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9 10:55:28新京报 记者:李妍
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

丰子恺先生今天120岁了,谢谢你画里的诗意和天真

2018-11-09 10:55:28新京报 记者:李妍

1898年11月9日,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画家、散文家之一丰子恺出生。他性格中有超脱的一面,在战争中并未趋向悲观厌世,却体现为乐观、信念和沉着。丰子恺曾论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他正是在这个远离尘世的所在安放自己的心。

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11月9日,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画家、散文家之一——丰子恺——出生了。


这是一个甚至不需要多介绍的人物,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总能看到他那些有诗意,有谐趣,几乎没有人不喜欢的漫画。他的画,他的散文,都还在被不断地编选、出版。要论民众的喜爱和接受度之高,现代文艺界中能超出他的人恐怕不多。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石门镇人。原名丰润,又名仁、仍,字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


前不久,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漫画人间——丰子恺的艺术世界”展览。看展的人们停留在他为小儿子恩狗(丰新枚的小名)所画的画前,赞叹他为何能将如此日常的小儿情态描画得如此亲切又耐人寻味。——这种感受,与90年前,朱自清、郑振铎等人初次看到丰子恺漫画时的感受相差无多。他的画让人们发觉日常生活之意趣,感受古诗词句的境界,不曾远离生活却又仿佛体会到一个更干净纯粹的世界。


朱光潜曾为丰子恺的画展写过一篇文章,说:“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而且,“要先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

 

在今天,我们纪念丰子恺先生,再一次欣赏他的画作,也尝试探求他的内心世界。


1933年春天的一日,丰子恺全家齐聚在故乡石门湾——浙江北部嘉兴与杭州中间的一个镇子,一起嬉笑叫闹,庆祝乔迁建好的新屋“缘缘堂”。为了这栋房子,35岁的丰子恺将积存的6000余银尽数花费,构造、陈设无不精心营造,使它合乎主人的理想和追求。缘缘堂取中国式的构造,“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


丰子恺故居,缘缘堂。


石门湾缘缘堂于丰子恺不止是一栋房屋,而恰如理想之落地。在这里,丰子恺不事一切职务,度过了一段半隐居的安闲岁月。他作画写文,饮酒读书,欣赏院中的四季风景,享受儿女环绕的温情;且在创作上十分高产,诸多漫画、随笔之代表作都完成于此时。


平静的生活过了不到五年,侵华日军的战火烧了过来。1937年深秋,“七七”事变已爆发数月,松江失守,嘉兴遭多次轰炸……炸弹随之炸到了石门湾,丰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逃亡之路。而在他们离开刚几个月,就收到消息:缘缘堂已毁于战火。


先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丰子恺的一生中,石门湾缘缘堂虽然不是居住最久的处所,却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举足轻重,以至于呈现出一种近乎象征的意义。避居于自己的小天地,与纷乱的社会保持距离,专事艺术和文学,这对于丰子恺而言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但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它难免屡受冲击,飘摇动荡。唯可庆幸的是,炮火可将新屋炸为平地,却终究不能撼动无形的内心世界。童真,和平,艺术,丰子恺所执着于的一切,不仅伴随了他的一生,又让他的创作历经近一个世纪也不损其光泽。


1937年春天,丰子恺在缘缘堂作画。


儿童的崇拜者


丰子恺作品中让最多人一见倾心的,大概要数他对儿童生活的描绘——丰子恺自己称之为“儿童相”。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出版的第二本漫画集,就已经以儿童作为主要题材。近些年,随便翻开市面上的丰子恺漫画、散文选集,有关儿童的随笔和漫画,往往放在最前。


随便看看吧:《花生米不满足》,小男孩气鼓鼓地坐在桌边,不满意面前的寥寥几颗花生米。《瞻瞻底车:脚踏车》,孩子握住两把大蒲扇一前一后放在腿间,假装脚踏车样子;《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女孩阿宝打着赤足,却一脸认真地给凳子的四只脚分别穿上小鞋子;《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几个小孩子参玩着扮新人结婚的游戏……谁看到这样的画,不会莞尔一笑呢?哪个养小儿女的家里,不曾发生类似的片段呢?


