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年前的一个研讨会上，作家格非表达了他们这代作家的写作焦虑：写农村还是写城市？格非深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学生已经对农村写作几乎无法忍受了。

《繁花》的出版部分缓解了这样的焦虑，同时也更加剧了作家们的焦虑。如果说《繁花》的写作被认为是城市文学的典范的话，是否意味着这一在中国长期被压抑的题材类型有了复兴的迹象？《繁花》之后，我们如何书写城市？我们本就薄弱的城市书写是否已经被过于强大的上海叙事淹没了？80后杭州作家张哲的长篇小说新作《是梦》在上海之外，提供了一个城市书写的杭州范本。

《是梦》 作者：张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是梦》讲的是1984年到2016年间一个杭州家族的故事，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书中诸多许多来源于作者的亲朋好友，小说以这个家族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去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记忆。同时，除了家庭生命史，这个小说写的也是三十多年来的杭州城市变迁史。许多读者将之归为世情小说，并与金宇澄的《繁花》作对比，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或许是，《是梦》是否在上海这片已经被过度开拓过的城市文学版图之外开辟出了新的城市文学经验。

杭州，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在与张哲谈到《是梦》时，他说，杭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接近于失踪的。

张哲这番话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解读。首先，杭州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缺席者？如果仅就杭州有没有被现当代作家书写这一点来说，这个命题显然是不成立的，尽管古典时代的杭州曾为无数文人墨客提供极其丰厚的审美数据库，但这个城市也不乏与现代作家间的互动。曹聚仁、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俞平伯、施蛰存、戴望舒等众多作家都写过关于杭州的诗文，但这些关于杭州的书写，有一个共性，就是普遍以散文、游记等形式呈现，而在虚构类的小说中，杭州的确是缺席的。同时，当代杭州更是如此，除了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几乎没有重要的小说作品在书写杭州。

1928年，郁达夫与当时被称为“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在杭州结婚。

第二个角度是，以城市文学的视角，当我们说一个城市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这个城市没有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学经验。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很少有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杭州这么简单，而在于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关于城市文学的问题，所谓的城市文学不简单意味着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城市，而是说城市本身成为作家书写的对象。更近一步地说，城市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本身的特质有没有提供一种新的经验。比如，重庆山城、雾都的迷离和离奇使得张恨水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而上海则更无需多言，无数中国现代作家是通过上海获得现代性经验的。

按照《文学中的城市》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的观点，城市和文学文本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构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那么，就前述文学作品来说，关于杭州的书写有没有丰富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呢？在当代文学视阈中，方方的武汉、金宇澄的上海都丰富过当代中国城市被文学想象的方式，但是杭州没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前面提到的诸多作家尽管都在自己的散文中书写过杭州，但那只能说是关于杭州的文学，张哲的这个判断无疑是敏锐的：这个城市当然一直在生产作家，但唯独一直没有属于这里的城市文学。

“尽管城市文学在中国向来不够发达，但还是有许多作家在书写自己的城市，比如讲到武汉，可能想到池莉。讲到南京，从叶兆言、毕飞宇到葛亮。讲到苏州，则是苏童、陆文夫等。上海则更不用说，王安忆、卫慧、金宇澄乃至新近的张怡微、钱佳楠的笔下是各不相同的上海。但是，就杭州来说，很难想到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家。”

《平如美棠》作者饶平如为《是梦》绘制的插图，他希望这幅画可以留下一个中国人大家庭珍贵的相聚一刻。

张哲还发现，杭州除了没有发展出更强劲的城市文学一脉，还被西湖、南宋等符号刻板印象化了。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可能和上海有关。

“经济地位比不过上海，就只有另辟蹊径，或者说因地制宜，打古典文化和风景旅游的牌，这恰好是上海的弱项。上一辈的杭州人总有一种心态，认为杭州被上海辐射或者说遮蔽了，对上海是一种既羡慕又妒忌的心态。比如一些时髦款式的衣服，杭州买不到，要专门坐车去上海的百货商店里买。所以上一辈的上海人也看不起杭州，觉得杭州只不过是上海人度假看风景的后花园。但是这些情况在新千年前后逐渐改变了，因为，杭州改变了。”

离上海这座魔都太近，无疑挤压了杭州的现代城市文学表现空间。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杭州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失踪者。但吊诡的是，杭州对于共和国的历史来说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毛泽东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去过杭州40多次，而且有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杭州作出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明年推出的《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一书中，作者高峥以杭州为例分析在接管杭州的过程中，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如何看待传统的城市精英这一重要问题。因此，可以说，杭州是一个远远溢出于大众想象的偏安一隅、被西湖南宋等符号包围的旅游城市，更多的经验有待展开。

“不存”与“不响”之外，新的城市经验需要被书写

“杭州风景看西湖，西湖风景看白堤，白堤风景看桃柳。现在变了这副样子，我是蛮肉痛的，实事求是说，宁可今朝没来，宁可没看到的”，《是梦》里的一个老杭州面对被台风洗劫后大煞风景的西湖风光时感叹道。而对一个城市来说，比台风改变城市景观的力道更猛烈的是时间本身。面对这样的城市变迁，《是梦》的作者与笔下的人物更多的是氤氲不去的念旧，张哲管这种情绪叫“城愁”，区别于乡土背景里的“乡愁”。

《是梦》内封图片，来自意大利摄影师阿德里亚诺·马达罗（Adriano Madaro），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杭州拍下这里的市民生活，拍下两个年轻人动人的瞬间。

