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8 12:19:21新京报 编辑: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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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易中天:我是“吃皇粮”的文化个体户

2018-11-08 12:19:21新京报

易中天年逾七旬,仍然没有闲着。他的《中华史》已完成前20卷,话剧《模范监狱》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巡演,《易中天说禅》的音频节目业已上线。他深谙媒体传播之道,因此能轻松搭上每一趟现代传媒的列车。

自从2005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易中天一直是国内炙手可热的明星学者。他的麻辣犀利,直率敢言,风趣幽默,为其圈得众多粉丝。从电视时代,到博客、微博、微信和听书时代,他始终紧跟潮流,保持着持久的热度。


年逾七旬,他仍然没有闲着。五年前立志完成的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如今已出版前20卷,写到了元朝;他用十天假期完成编剧的话剧《模范监狱》,正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巡演,颇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


这样饱满的工作状态已持续多年,他深谙媒体和传播之道,因此能轻松搭上每一趟现代传媒的列车。他也懂得如何让自己舒适,在去意大利旅行的前夕,他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一、学者就该甘于清贫?“这是没道理的。”


新京报:百家讲坛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你是厦门大学的普通教授,而此后成为大众熟知的明星学者,前后的影响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能否谈谈你在登上百家讲坛之前,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情况?


易中天:我是1992年进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当时厦大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校领导基本上是秉承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我刚去的时候,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郑学檬很客气地对我说,“你从武汉大学来支援我们,我们提供不了多好的学术研究条件,但是,可以让你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还给了我一个“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头衔,以便对外交流。但他认为,“你们学科反正弄不出什么名堂来。”当时,都觉得艺术学科没有前途,不过我去了以后,还真给他们带来了回报。


我在厦门大学建立了艺术学硕士点,是全国的首批之一,这个学科点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的,后来的硕士点都改由省级学位委员会批。1995年,教育部设立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一届只有一等奖和二等奖,而且评选范围为过去十年内的学术成果。当时厦门大学一共获得十三四项,我的《艺术人类学》也获奖了,其他获奖者几乎都是教授和博导,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只有我是刚从外校调来的副教授。

 

新京报:当时,厦门大学的学术环境怎么样?


易中天:环境很宽松。厦大中文系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叫林兴宅。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了,但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可是风云人物,“走向未来丛书”里面就有他的书。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林北刘”,把他和刘再复并称。有一次我和林先生散步,他提出一个观点,说我们这些人应该做什么事,“要么你的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


这番话给了我启发,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探索学术研究如何走向社会和大众,因此才有了“闲话中国人”和“品读中国”系列。那时候说不上是畅销书,但是卖得还可以,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开机就印了1万套,就算不错的了。


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合作很早,我的第一本书《<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就是他们出的,那是我的硕士论文,我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出版硕士论文的人之一。1982年,我还在读研的时候,这篇论文的一个章节就已经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这也是很少见的。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骂我,说我没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我笑笑就算了。我心想,我出学术成果的时候,他们还在穿开裆裤呢。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后来1991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学术著作《艺术人类学》,就是获奖的这本书。当时他们给了我两个书号,出了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而且还照付稿费。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已经很困难,实在是因为出版社看上了这本书,才愿意出。不过,还是因为专业太偏,读的人有限,所以这两本都是赔本书。因此,我跟责任编辑发誓,说我一定让你出能赚钱的书,不能老让你们赔。而且,我也不认为做研究的人就该清贫,自己能耐住清贫是个人的事,但不等于说学者清贫是应该的。

 

新京报:为何过去有这样一种习惯,喜欢把甘于清贫的学者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型,甚至动员全社会向他们学习?比如孟二冬。


易中天:这是没道理的。我的师兄付生文的去世,给我触动很大。1981年,我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我连讲师的职称都还没有,就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我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副系主任,副处级干部,而且资历那么浅,也不是党员。我在中文系主管科研、研究生、外事和留学生,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付生文在演讲的时候突然倒在了讲台上。


去办丧事的时候,才发现他家里一贫如洗,这个事情给了我极大的刺激。当时我写了一副挽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身跻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重斯文”。


