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7 20:15:34新京报 记者:沈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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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消失|阎连科专访

2018-12-27 20:15:34新京报 记者:沈河西

年届六十的阎连科,已经彻底放飞自我。尽管他走到哪里,都像是明星一般的存在,但阎连科不在乎外界的评价。在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谈中,阎连科认为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伟大文学时代会到来,但已经与他无关。

今年10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取消,再没有媒体密切盯着阎连科。但他这几个月,依然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来没在北京的家里待到超过一个礼拜。12月23日下午,我们的记者在人民大学采访了阎连科,这个采访的原定时间是两个月前,但他一直因为杂事缠身,中途写电邮告知:要不采访还是算了,反正文学是个冷小的东西,尤其是我的。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出版有《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作品。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他被称为继莫言后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也被称为“最有争议的中国作家”。

 

不管走到哪里,阎连科都是明星一般的存在。他去世界各地的文学节、书展,经常被安排压轴出场。在德国,有三四十位当地读者拿着刚印出来的阎连科照片排队要他签名。尽管没有人拿着书,而且他们签完名走了,并没有坐下来听他讲。

 

阎连科的英国经纪人几乎每天往他邮箱里发电邮,告知他哪本书销量如何,又有哪个大咖评论家写了文章。完全不懂英文的阎连科在这方面非常粗疏,他对自己的出版,不太关心用了什么封面,腰封上写了什么话,他也不在乎书里是不是有错字,交出去的稿子从来不自己校对。他说自己反正是一个经常写错字的人。他甚至也不关国内、国外对他的评价。海外来信一般是他儿子帮忙回复,对方来三封,他可能才让儿子回一封。经纪人告知他国外有负面评价,他说负面就负面吧。

 

2018年12月9日,阎连科凭《田湖的孩子》入选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获非虚构类第二名。

 

再比如,前阵子香港媒体上一篇题为《海边的阎连科: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的文章,从标题就把读者导向了某种政治化的理解。逃离什么?阎连科笑着对我说,逃离雾霾和饭局嘛。他说去香港讲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讲课要花很多时间,一周三节课,所以很多内地作家不愿意去,他就觉得其他人不愿意,那我去吧。香港的环境好,生活也很规律,一切讲规矩,不像在北京有没完没了的应酬。

 

过度的符号化,让阎连科变成了陌生人。他受益于这样的符号化,也为这样的符号化所伤。

 

符号化之外,阎连科最近有一件更具体琐碎的苦恼。采访完的第三天,他发来短信:

 

麻烦夹带私货地告诉一声读者朋友们,別给我学校和家里寄书、纸、信封类让我签名写字了,我几乎每天都收到这样的快递,成了负担。收藏的我可以理解,但相当部分不是为收藏。而且,还有人直接给我寄许多盗版的港台书让我签名再销售,哭笑不得……

 

但年届六十的阎连科,已经彻底放飞自我。关于新作《心经》,他说都不准备出版,打算自己印几本私底下送送朋友。放飞自我的同时,阎连科也已经到了考虑如何收场的时候,因为他认为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伟大文学时代会到来,但已经与他无关。

 

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实虚无主义

 

《田湖的孩子》,阎连科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9月版

 

新京报:在读《田湖的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一些地方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你怎么看?

 

阎连科:那是一代人最真实的记忆,没有任何虚无主义。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很多人看今天中国现实,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我们能够面对历史的真实,那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对现实绝望,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我们要正视的,但没有人去正视。说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是对中国现实丝毫不了解。所以我说,问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人们对现实的虚无主义吧。

 

新京报:你回自己老家,你有觉得当地父老乡亲很虚无主义吗?

