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2 19:10:21新京报 记者: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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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以自己加工自己了,我们的未来走进了赌博模式

2018-12-02 19:10:21新京报 记者:杨司奇

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让今天的人类拥有了这样一种技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了。只是,改变的初衷都是为了更好,但谁知道什么是更好呢?学者赵汀阳指出,如今的技术发展正在开拓出一个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未来,我们走进未来就等于走进了赌博模式。

11月26日,“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消息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人们纷纷谴责贺建奎伦理底线的丧失,许多科学家也发表联合声明对此进行抵制。有人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或许已经开启。


在日前结束的首届未来哲学论坛上,关于基因编辑问题刚刚有过讨论。同济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裴钢发言说:人之所以成为人,经过了亿万年进化,但如今人类的进化过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有两个生物学上的重要进展——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今天的人类已经发展到拥有了这样一种技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了。只是,改变的初衷都是为了更好,但谁知道什么是更好呢?这就回到了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被生物技术所打破。


首届未来哲学论坛现场


现代技术的进展呈现出不断加速之势,原来的自然人类文明正在过渡转变为技术文明新形态。对于这个新形态,我们有某种想象与期待,但更有深度的恐惧。今年夏天,基辛格发表了一篇文章《启蒙运动是怎样结束的》,他忧心忡忡地谈到了新技术的诸多问题,并在最后呼吁,要赶紧成立一个由哲学家们组成的委员会,讨论新技术问题。他说,再不讨论怕是来不及了。


基于这样的未来之思,2018年11月23日至24日,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本有哲学院与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在上海举办了“首届未来哲学论坛”,讨论的主题是“技术与人类未来”,据说明年的主题是“生命技术与生命哲学”。这在当下的情境看来,富有某种启示性。哲学应当怎样介入未来?我们又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技术统治的时代?参与演讲的六位专家学者,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

(Kostas Terzidis)

、马库斯·加布里尔

(Markus Cabriel)

、赵汀阳、陈嘉映、孙周兴,或忧思,或希望,都从各自的观察与研究出发,提出了关于人类未来的种种思考。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作者:海德格尔,译者:孙周兴,版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

在发疯前夕的笔记中,尼采曾经提出“未来哲学”这一命题。后来,海德格尔又像尼采一样,写了个残篇《哲学论稿》,他在其中提出了哲学“另一开端”的想法,在这一开端中,发生了哲学的终结和向后哲学的转向,海德格尔在其中加入了对现代技术的分析。

《哲学论稿》的副标题为Ereignis,这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关键词,法国当代理论家将其译为“事件”,孙周兴将其翻译为“本有”。“未来哲学”之思,便是由此开始。


我们讨论的未来,永远都是“我们的未来”


提到“未来哲学”,赵汀阳与陈嘉映都多少有些迟疑。赵汀阳说,关于未来,我们其实无法回答。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有能力拒绝不想要的未来吗?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未来的概念。所以赵汀阳在他名为《未来的合法限度》的演讲中,从另外的角度——时间的分类学出发,探讨了未来的概念与位置。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汀阳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中,有“经验时间”和“历史时间”之分。“经验时间”分成两个概念,“昔”与“来”。“昔”的来源很有趣,在甲骨文字形中,上部为水波纹,下部为日,这暗示了过去大洪水的记忆,所以“昔”意味着需要铭记的经验所定义的过去。“来”字也很有意思,它在甲骨文里是一个农作物的形状,一般被猜想为麦子,谷物的生长意味着一种可以期待的收获,只要劳动,就有了可期待的事情,这个可期待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未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建构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概念:未来就是可以期待的可能性。