丰子恺:《瞻瞻底车:脚踏车》


但毕竟只有丰子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将这些家常生活的有趣瞬间捕捉到,又用画家的手笔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儿童的发现”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但饶是多少理论译介与观点陈述,论触动人心的能力,也比不过丰子恺用毛笔勾勒出的小儿情态。


因为丰子恺对儿童的“发现”,不是纸上得来,却是出自对自家儿女的亲近与观察;而他对儿童的钟情,又不止是“喜爱”,而是上升到“崇拜”。丰子恺1919年与徐力民结婚,从1920年起陆续生了长女陈宝,二女林先、三女(三岁时夭亡)、长子华瞻、次子奇伟(五岁夭亡),加上在丰子恺家长大的外甥女软软,当时丰子恺年纪虽然仍不甚大,家里却有大大小小好几个孩子。而那一时期,丰子恺正“觉得世间一切枯燥无味,无可享乐,只有沉闷,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车一样。这时期相当地延长,直到我深入中年时候而截止”,从家里的小儿女处,他发现了一片更合乎理想的新天地,正可以反衬“成人社会的恶劣”。


他写《给我的孩子们》,说:“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将儿童时期视为人生的黄金时代,当女儿阿宝长大,开始懂得将巧克力均匀分给弟妹,丰子恺的感受是“可笑”又“可悲”,因她开始“牺牲自己的幸福来增殖弟妹们的幸福”。(《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甚至当写到因早产而死去的孩子阿难,他说:“你的一生完全不着这世间的尘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净的生命。”(《阿难》)在他看来,孩子一旦长大了,成熟了,即失却了那种完满的率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的心情,若以现实的观念去看,已经未免有些偏激。


《此生多珍重:丰子恺散文漫画精选集》

作者: 丰子恺 

版本: 天地出版社 2017年7月

收有《送阿宝出黄金时代》《阿难》等篇目。


这样一种思想倾向的特别,有一个有趣的例证。白杰明《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中引用了一则对比:丰子恺和朱自清的同题散文《儿女》,经叶圣陶之手发表在1928年的同一期《小说月报》上,两人都刚刚年过三十,都有五个小孩。丰子恺在文中赞叹儿女有“最健全者的心”,朱自清却在哀叹养育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像是“被剥层皮”,说自己的处境就如同鲁迅有讽刺意味的小说《幸福的家庭》。


《兼母的父》


成人不堪孩子搅扰,往往是因其影响了自己工作或严肃事务;而在丰子恺,他担心的却是现实社会对孩子纯真本性的玷污。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有别,才让丰子恺能在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中,与儿女朝夕共处而不觉烦,甚至将种种任性妄为之举都理解为“真率、自然与热情”。


这是厌世?逃避?还是纯真?本色?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丰子恺自己说:“我企慕这种孩子们的生活的天真,艳慕这种孩子们的世界的广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


《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

作者:(澳)白杰明 (Geremie Randall Barmé) 

译者: 贺宏亮 

版本: 铁葫芦·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战乱与生机


个人性格中的厌世一面可以自寻平衡之方,战火与国难却是不得不用肉身面对的现实。离开故乡和缘缘堂,战争的轰炸,逃亡的旅程,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巨变,丰子恺都和几万万国人一样,不得不去经历。


几幅丰子恺作于抗战时期的漫画堪称触目惊心: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喂奶,可她的头却已经被炸弹炸飞;一位似乎有孕的女子倒在路上,背后是飞下的两枚炸弹和跑散躲避的人群。这些残酷的画面,来自丰子恺在颠沛流离中的所见所闻。对于怀有大慈悲心、全心向往和平美好的丰子恺,如此现实所造成的痛心是难以言喻的。


丰子恺:《轰炸》


他的画风和文风随之一变。漫画作品自最早的古诗词画到“儿童相”之后,又转向了直面社会现实的“人生相”;在《还我缘缘堂》等文章中,他厉声控诉夺去家园的侵略者。他在汉口参加过绘制抗战宣传画的工作,也在桂林教书时因学生竟从抗战画作感到滑稽而气愤。从这一时期的丰子恺,我们能清晰地发觉,他绝非不辨大是非、只求隐避的消极遁世者。


但是,我们终究还是会看到,丰子恺直接描写残酷、悲惨、丑恶一面的作品并不多。他从来不否认社会生活黑暗一面的存在,但在为“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一一写照之后,他说,自己“恍悟‘斥妄’之道,不宜多用,多用了感觉麻木,反而失效”,——“艺术毕竟是美的,人生毕竟是崇高的,自然毕竟是伟大的。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其实不是正常艺术,而是临时的权变”。