 

阎连科:农村最实在,就看生活怎么样。比如乡村的医疗保险,政府的政策很好,第一年每人交20元,第二年交40元,第三年交80元,现在要交220元。10亿农民,涨了多少钱?220元,对南方人来说小到不值一提,但让北方农民每人拿出220元,那就相当难,这自然就会怨声载道。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河南的乡村,假若一家6口人,但医疗一项一家就要交1000多块钱,一般家庭其实拿不出来,加之报销好像是只有住院才能报,所以就会出现大病小病都住院。一个感冒也住院,因为住院才能报销啊。最后我们看到的乡村是几乎人人都在挥霍乡村医疗,都去医院躺在那儿。当然,这也与今天乡村农民工不得不大量返乡无关。就乡村言,真是没有人对现实负责、对现实有一种理解的宽容心。乡村对现实的虚无主义可说到了更可拍的境地。

 

顾长卫导演电影《最爱》(2011)剧照。该剧改编自阎连科作品《丁庄梦》。

 

新京报:说到这种虚无主义,我想到你2016年的《日熄》,写的是一个村庄里的人梦游之后为所欲为。

 

阎连科:《日熄》说白了就是特别想用不一样的讲述写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故事。对我来说,构思不在于故事,在于讲故事的方法。但是换句话说,《日熄》如果出版又有什么呢?不过是写了人人都会有的梦游而已。小说中写的那个小人物——念念的父亲,充满着真善美、正能量,一直都在救赎另外一些人。这本书台湾出版后我又改了四五次,目的就是增加善美的比重。我以为,《日熄》是体现了人的大美和精神的一本书。

 

新京报:《日熄》里后面时间停在了早上6点,时间停止意味着什么呢?

 

阎连科:这个说不清。可能说不清才更重要。时间是可以死亡的,就像历史可以消失样。时间可以从头开始,也如历史可以重新开始样。小说中故意把李自成和各种农民起义的时间打乱和混杂,让时间呈出混乱状态,或者有意让时间死掉,这样文学和时间才更丰富、更有意义吧。我们不能让时间在文学中总是顺时针或短暂逆时针的转。

 

由吕乐导演的同名改编电影《速求共眠》(2018)海报。

 

新京报:《日熄》里你又被你自己写进去了,《炸裂志》《速求共眠》也是,而且都很自嘲。

 

阎连科:以后估计比较会谨慎了。因为写得多了,而且关于把作家放进自己作品中的元小说,讨论得也多了。可能之后不会再这这样了,再这样就重复了。

 

新京报:你老是想着怎样不重复。

 

阎连科: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对自己最简单、最基本的要求,就这样我依然觉得自己在重复。

 

新京报:我发现你作品英文版的封面都很类似,有点政治波普化的中国人的感觉。

 

阎连科:许多语种的封面都这样。但这不是政治波普,是法国首先买了这组画的封面版权,后来其他种语言都沿用了法国封面和这种风格,确实太大同小异了。

 

新京报:那你个人喜欢这种很脸谱化的封面吗?

 

阎连科: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不过他们也确实有点偷懒。

 

阎连科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

 

新京报:你前阵子在单向街,也讲到说想走近读者,因为符号化已经把你变成了一个读者眼中的陌生人,这种符号化对作家本身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吧?

 

阎连科:还是要把作品写好为标准,靠嘴是说不清这些的。不要在嘴上过度去解释这些东西,读者会理解现实和历史,他也会理解艺术和创造,《四书》是特别典型的例子。

 

新京报:你有读前阵子《纽约客》上写你的那篇长文吗?

 

阎连科:看了。我们看看就是写一个作家的日常生活,但对于英语世界的人来说是新鲜的,津津有味的——原来亚洲作家是这样生活啊!说白了,可能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作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吧。

 

新京报:你是不是对某种敏感性本身也是很敏感的?

 

阎连科:我觉得不是敏感性,而是现实性。我们老说敏感性就变成一个作家在剑走偏锋、哗众取宠的意思了,那我觉得这是对作家的误解。每个人对现实都有他关注的方面,我从来没有去关注政府怎么样,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事情,但我关心生活的现实。

 

新京报:你觉得你个性中是有很懦弱的一面吗?