还有一个事情是1999年前后的房改,原来的单位房以成本价卖给学校职工。当时,我在厦门大学已经评上教授,我太太也在厦门大学工作,双职工家庭,且工龄又长,以工龄和职称折合房价,最后,一套依山傍海的112平方米的房子,售价只要3万元。但是,我们居然买不起,差一点就放弃了。当时,我女儿在同济大学读城市规划,她成绩好,每年都享受学校的一等奖学金,而且学费全免,她还可以帮老师做事挣点钱。最后是女儿赞助了1万块钱,我才把房子买下来。这件事让我明白,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找出路。


二、“品三国”的成功源于“说人话”


新京报:所以,你是比较早出来进行市场化写作的学者?


易中天:“闲话中国人”系列,就是试图通过图书走向市场来挣点稿费。另外,我还开始跟电视接触,在凤凰卫视的大型谈话节目“纵横中国”做了一个系列,一期给1000块钱,这个节目是胡一虎主持,王鲁湘总策划。是王鲁湘的助理陈勤发现了我,他看到我的《读城记》以后,跟王鲁湘说,这个人可以请过来,后来我就去了。每次录节目之前,他们要开策划会,其实是培训嘉宾,教嘉宾怎样说话才有效率,不能在台上拉拉扯扯,没完没了。胡一虎说,“不用跟易老师讲,他一定能做得好,他有电视天赋。”


这个节目有一个主持人、六个嘉宾,还有观众,播出时间约50分钟。录了几期节目以后,我发现有的人真是不会做电视,比如,有一个嘉宾坐下来就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三点意见。”然后,“第一点”要讲20分钟,完全变成了他的个人演讲。主持人想把他打断,他说我还没讲完,还有第二三点。后来我问导演,你们碰到这种嘉宾会怎么办?他说,“其实很好办,我一刀全部剪掉,看都不要看,根本不能用。”


我就告诉那位嘉宾,不要讲那么多,节目播出时间50分钟,当中有片头、片尾、片花、隔断、广告,要至少减掉10分钟。剩下40分钟,7个人说话,平均每个人就6分钟。如果你讲得精彩,能播出6分钟;如果讲得不精彩,可能只有3分钟。你讲那么多干嘛?但有些嘉宾真的是不管不顾,也不看镜头和主持人,自说自话,谁都哄不了。有一次,胡一虎实在打不断,就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点了一下头,等着嘉宾喘气的时候,我就带头鼓掌,把那个人的气给弄没了。


《闲话中国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


后来,百家讲坛的总策划解如光看到节目,说“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个人有电视天赋”,就来联系我,是这么个来龙去脉。后来,他们甚至总结出“易中天谈话法”,就是面对电视镜头该如何谈话——一开始,就必须把观点亮出来,然后有时间再论证,没时间就别论证。媒体不是做学术研究,不要从前三皇、后五帝说起,那完全是两回事。

 

新京报:百家讲坛从2001年就有了,不温不火好几年,甚至有诺贝尔奖得主去主讲,也没能火起来。为什么你的“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能火,总结过原因吗?


易中天:我自己总结的就是三个字,“说人话”。很多人听了可能会不高兴,难道别人说的都不是人话吗?其实,很多人说的是官话、套话、空话、假话、废话。崔永元当时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他说人话。崔永元的胜利,就是人话对官腔的胜利,这马上又牵涉到体制问题了。


三、“学术明星”就是峨眉山的猴子


新京报:这个节目火起来之后,你开始生活在聚光灯之下,被媒体轰炸。当时是疲于应付,还是能欣然接受?


易中天:2006年和2007年,基本上是被媒体围剿的状态。我只秉承一条原则,就是说真话,不装。有人质疑说,说真话怎么可能?说真话是有危险的。我告诉他,康德说过,“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就说那些没有风险的真话就行了,真是底线。


我记得,有一次在央视“新闻会客厅”做节目,主持人李小萌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自从上了百家讲坛,你就火了,这个现象对于社会可能的不良影响是什么?对你自己的好处又是什么?”我说,“可能的不良影响是大家认为可以不读书,只要看电视就行了;对我的好处,那就是钱多了呗。”她说,“好,谢谢你,我们的采访结束了。”问不下去了。从台上下来之后,李小萌说,“你太厉害了。”


实际上,媒体记者最希望你撒谎,你撒谎,他就好一步步追问下去,如果你一开始把底兜出来,那就只能是“好,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就这么简单。那时候不怀好意的人真是太多了。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的危机公关,真是觉得好笑,怎么能这么愚蠢。

 

新京报:你对“学术明星”、“学术超男”这样的标签会反感、抵触吗?