“历史时间”则分为“古”“今”两个概念,表达的不是时间上的过去和现在,而是制度/秩序上的新旧,“今”的意义不仅在当下,在更混沌的意义里,它还包孕着“未来性”。古今的划分与“作”有关。中国过去把重要的事情分两类,“作”与“述”,赵汀阳说,“作”既可以是艺术创造,也可以是武器制造,劳动蕴含其中,它与制度及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大作是创造历史的时刻,而“未来”是“作”的一个蕴含项。如此,未来便成为一个“我作”的存在论问题,不是“我是故我在”,而是“我作故我在”。

 

在这番绵密缠绕的表述过后,赵汀阳提出,人在世界中的根本是“作”

(making)

,而非“存在”

(being)

,每一种“作”事实上都为我们开拓了可能的生活,我们的未来是可期的。但到了现代社会,现代技术导致人类数千年来的存在经验正在发生无法接续的断裂,过去的劳动概念从“作”中被剔除,蕴含了未来的“作”不再是一种为人类创造更好生活的机会,而是在渐渐变成一种赌博。

 

技术进步是否永远都有利于人类?赵汀阳对此表示疑问。“现代的技术在意图上当然不是为了否定人类的存在,但是在实际效果上,蕴含着对人类存在的否定。”在他看来,现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技术的存在论边界,而现在的技术发展正在开拓出一个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未来,未来变成了一个绝对陌生的状态,包含着完全不可测也不可控的变化,我们走进未来就等于走进了赌博模式。


《我,机器人》剧照


陈嘉映也谈到了时间与经验。从前,人们的目光主要投向过去,而哲学也总是面向过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色苍茫之际才展开翅膀。也就是说,只有当一种生活形态业已变老的时候,哲学才会用它灰色的笔触去描述这种形态。而对于未来,我们如何去反思呢?“反思”这个词关乎经验,我们可以设想、预测未来,但不能反思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未来哲学”这个事,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可能哲学本身就变了,人也变了。我们的时间不是线性的,当我们思考未来时,它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延伸,其他部分则是在延伸之外,而关于延伸之外的未来是没有说法的。在那之外的未来,我们最常用的词语是“畅想”,我们畅想未来。

 

由此陈嘉映谈了自己的一点“畅想”,关于“技术与人类经验”。如果笼统地说技术给我们带来灾难,陈嘉映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人就是由技术造成。当然也可以说人就是一种灾难,人是地球的癌症。以前的技术是人们根据经验摸索而出,文字就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人类发明的技术中数一数二的技术。当代的技术依赖于科学发展,不再与经验积累相关,我们现在所经验到的世界是一个结果的世界,陈嘉映将其称为“终端感知”。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甚至情人,都是终端产品,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从一种经验的方式转到了一种终端的感知方式。因为我们只看到了终端,所以我们不知它是否可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

 

这与赵汀阳所说的“赌博”说相似,但陈嘉映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当我们讨论技术是好还是坏的时候,我们应该听谁的?我们各种各样的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以及过着普通生活的人等等,我们所有关于好与坏的判断与未来世界并没有关系,都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判断。所以当我们讨论未来的时候,其实和科学预测没有关系。预测天狼星再过一亿年后在什么位置,这不是未来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未来哲学”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永远都是我们眼中的未来,或者说是“我们的未来”,而“我们的未来”,重心并不在“未来”上,重心始终是“我们”。所谓“未来哲学论坛”,谈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参照技术和科学的最新发展重新审视我们曾经审视了两千多年的问题。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讲座教授


我是谁?拥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绝不会出现?


这个我们审视了两千多年的问题无非是“我是谁”。在演讲中,科学家裴钢、陈小平都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我是谁?尤其是当基因编辑婴儿出世后,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缠绕不清了,还有无数诸如《银翼杀手》这样的电影作品对人工智能身份与命运的质疑。


《银翼杀手》电影剧照


对此,以研究新实在论著称的德国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认为,皆是假象。甚至“人工智能”这个词就是假象。严格意义上的智能概念一定是与意识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意识概念做前提,智能概念便不能成立。他甚至在演讲中下了一个强烈的存在论论断:“在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原则性的界限。一种其思维活动在所有方面都与人类智能无可区分的普遍的人工智能绝不会出现。”

