施的《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一书,描绘的正是这个时代种种的感知变化。火车带来了旧有时空关系与社会等级结构的改变、对风景与人际关系的重新感知,以及与之相伴的创伤与焦虑,等等。


在今天,当我们回望19世纪时,火车恰好成为一个理解时代、理解现代性发生的独特切入点,而对火车的态度也表露出我们对现代性的复杂情愫,它正如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所指出的一样,我们遭遇现代性时,既有对新世界的美好期待,又有在一切都加速变革的时代无法确知未来,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焦虑。


火车自出现时起,就有着两幅截然相反的面孔,在莫奈的绘画(圣拉扎尔火车站系列)、惠特曼的诗歌(《致冬天的一个火车头》)等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激情而富有生机,对火车的礼赞是写给工业文明的赞美诗,但在狄更斯、左拉、霍普特曼等作家的笔下,火车又象征着邪恶,象征着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造成了人类生活的异化。赞美与恐惧并存,理性与异化相伴,火车将一个时代拉向现代,也让每个个体体验到现代生活的矛盾与张力。


蒸汽机技术的不断革新使人类获得了能够与自然力量相抗衡的能力,当火车借助于蒸汽动力实现运输革命时,人们看到了它远超此前蓄力的种种优势。铁道坚固、光滑,火车高速可控,实现了人与物跨地域的迅速移动,铁路网的铺设与统一化,联运制度的形成,这一切使铁路成为一种集成机器,实现制度化,从而成为理性和进步的象征。


19世纪铁路的运转最直接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铁道延伸到遥远的地区,让那里变得触手可及,从而实现了对空间的征服。货物突破其产地局限,进入远方的市场,商品的集聚堆出了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它将商品从地方关系中扯出,即让它们失去其传承之地,失去它们传统的空间-时间存在。铁路对空间的改造,简单说就是剥离了地方感。在没有铁路之前,空间依附于地方感,它是一种情感与记忆的所在。铁路打开了新的空间,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连接破坏了原有的地方感。正如1840年的一位法国作家说,“它们(铁道)所服务的,只是出发点、中间站以及终点站,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往往都很远……对于中间的空间,铁道就没什么用了,它们不过是带着鄙夷穿过,只留下一种毫无用处的奇观”。


莫奈的绘画,圣拉扎尔火车站系列(之一)


时间的遭遇同样如此,在没有火车之前,地方时间各有不同,火车的高速行驶不免会让不同的地方时间相互遭遇。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同时让各地旅客能够准时到达火车站,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通用的时间表,在19世纪40年代,火车就已经开始了时间的标准化。列车时刻表成为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旅行指南,据说普鲁斯特难以入睡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火车时刻表。


从空间中剥离地方感,用标准时间规训地方时间。火车在铁道上均匀地移动,笔直、坚定、理性、沉稳,“在人们的体验中就是一种抽象、纯粹的移动,与在其中发生移动的空间脱离了关系”,时间和空间在此过程中也被抽象化,借由铁道与地方性的关系实现了真正的“脱域”,即从彼此互动的地方性关联中脱离出来,进入一个抽象化的进程中,而抽象化则意味着它能够在时空关系中不断拓展。


事实上,正如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在《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书中所说,正是得益于火车带来的交通运输革命,英国人获得了在本土、帝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移动能力,从而使得狭隘的地方性关系让位于更为宏观的抽象性关系。因此,火车拉来的是一个“抽象社会”,它将重构整个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



“抽象社会”由陌生人组成,而乘火车旅行构成了“陌生人社会”的雏形。19世纪在火车上的旅行往往被形容为“射弹”,即就像从景观中射出一样,因而连自己的感觉都不能控制。坐在火车的包厢中,对于个体来说形成了一种封闭状态,加上火车飞速前进,近处风景一闪而过,个体只能去调整在旅途中观察事物的方式——注视远处的事物,因为它们看起来运动慢些。


因此,铁路创造了一种新的景观——无尽的全景,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主体——旁观者(spectator),即在一定的距离外观看。火车的速度消解了前景,从而将旅行者从景观中分离出来,使得他们能够“透过那个让他在这个世界里移动的工具,看见物体、景观等等”。这样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在19世纪电影、摄影术的兴起中能够看到,同样也可以在巴黎拱廊街游手好闲的浪荡子那里看到,它所承载的其实是中产阶级多少有点布尔乔亚情结的身份想象,因为最早一批的旅行者正是他们。