易中天:我干脆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峨眉山的猴子”,我宁肯要这个标签。媒体是一定要给你贴标签的,不贴标签,他就没办法下嘴,因为大家都要吃饭嘛。


我非常欣赏一位电影明星的对话,有记者问他,“你会去看医生吗?”他说,“我当然会,因为医生要活着。”记者又问,“那医生给你开的药,你会去取吗?”他说:“我当然会取,因为药房也要活着。”记者继续问,“那这些药你吃吗?”他说:“我不会吃,因为我要活着。”记者说,“不好意思,请原谅我问这样的问题。”他说,“没关系,因为你也要活着。”非常精彩!


后来,我慢慢地跟媒体达成一种默契,反正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你真的态度友好,我会配合你,把你要的东西给你,甚至帮你把标题都取好。因为你要活着,我们都要活着。但是,如果来挑衅的话,那我也毫不客气,到最后看谁狼狈。


《百家讲坛》中的易中天


四、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弃民”


新京报:你对媒体非常在行,有没有专门研究过传播?


易中天:干嘛要去研究?这就是天赋,没有办法。我的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篇篇点击量都10万加,我们现在每次发文章只计算一件事情,就是多长时间达到10万+,最快的纪录是30分钟。我们的粉丝量不大,只有几百万,但是我们达到10万+的速度,不亚于千万级的大号。而且我是服务号,不是订阅号,服务号一个月只有四期,这可跟百家讲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传媒有一个演变过程。最早的是报纸,在报纸的黄金时代,“见报”两个字是可以吓死人的。然后进入电视时代,有了电视,报纸就没有那么多受众了。后来进入互联网,有了博客、微博、微信。报纸和电视,我们称之为传统媒体或者大众媒体,博客、微博、微信则是自媒体或社交媒体。


1995年以后出生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1970年到1995年出生的,是PC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移民”;1950年到1970年出生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难民”;1950年以前的,像我这样,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弃民”,已经被时代抛弃了。但是,我能做到篇篇10万+,而且只计算速度,你不觉得很牛吗?

 

新京报: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回头来看百家讲坛的经历,它对你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易中天:我就自由了,至少可以不用为了谋生而怎么着,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现在爱干嘛就干嘛。当然,这种巨大的名声和影响力也是双刃剑,有正面影响,肯定也有负面影响,肯定有人不以为然,各种看不惯。比如,说我是某某某之流。媒体时代,真的是鱼龙混杂。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在58岁的时候登上百家讲坛,你往后的人生会怎样?会还是一个普通教书先生吗?


易中天:只能这么说,如果没有现代传媒,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变化。要用“现代传媒”来代替“百家讲坛”,包括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报纸。现在进行的《中华史》写作,就跟电视没什么关系,它是属于另一个时代,已经不是电视传媒时代的语言,不过它也不是微信公号体,它应该是介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更像是微电影。不要把功劳都算到百家讲坛上去了,这要懂得所有的传媒才行,只懂一种传媒方式是做不好的。


从历史来看,传媒技术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改变了我一个人,而是改变了整个社会。你想,宋代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术,朱熹就绝对不是朱熹。汉唐两代为什么没有什么思想家?就是因为没有传播手段,靠抄书是很难传播的。

 

新京报:那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能够在东西方同时产生那么多思想家?