   

所有似是而非的争论可能都没有搞清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加布里尔说,人工智能只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模型,而非思维本身,这就像地图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地图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地域,这是首先要澄清的一点。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开始拥有人性和意识,同样,他们由自动系统发展出的行动逻辑也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他在采访中讲了歌德笔下的一个故事《魔法师的弟子》

(Der Zauberlehrling)

来说明。从前有一个魔法师,他有一把神奇的扫帚,只要他念起咒语,扫帚就什么都能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咒语就是一种编程。魔法师有个徒弟,徒弟十分羡慕师父的这把扫帚,趁魔法师出门时,溜进师父的房间,学着他的样子对扫帚念起咒语。扫帚果然行动起来,提水倒进浴缸。可是等浴缸里的水满了,扫帚还在继续往里倒水。水不断溢出,所有的东西都漂了起来。徒弟很害怕,用斧子将扫帚劈成两半,但劈成两半的扫帚仍在继续加水。直到魔法师回来,念起咒语,才结束了一场灾难。

 

加布里尔认为,这恰恰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聪明,而是人工智能太蠢,它不会变通。人工智能与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类思维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以及对语境的估量。在我们编辑的时候,我们无法把这些编程进去,因而会造成人工智能的愚蠢。


马库斯·加布里尔,德国波恩大学哲学教授,国际哲学中心主任。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人工智能问题置于一直以来对于技术哲学的整体思考中。在他看来,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是一种“人工愚蠢”,人工愚蠢的可能性是人工智能的一种特性,而人的天然智能是不会犯愚蠢的:它只会失败。斯蒂格勒正面逼问凯文·凯利所代表的人工智能界所忽略的一点:智能是社会性的,是跨个人化之中的个人的社会能力。人类智能中的“心智式智能”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模仿的。


《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作者:(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译者:裴程,版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德里达的学生,因把“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核心位置而引起巨大关注。他认为,技术是哲学的最终问题,哲学可能是在技术里面的。他所言的“技术”概念涵义极广,泛指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身外之物”。在他的阐释中,技术与人类固有的“缺陷存在”和“代具性”相关,技术就是人本身,技术的当前状态,就是人的当前状态。


但是不是说人工智能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威胁?不是。只是真正的危机并不像电影里所描述的那样:机器获得自我意识反过来消灭人类。真正的危机是地图和地域之间的反馈效应。当我们以某种非人之物为标准来调整自身的人类图像,我们便会有误解自我和丧失自由的危险,容易被某种意识形态所侵占。我们的生存本身有一种不透明性,或者说神秘性,我们未被理想化处理的思维有诸多的弯路和歧路,这恰恰是人类自由的一个保障,是人类免于崩溃的原因。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不透明,我们就迷失了。

 

与加布里尔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相似,来自希腊的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认为,没有一种东西是新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从“无”处出现的。他从语言谈起,进而谈到代码与创新的问题。在希腊语中,美就是在对的时间里及时出现,设计就是将已有的存在回忆起来。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它是我们逻辑与语法的一部分,一切早就存在于自然之中。但他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并不认为人工智能愚蠢,计算机并不是一种工具,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我们无法预先评估它们的能力或潜力,这就像说人是动物,人远比动物要更多。在他看来,承认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异形的、奇怪的智能,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面对真实的世界。科斯塔斯的看法很是大胆、富有诗意,也颇为乐观。


自然人被技术化的限度在哪里?