谈到今天的杭州，张哲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失落情绪，他认为这是一座失落之城：这个“失落”同时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作动词的“失落”，也就是丢失的意思，二是作形容词的“失落”，也就是低落的意思。虽然在旁观者看来，进入21世纪后，杭州的路越走越宽，从单纯的风景旅游城市变成往商业和科技甚至政治方向发展，它更现代、更具竞争力了，这应该让人高兴才对，有什么可失落的？但是，得到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必然是交出了一些东西，必然是失去了一些东西的，这毫无疑问。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反现代化，事实上我完全不，我只是比一般人更念旧而已，一般人觉得这些东西失去就失去了，适应新的就好，我不会这么简单地去看这个问题。

评论家张定浩在《关于“城市小说”的札记》一文中给出过关于城市小说的若干定义，比如城市小说只能出自那些在某个城市长久生活过并且扎根于此的作者之手，城市小说要致力写出的不是某座城市，而是“我”的城市。按照张定浩的说法，金宇澄一开始并未有野心要特意书写上海，他没有企图去分析、展示、批判、建构乃至还原上海，没有企图将这座城市景观化或寓言化，他想写的仅仅是他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属于这个城市的人和景象，他们像空气一样交织在记忆中，不能被忘却。在《繁花》里，上海无处不在。同样的，在《是梦》里，杭州无处不在。张哲笔下的杭州，是香港作家西西意义上的“我城”。

“我写的是我记忆中的杭州，而不是别人记忆中的或者现实中的杭州。所以它是且只能是一座主观的纸上城市。尽管我还是查阅了非常多的照片、视频、新闻报道、文件档案、信件、地图，希望在小说细节的质感上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出每个特定时期的杭州人的生活。但整体上来说，它依然是主观的。”

空间永远是城市小说最重要的叙事语法之一。正如同金宇澄在小说里插入自己绘制的上海城市速写一样，张哲也以自己的方式铺展杭州这个城市的空间记忆。他有意识地在小说每个章节末尾插入了从古典至现代文人的杭州诗文，并附加了不同地理空间的来龙去脉。其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不存”：前人关于这些地点的记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景观已经面貌迥异了。我在很多地名简介的末尾都提到了两个字——不存。有的是作为建筑的实体不存了，有的是实体连同它所衍生出来的地名、区片名都不存了。这个“不存”，其实也就是“失落”的另一种说法。

“不存”与金宇澄的“不响”一样都构成了书写城市的基本语法和情感基调，而且相比《繁花》，《是梦》有更浓的念旧意味。在《繁花》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和日益加速的世俗气息依然足以定义所谓的“上海性”，上海人依然是上海人，而在《是梦》里，老杭州们一方面对新的城市生活不以为然，一方面又提醒自己学着接受这些变化，并放弃一部分旧有的执念。所以，“杭铁头”也好，“杭儿风”也好，或者是郁达夫所批评过的贪小利、爱面子、装风雅等等，这些流传已久的杭州市民性格画像其实已经在21世纪的潮水拍打下趋于消散了。因而，《是梦》在情感上更接近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种哀悼意义上的城市写作。

帕慕克最爱的土耳其摄影家阿拉·古勒镜头下彩色的伊斯坦布尔

但哀悼也好，念旧也好，对于一座城市强烈的怀旧情感特质，也会阻碍作者去书写当下的城市经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谈到广东的文学时，讲到一个观点，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尤其深圳这样的城市，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如何贡献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如何容纳了千万移民，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要着力挖掘的。广东人由于长期被说成是“文化沙漠”，一直有一种试图挖掘历史遗产的动力来解决这样的文化焦虑，但谢有顺认为，广东人不应该着重在往后看历史，而应当看眼下和将来，1840年的近代文化对于广东来说就是现在，不是历史。同样的，杭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杭州的现在和未来是阿里巴巴，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创意产业，而我们的文学还没有找到书写这一面杭州的方式。

面对城市时的念旧或失落，并不是当代作家打量城市的惯常目光，他们更习惯以这样的目光打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而《繁花》和《是梦》都以一种回望的目光提供了审视城市新的视角。但就文学史的意义来说，是否也有必要走出这样的念旧情绪，去直面新的城市现实？评论家黄平有一个观点，今天哪个作家写好了城市，就能进入中国文学史。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说，什么时候文学可以去处理互联网、人工智能这样切身的城市经验，那才可以说，我们的城市文学真正成熟了。

2016年8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已停止使用的杭州艮山门火车货运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然，就写作来说，写哪些不写哪些，全由作者决定，但背后可以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今天的当代文学里，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书写互联网等新兴城市经验的作品，又或者说，新的媒介经验如何重塑我们对于城市的体验，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文学里是缺席的。这样的问题当然已经溢出了杭州和当代文学的关系，而指向我们的文艺创作如何回应媒介化的现实。

正如张哲谈到的，过去上海人只把杭州看成是后花园，但这样的状况在近年来逐渐改变了。上海人乃至全国人蓦然惊觉，杭州已经变成北上广深之外最具实力跻身一线的城市，这个城市以电商、创意、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成为众多年轻人心中的另一个应许之地。正如曾经的深圳一样，杭州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具未来主义气息的城市。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这座古典与现代并置的城市，这种过去与现代并置的时间形态，将构成一种创作上的机遇与挑战。

城市文学除了如《繁花》《是梦》这样去书写记忆中这一条路，或许还可以开辟出一条书写二十一世纪的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梦》填补了杭州在当代文学书写中的空白，但同时，回望之外，我们还可以呼唤杭州在当代文学书写中的未来。

新京报记者 沈河西

编辑 萧轶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