易中天: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转型,一个是言论自由。说“春秋战国”,实际上主要是战国,只有孔子一个人是春秋的,其他诸子都是战国的。战国和秦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知识分子都是“毛”,但是“皮”有很多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战国的“皮”有很多,“皮”要靠“毛”才能牛起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至少保证存活,因为那是一个兼并的时代,是你死我活的时代。所以,战国的诸侯、士大夫都要善待那些“毛”,“毛”就能跑来跑去,“朝秦暮楚”,所以能出思想。秦以后,“皮”只有一张了,就很难出思想。


即便出来以后,也还有一个传播的问题。南宋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取得那么高的地位,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关系极大。当时,朱熹的书有大量盗版,朱熹为盗版书不知道打了多少回官司,那个盗版集团就在福建。所以,福建是中国盗版集团的发源地。一般,好书的版要用好木头来雕,但是好木头硬,雕起来慢。盗版书商就用最松软的木头,雕得快,又用最便宜的麻纱纸,所以叫做麻纱版。技术真的可以改变传播,不过,活字印刷对中华文明的促进作用,反而不如对西方文明大,因为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活字用起来方便,拼起来很快,而汉字用活字来拼其实成本挺高的,不如雕版快。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雕版印刷,它把朱熹这批人的命运改变了,这是第一次传播革命。第二次传播革命是报纸的出现,从鲁迅、张恨水到金庸的小说,都是先在报纸的文化副刊上连载。报纸的版面有限,所以,连载的小说要在每次的结尾留一个扣儿,留个悬念。这种写作方法对我是有影响的。后来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又改了一回。


五、专业的非专业主义者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太喜欢参与组织和团体的人,不喜欢被前呼后拥,当你天天被媒体缠着,会有不适吗?


易中天:那也没有。因为我很简单,媒体不管问什么,我都说真话。只要做真实的我就行了,其他无所谓。但老实说,会因此多一份谨慎。我不喜欢那种场合,但不等于畏惧。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见招拆招。我自己的定位,叫做“吃皇粮”的文化个体户,我还有一份“皇粮”吃,还有退休工资、养老保险,还有体制内的福利分房。

 

新京报:这种状态挺好的,因为学问不是靠圈子的力量做出来的,真正好的作家、学者都是“个体户”。在我看来,你并不属于哪个圈子,你跟历史学界的交往也并不密切。但在你文集的首发式上,来了很多经济学、法学、哲学家,你的著作里也会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法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内容,你的学术旨趣是如何一步步拓展的?


易中天:我觉得是必须通的,当你必须要有某方面知识的时候,自然就会跨过去。比如,写南宋不可能不写经济史,那就要去读经济方面的著作;写关于美国立宪过程的《费城风云》,就必须去了解相关的法律和政治知识。


我一直主张通识教育,反对专业教育。我认为,大学本科就应该全部是通识教育,到硕士、博士阶段才应该分专业。不过,虽然我是一个非专业主义者,但我干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绝不可能说就做自己那一部分,剩下的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比方说做百家讲坛,我就要把电视是怎么回事弄清楚。所以,李小萌问我,“我们电视这一行,你还有什么不懂?”我说,“非线啊。”她惊讶地说,“非线你都知道?”非线,就是非线性编辑的简称。


出书也一样,我一定要把出版的所有环节都弄清楚,这是一个做事的习惯。最近,陈乐民先生的书画集出版,我看到书就跟编辑讲,“这本书16开,裸背,精装,20.5个印张,定价98块,不贵啊。”很少有作者能做到这样。


六、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写《中华史》


新京报: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中华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想法来写这个书?


易中天:很早,我一直想写,其实《帝国的终结》已经是一个大纲,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其实都不了解中国。大多数的中国通史,也都不能让人满意。我一直在做美学研究,我的一个美学观念是:形式是第一位的。这和传统的文艺理论相反,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我认为是形式决定内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形式,那就不要做。


比方说做媒体,很多人是写好文章以后,再去取标题。我不反对标题党,相反,我认为标题党很重要,只有好的标题党和差的标题党之分,不做标题党是不懂传媒。我现在已经发展到有了标题,才写文章,如果没有好标题,这篇文章就不做了。写《中华史》也是,我要找到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出不来,是不写的。有了第一句话,才有创作的冲动。这有点像艺术家,艺术家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易中天中华史 · 《从春秋到战国》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新京报:近年,新推出的中国通史,如卜宪群主编的《中国通史》,赵世瑜、王和等人主编的《中国大通史》,以及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等,多为集合众多断代史学者之力的集体工程。你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以一己之力挑战通史写作,会不会担心跟断代史学者的作品比不够专业?