但乐观的看法毕竟只是一少部分。我们会对未来有很多想象与期待,不过对于未来的忧虑更甚。当下“未来已来”论调开始流行,在孙周兴看来,这正传达了人们面对动荡现实和不确定未来的普遍焦虑。

 

斯蒂格勒在论坛中所提出的“人类世”,便是这样一种普遍的人类处境,人类世中,一切走向耗散,是为熵增。“熵”造成了我们时代的人工愚蠢,但人工愚蠢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早在马克思的时代,甚至苏格拉底时代,就有了熵,就有了同质化,就有了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困惑与焦虑,今日的大数据时代更是将我们的存在架空了。对此,斯蒂格勒反对我们被动沉沦其中,他认为人注定要在人造物的世界生存,人就是靠技术进化的。技术是毒药也是解药,人的责任就是开发技术“解药”的一面,发挥人的意愿的作用,制造逆熵,对抗消亡。


贝尔纳·斯蒂格勒,著名法国哲学家,法国蓬皮杜中心创新研究所(IRI)主任

 

他借用德国艺术家博伊斯

(Joseph Beuys)

的“社会雕塑”概念,强调“业余爱好者”的重要性,人人都是艺术家,人应当从既有的社会文化体制逸出,积极参与社会形塑,为人的存在赋值。斯蒂格勒还认为,哲学也是生命的艺术,今天我们有了很多危机,因此需要学习哲学,今天的哲学是对世界“伤口”的包扎。哲学做得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怀这个世界。如何关怀世界?首先是关怀的对象。生物圈的破坏、人工智能的前景、生物技术的未来等等,都是哲学家应该去了解的东西。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作者:(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译者:陆兴华/许煜,版本:拜德雅/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在斯蒂格勒的哲学思考里,“体外化”和“熵”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所谓“体外化”,是斯蒂格勒从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的理论中发展出的概念,与技术的“外移”密切相关,他进而在生物圈之外引出“体外圈”(exosphere)这一概念,来解释人类面临的更根本问题是技术产物所构成的体外“技术圈”对人类所处“生物圈”的包围。而“熵”则与他近年来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阐发相关。


孙周兴接着斯蒂格勒的问题讲到,“人类世”实际上是一个地质学概念,但地质学家提出来的所谓人类世,本质上是“非人类世”。其中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45年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这个事件标志着自然人类统治的没落,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哲学家安德尔斯称之为“绝对虚无主义时代”。

 

在人类世中,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正在成为重要的统治力量。孙周兴说,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听起来是矛盾的,人工智能仿佛要把我们灭掉,生物技术让我们活得更长,一个是肯定的力量,一种是否定的力量。到底未来会怎么样,从哲学角度来说,关键在于自然与技术之间是否可能有一种平衡,自然人类与技术人类的平衡,人的自然性或技术性之间的平衡,但若达到这种平衡,以后这种人叫什么都不确定。


孙周兴,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讲座教授

 

有意思的是,尼采早在1883年就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了有关“末人”与“超人”的话题。“末人”是“最后的人”,将通过计算和规划被克服,“超人”则是对以往人类的克服,具有自然性与技术性的二重性。而到了1953年,海德格尔则预期,基于当时的化学研究,人终于有一天将会建造“用于人力资源的人工繁殖工厂”。那时,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都还没有开始,海德格尔却预知到了以后的世界:人类可以自己加工自己,任何形式的动物性都将被计算和规划。但尼采的“超人”就是未来的我们吗?我们无法回答。

   

某种意义上,自然人类大概只能认命,孙周兴有些无奈地说,但也不无希望。“我认为认命跟放弃抵抗不能等同起来,我们依然需要抵抗,这个抵抗不是片面的反对技术。自然人被技术化的底线在哪里?最后的边界在哪里?这大概是我们讨论的最严重的问题了。我们不断被技术化,我们每天都在被技术化,我们必须承认技术是人类命运性的东西,技术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以及未来的走向。但无论是对组织还是个体来说,需要有一种抵抗的姿态,特别是通过哲学和艺术,我们需要一种抵抗的力量。我想说的是抵抗是普遍的,每个人时刻都在抵抗,抵抗制度、抵抗他人、抵抗表达、抵抗被污染的东西,其实人是抵抗自己,是在通过抵抗完整自己。”


作者: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编辑:安安;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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