所以丰子恺的抗战题材漫画很快转变到发现险恶中的生机,比如《生机》里,破墙砖缝里钻出去的一根小草;比如《大树》里,被砍伐大半的大树上冒出的新芽,他为这棵大树做了一首诗,足以代表他在抗战中所持的信念:“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为1938年出生的小儿子取名时,先用“新条”,后改为“新枚”,皆是此意。丰子恺性格中的超脱一面,在战争和流徙中并未趋向悲观厌世,却体现为乐观、信念和沉着,无论在怎样的黑暗中,他总望向那一种绵绵不绝的生之力量。


丰子恺:《大树》


在逃难途中,丰子恺一家经过兰溪,遇到老同学曹聚仁。曹聚仁请他们一家吃饭,在席上反复数次说“大时代到了!”,又问及丰子恺的孩子中“有几人欢喜艺术”,听到丰子恺遗憾回答“一个也没有”,他“断然叫道:‘很好’!”后来,丰子恺又听说,曹聚仁表示他的《护生画集》如今可以烧毁了。——本是一次友善相接,却触及到了丰子恺心中最根本的坚持,令他无法接受。


于是,丰子恺特地写文章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不同看法,在好几篇随笔中都提及此事。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杀敌”,但这并非与“护生”相违背,正如人在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但这种药毕竟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而补品和粥饭正应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在禽兽逼人之时,不忘作为“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才“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


艺术与宗教


丰子恺是画家,是散文家、翻译家,也是艺术教育家。他写过一系列艺术理论书籍,编译音乐读物,在多个学校教授过美术音乐课程。——这当然会让人想起,丰子恺自己在浙江一师读书时,正是在李叔同的艺术课堂上决定了自己的一生,从此不再离开艺术。


在丰子恺看来,艺术绝非一种专门的技艺,而是“人间和平幸福之母”,与每个人的本性息息相关。他相信艺术的普及教育,能让人生和社会都变得美好。“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


也是因此,儿童才与艺术最为接近,“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界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见到”。儿童和艺术,丰子恺生命中的两个关键词,究极起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努力爱春华》

《有情世界》


丰子恺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的作者汪家明说,一般评论家在引用这段话时,只注意了论证“艺术与儿童”,而忽视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或许确实如此,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流传,无论读者还是出版者,都自会选择那些最令人感到亲近的部分复制与传播,于是丰子恺冲淡平和,善于发现生活意趣的形象在大众的认知中定格下来,而关于他的宗教信仰和性格中沉郁的一面,却自然而然地被遗漏了。


《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

作者: 汪家明 

版本: 中华书局 2014年9月


1927年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三十岁生日当天,他在上海家中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取“婴儿”之意。探究佛法,让丰子恺可能从自己精神中悲观厌世一面解脱出来,也让他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执着有了归处。自此他日常吃素,并从1928年弘一法师五十寿辰之时,开始了《护生画集》的创作。弘一法师与他缔下一约:法师七十岁时,作第三集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八十幅;直至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丰子恺应允“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于是整部画集的创作从上世纪20年代延绵到70年代,最后一集画于“文革”期间,丰子恺患肺病后得以离开牛棚回家,因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拼命赶画,直到1973年终于提前五年完成恩师的嘱托。


但若细看《护生画集》,其画题类似常见的佛教劝勉不杀生的宣传画,严苛之处恐怕会令世俗中人颇难接受。虽然丰子恺本人亦非严格遵从律法,而且他曾解释过,对护生的理解不应“拘泥字面”,其根本仍在于“护心”,即涵养同情之心。但是,佛教信仰在丰子恺一生中所占的分量,却可以从中有所感受。


《护生画集》

作者:  丰子恺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9月


丰子恺曾论述过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吟诗描画,平平仄仄,红红绿绿,原不过是雕虫小技,艺术的皮毛而已。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所以对他而言,宗教占据高点,而无论儿童,艺术,宗教,最终都融汇到了同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他正是在这个远离尘世的所在安放自己的心。


也因为这个世界的一直存在,让他在生命的晚年,在“文革”后期,仍能继续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仍与小儿子在书信中玩诗词集句的游戏,仍然能在《缘缘堂续笔》中赞美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的艺术。直到生命的末尾,仍如朱光潜曾评价的,“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


《前程远大》

点击加载更多

    • 一天
    • 一周
    • 一月
       回到PC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