易中天:首先,我不会去比,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好比说一个要到广州,一个要到上海,只要达到各自的目的就行了,不具有可比性。每个著作都有自己的目的,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在书的总序里说的,要搞清楚三千七百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搞清楚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会这样走。搞清楚以后,我可能还是给不出将来会怎么样的答案,但是至少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而且,在达到目的的同时,不能有任何学术硬伤。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做的很多东西不比搞专业的人差,比如写王安石变法,我做的年表都精确到日了,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都弄清楚了,有几个人做过这样的功夫?有什么可挑剔的?总不能要求我扛个锄头去挖东西吧?我基本只看一手资料,《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肯定要看,史学界一些靠得住的学者的研究也会看,且都会有注释。那些通俗的历史书,则肯定不看。

 

新京报:你说是以侦探小说“走格子”的方法来写这套书。在每一节的结尾都会设置悬念,在下一节的开头再把问题给解答了,这样环环相扣,能让人一口气把书读完,而且它也不厚。


易中天:对,当时我和果麦公司的路金波商定,把每本书的厚度设定为从北京到上海一个航程可以读完,包括书的大小轻重全部都考虑进去了。我不敢说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中华史,但我敢说是最贴心的,处处都替读者想到了。这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根本没有这么想过。我一定会去想,这个地方读者会不会有阅读障碍?需不需要解释?会不会疲劳?需不需要让他解除一下疲劳,加个小段子或者有点趣味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新京报:设置结构和悬念,有没有什么独门秘笈?


易中天:实话说,那是从上帝那里下载的,真的。就是突然脑子里会蹦出一句话,没人知道是哪里来的?我就认为是上帝那来的。比如《三国纪》的第一句话,“汉灵帝去世那个月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这句话就是突然间从脑子里冒出来的。你如果去采访一些诗人,诗人都会这样回答你,他可能也不知道灵感从哪来的。

 

新京报:所以会有诗人说,“上帝啊,求你赐我一句诗吧。”


易中天:对。当突然间有这么一句话,我会把它记下来。


七、如何写出既可靠又好看的历史


新京报:在你看来,作家写史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易中天:一般来说,我不建议作家写史,因为容易跑偏,写史还是要有专业训练。我虽然不是历史系毕业,但我学的是文学史,也是史嘛!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要求很严格。论文当中,写“汉代”、“晋代”或“宋代”都算错误,必须写清楚是西汉还是东汉,西晋还是东晋,北宋还是南宋。写先秦还必须有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功底,这种严格的训练,非科班出身的作家多半没有。写作既可靠又好看的历史读物,纯作家不行,纯学者也不行,必须是学者型作家或者作家型学者。


纯学者的著作,可以只在小范围内传播,供同行阅读,不需要大众阅读,而作家是需要大众阅读的。真正的作家,一定是洞悉人性、注重细节、和读者贴心的。这就是作家写历史的优势,但是必须警惕一条——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虚构,不能想当然,一定要做笨功夫。在我这儿,第一个“笨功夫”就是年表。我的《中华史》,每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年表,这也是从侦探小说那里学来的。我不记得是哪一本书小说,侦探反复地调看录像,后来发现店里的录像和街头录像差了几秒钟,发现做了手脚,从而把案子破了。


做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史学界都认同一个说法: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证据就是吕惠卿给宋神宗上了奏折,提供了王安石给他的私信,私信里面有“勿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四个字,这是欺君之罪。很多学者都采信这个说法,我做了年表以后发现,所谓吕惠卿的举报和王安石被罢相差了半年。这么大的罪名,半年以后才处分,是讲不通的。我马上又查到资料,陆游的祖父陆佃当时就不相信,他打报告给太皇太后,(神宗皇帝去世以后,哲宗年幼,太皇太后执政)说能不能把所有的档案调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太皇太后同意了。档案调出来以后,翻遍了都没找到这封信。太皇太后是不喜欢王安石和吕惠卿的,如果吕惠卿真的干了这么一件缺德事,这个证据怎么会销毁呢?不可能嘛,所以,可以断定这封信是假的。

 

新京报:写作《中华史》,你对自己有些什么要求?


