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部分人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是从国别史或者民族史的角度出发学习的,即便是学习世界史，也经常以西方为中心，将各文明的历史简单地罗列在一起学习。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历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全球史热潮。全球史学家们，如威廉·麦克尼尔，反对西方中心论，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通过考察各文明间的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诚然，这给了我们一种用“广角镜头”来看人类历史的视野。
但是，过于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可能也会忽略某个特定国家本身。那么，既忠实于各个国家的身份，又不囿于民族偏见的牢笼，我们能否以这样的方式叙述一段历史呢？在以身份认同为主题的讨论日益激烈的当下，如何维护开放、多元的历史观？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琼的兴趣。他以全球史为范式，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在法国国内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
12月10日，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和帕特里克·布琼在法国文化中心，一起探讨全球史及其影响。
为什么全球史变成了学术时髦？
布琼认为，全球史只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部分。然而，当钱乘旦回忆在2006年去德国学术交流的时候，他发现，当时在场的大部分历史学者都在研究全球史。为什么全球史变成了一种学术时髦，好像不研究全球史就不算历史学家一样？钱乘旦认为，这说明了我们对全球史的认知存在着误会。
讲座现场，钱乘旦教授在演讲。
那么什么是全球史？钱乘旦不置可否。但是他赞同布琼的一个说法：全球史是一种历史书写方式。这也意味着，全球史与其他历史书写方式，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书写的维度。在全球史这种书写方式出现之前，人们都习惯于一种纵向的书写方式，即按时间的脉络写下来的，尤其是在兰克之后的西方历史学界。钱乘旦认为，这种纵向的历史书写方式，还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而中国的历史书写也相当大程度上具备这样的特点。
全球史是一种横向的书写方式，它最关注的是相互关系的问题。钱乘旦打了一个比方，在宇宙里，有一个个实在的“天体”。一般的历史学家往往关注于一个个“天体”。但是，“天体”之间并不是空无一物的，全球史学家就关注这些“天体”之间的东西，还有这些“天体”之间互动的方式。这也需要历史学家拥有宽广的知识面，来填补这些“天体”间的空缺。这也是全球史对历史学的价值和贡献。
但是，钱乘旦也总结了全球史的几点缺陷。首先，做历史研究需要高度严谨和专业，而全球史学家因为跨度太广、要求很高，很多学者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其次，做全球史的学者比较难用第一手的资料。在兰克之后，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这意味着史料很重要。
第一手材料是做历史的基本要求。因为做全球史的学者不可能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所以在研究他们不熟悉的文明时，他们只能用二手材料，这使得严谨性大打折扣。再次，我们研究“天体”之间的空隙的时候，很可能把“天体”本身给忘了。所以我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就算是威廉·麦克尼尔的名著《世界史》，描述法国大革命或工业革命这样的重要事件，篇幅也很短，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互动和关系本身。
《世界史》，作者：威廉·麦克尼尔，版本：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
因此，钱乘旦并不认为全球史就是历史学的最伟大成就。他希望有一种能把纵向和横向的历史书写方式结合起来的方法。全球史这种书写方法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钱乘旦很好奇，在反全球化力量高涨的今天，全球史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会不会因此衰落下去呢？
在反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史应该怎么写？
布琼认为，自十五十六世纪西方崛起以来，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就开始蔓延，逐步笼罩全球。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也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其实，很多文明都曾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中心，这是我们理解世界很自然的一种方法。布琼很欣赏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将西方地方化，把各地变成一个个“省份”。在这些“省份”之间，有着许多互相关联的中心点。这是全球史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方法。
比如说，过去在法国，很少讲美国独立战争和海地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全球史的视野就能很好地去帮我们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钱乘旦认为，法国的“人权宣言”受美国的“独立宣言”影响很大，而美国“独立宣言”里的人生而自由来自英国，人生而平等则来自法国的启蒙运动。这样的思想联系和流动，在全球史的视阈里就非常清晰。
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互相联系，经济和贸易上的互相联系也是全球史经常探讨的课题。钱乘旦举例说，拿破仑试图摧毁英国的商业，采取了“大陆封锁”政策，结果使得南美的商品无法进入欧洲大陆，这使得德国人不满，并激起德国人的反抗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这种普遍联系的视角，也使得历史学家能摆脱单民族中心的论述。
布琼更希望全球史能让所有的历史都发出它们自己的声音来，不止是解释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很多做希腊历史研究的人都会做古希腊研究，因为古希腊对于西方文明很重要，但是很少人会研究古希腊之后的希腊史，因为大家都把那段希腊史融合进拜占庭的历史里，这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貌似没有连续性。但是，历史并不是一系列战胜史，或者光荣榜。很多被征服民族的历史，还有很多弱者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需要去关注的。
钱乘旦认为，虽然很多西方的全球史学家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这很值得赞赏，但是其实这非常难彻底做到。摆脱中心论更像一个美好的愿景，它也是每个人共同的任务。跳出狭小的视野，思考整个人类终极命运的问题，才能避免中心论。虽然这个世界比一百年前获得的共识更多，但是今天的世界却正一步步走向分裂。所以，学者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新京报记者 萧轶，实习记者 徐悦东
编辑：寇淮禹；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