前景的消失在个体与物,甚至个体与自我之间置入一种陌生性,如果说这一点多少有些布尔乔亚色彩,那与陌生人同坐一个包厢,则是彻底暴露在“陌生人社会”中——

 

旅行者可能会一直看着一些新的面孔,人们会频繁抵达目的地,却不发一语。除非人们彼此认识,否则不会交谈,最多就是聊几句客套话。因为一些旅客无动于衷,所以任何人试图多谈几句,对话都继续不下来。这样一来,铁路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习惯。

 

如何与陌生人相处?这成为火车旅行急需解决的尴尬问题,阅读正是应此需求而兴起,它可以有效地避免与陌生人交流,图书和报纸摊位迅速遍布英国的火车站。但与陌生人相处,更令人担忧的是风险,比如谋杀、偷盗等等。19世纪60年代,两起臭名昭著的火车谋杀案为老式车厢拉响了死亡的警钟——与凶残的陌生人共用一个独立的隔间开始被视为危险之事。之后便在尝试于内厢隔间之间安装警铃、于火车外部安装踏足板之后,火车车厢被重新设计,使各个隔间有边廊相连,每个隔间由滑门进入。


《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火车呈现了“陌生人社会”的一角,在詹姆斯·弗农看来,在19世纪整个英国都在应对陌生人带来的挑战,文人墨客有规律地对伦敦惊人的规模及其匿名性做出评论,各种各样的指南教你怎样根据衣着装扮去识别不同种族和阶级、性格和地区的人群,记者、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也开始对陌生社会进行分类,试图描绘其复杂性以便完成秩序的建构,而国家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治理术,新的治理手段随后被再度植入(re-embed)到个人和地方性的网络中,将英国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推向现代。


火车不仅带动了一个抽象社会的形成,它还给个体带来了切身的创伤和震惊。铁路震颤对身体的影响成为当时医学研究的热点,当时的研究认为它会扰动消化器官的功能,同时也会扰乱神经系统,造成忧郁、愤怒以及精力的极大损耗。经常出现的火车相撞事故更是会造成心理的恐惧,当时的精神病学家认为,火车交通事故会引起歇斯底里现象,弗洛伊德正是从火车事故中展开了自己的创伤心理学研究——

 

比如说,在铁路事故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主体会在失眠、走路时再度经受那种可怕的经历,而且每一次又都会伴随着同样恐惧的情感,最后,经历了这样一段“精神上的筋疲力尽”或者说“潜伏”,这种恐惧就会转化为一种身体现象。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狄更斯的经历了,1865年6月9日,狄更斯在一列前往伦敦的火车上遭遇脱轨事故。7节车厢掉入水中,他所在的第8节悬在半空中,尽管他当时很沉着镇定,但事后身上出现了奇怪的症状,不停地颤抖,接近两周不能说话,不断重复感受“震颤”的痛苦,整个人处于一种恍惚状态。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本人去世的时间正好是在这次事故五周年纪念,冥冥之中有种神秘感。


其实,狄更斯早在1846年写作《董贝父子》时就已经对火车产生了一些担忧,他将火车看作一个掠夺成性的魔鬼,它吞噬掉伦敦的老城,用固定的线路和时间表强迫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毫无区分地将所有人拉向同一个目的地——死亡。


《董贝父子》,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王僴中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5月版


我们从狄更斯的文字中感受到的是人类无法掌控机器的恐惧感,技术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不再是为我们而创造的。一如我们闯入现代,会发现现代性并不都是美好的承诺,它甚至会是一场灾难。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候,个体完全暴露在风险之中,在求知与求定之间焦虑摇摆。火车加速了现代性的到来,“我们试图冒险闯入,但很快就发现,进入这个世界需要某种我们所缺乏的构造,需要我们所没有的器官。”弗洛伊德的研究展示了,在经历一次次的创伤后,意识终会形成一个防刺激盾来保护自身,那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是否也形成了相应的保护机制?


(作者:曹金羽,北大社会学博士,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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