易中天:第一个要求,是要像好的侦探一样,具备直觉、逻辑和证据;第二,是要像考古学家一样,去找到实实在在的可靠的证据,如果证据本身存疑,那我会向读者交待有各种可能,读者可以自己去做判断,我绝不下结论,而且,我对所有历史人物,包括被负面评价的人物,一律遵从无罪推定的原则;第三,是要求整个故事结构要像电影,要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法,要有蒙太奇,要有画面感和氛围。


像《百家争鸣》的第一句话是,“庄子一身剑客装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赵王按剑以待。”画面感是很强的。我也可能采取倒叙,比如《女皇武则天》的第一句话,“据说,女皇陛下又要选美了。”从武则天选男宠入题,这是一般学者不会采用的手法,在我这却百不惊奇。


易中天中华史 · 《百家争鸣》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新京报:太强的艺术性,可能会让读者担心内容的真实可靠性。


易中天:我全部加注,像博士论文一样密密麻麻地加注,所有的出处都标出来。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不能保证它就是历史真相,因为当事人的记录可能就有误,但是我保证每一个说法都是有来历的,而且是相对可靠的来历。我尽量不用野史,如果用野史的话,也是这个地方需要轻松一下,但我也会标注出来。

 

新京报:《中华史》最难写的是哪个部分?


易中天:最难写的经济史,经济史要写得好看实在太难了。比如,《大宋革新》《风流南宋》里面讲宋代人如何炒股,那都是有证据的。我的经济史会这样写,“林冲出场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把折扇。”林冲是大家熟悉的《水浒传》中的人物,他拿了一把扇子出来。然后我说,这把扇子是进口货,这说明宋代的海外贸易是很繁荣的。在宋代以前,中国的扇子主要有两种,一种叫羽扇,所谓“羽扇纶巾”,是男人用的;还有一种叫团扇,是女人用来遮面的。而折扇是日本人发明的。用这样的一个细节来引出宋代的海外贸易,这就很有意思。


往往写经济史的人会写一堆数字,读者怎么看得懂呢?我如果要写数字,一定会有一个类比。比方说面积,我会告诉读者,“就相当于十个篮球场”;写到年份,我会交代一句,“也就是孔子七岁那年”,这样大家就能有个大致的概念。


八、守住人类共同价值和底线


新京报:曾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吸取任何历史教训。”你也反复引用《阿房宫赋》里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人自古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希望能以史为鉴,却又常常“重蹈历史覆辙”、出现“与历史惊人的相似”的局面,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以古鉴今是可能的吗?


易中天:找到借鉴当然是可能的,至少理论上是可能的,就好比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案子都是能破的,但不等于实际上所有的案子都破了。为什么历史上的很多错误都在重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案子破不了或者最后搞错了。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一种原因是,人们在找经验教训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总是去找那些自己听起来顺耳的部分,那样肯定不行。我们经常说“盲人摸象”,摸的虽然是真象,但只是局部,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不对的,很少有人能把象全摸一遍。


而且,如果决策者都要依靠别人去帮他寻找历史教训,而这个“别人”又是揣摩上意的,那还会产生误导。实际上,历朝历代在总结前朝教训的时候,真的都是盲人摸象。比如,宋代总结唐代灭亡的教训,是军队权力不能太大,结果宋代把军队搞弱了;明代又总结宋代的教训,是文官的权力不能太大,结果把宰相制度废除了。人们总是在错误地总结教训,所以我要写这部《中华史》,做一个纯粹只以破案为目的的侦探,把全部历史过程都弄清楚。

 

新京报:你研究过中国和美国史,中国有3700年未中断的历史,而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史。你觉得“悠久”的历史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个包袱?


易中天:用的好就是资源,用得不好就是包袱。要想用得好,就是得找到中华文明当中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通的东西。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看中华文明,把人类五千年文明作为背景,守住共同的底线,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我称之为“共同价值”。如果能守住中华文明当中的这部分人类共同价值,那我们的历史就是宝贵财富。一旦要故意跟人类文明拧着来,那就一定是包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实行何种制度和主义,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价值取向。比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比如说提倡爱,不要提倡仇恨,也是全世界都会同意的。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至仁至慈”,都是讲爱的。也就是说,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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