 

阎连科:非常懦弱。

 

中国的现实内容已经足够丰富深刻,

作家要在其他方面做出努力

 

新京报:你是一个特别有意识的对小说的结构和形式做探索的作家,和你同年龄的很多作家都在回归传统。但你好像年纪越大,实验性越强。

 

阎连科:回到传统没有问题,我相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21世纪有21世纪的文学,虽然我写不出来,但21世纪但一定不是《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小说。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但所有的作家都永远去写这样的小说,我们也写不过他。因为这样,我经常看到如人们讲的四平八稳的小说,但塑造了活灵活现的人物,这样的作品能拿奖,卖得也好。如果从作家的生存去理解这种写作,这我非常理解。但一个作家总是这样写,我对你的尊重会稍微要打一点折扣的。小说是要有创造的,不光是故事,还有结构、叙述、语言等。尤其是对现有的生活也要有些创造的洞见和认识。

 

《阎连科短篇小说精选》,阎连科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新京报:可以说你在小说方面是形式主义者吗?

 

阎连科:中国的内容在丰富性、复杂性上已经达到了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的程度。如果生活本身在这方面已经替作家完成了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家可能可以随便从生活中拿一个故事都深刻、复杂到不得了,那为什么你不在另外一方面努力呢?

 

新京报:所以对中国作家来说,这种内容的复杂性是现实早就为作家完成的。

 

阎连科: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只要稍微有点敏锐性,都能抓住非常丰富复杂的故事,这不需要多少努力,只需要如歌德说的那种勇气是一种才华的勇气。既然生活已经在这个方面帮助作家完成了,那你需要的,就是在其他地方做出巨大努力。

 

新京报:就你的文学观来说,故事再漂亮,语言再漂亮,都不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对吧?

 

阎连科:我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文学观。但如果说美,你的文学之美能美过沈从文?语言再好,你能好过从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他们吗?人物再活你能活过鲁迅、老舍他们吗?不是故事、语言再漂亮都不是了不得。语言漂亮非常了不得。但我觉得更了不得的是在这些了不得基础上的更个性和更有创造性。当然,一个作家要做一个明白的写作者非常难。这个明白更可能是需要在文学观上表现的。不过,我自己在这方面也经常是矛盾、糊涂的。

 

新京报:你前阵子有一个“苦咖啡文学”的提法引起关注。你说当村上春树、门罗、卡佛等人的小说风格成为主流的时候是很成问题的,你这个话是在批评80、90后的年轻作家吗?

 

阎连科: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学回到了不痛不痒的年代。老一点的,跟我一样年纪的,你看许多作品真是唯美到不痛不痒,那不只是80后、90后。是我对整个文学的一个看法。再说得难听一点,中国作家都太善打擦边球。你一定要相信,擦边球和正面进攻是两个概念。正面进攻可能是要失败的,但它是有力量的。擦边球是可能成功的,但是讨巧的,就这么简单。中国的“苦咖啡”大部分是讨巧的。

 

新京报:但对你这个“苦咖啡文学”的说法也有人批评,比如有人说苦咖啡也是80后90后一代人对自己时代的忠诚?是很真实的刻画啊?

 

阎连科:可能是对个人生活的忠诚吧,而不是对所处时代的忠诚。进一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文学都可以存在,但如果人人都这样就有问题。我们丰富、复杂的生活,不能都是苦咖啡那种某类文学的存在。如果我们的文学只还有这一类文学,那时多么单调的。

 

新京报:那你们作家班的那些80后90后的学生,他们和你聊过吗?他们对你这个文学观怎么评价?

 

阎连科:我们作家班的学生们都特别可爱,阎老师要说什么写什么,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也许认同,也许不认同,但他们能理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如果都是张爱玲,没有鲁迅,那是文学巨大的问题。但如果全是鲁迅,那也会乱得一塌糊涂。文学只能顺从文学自身,不要人为地过度去调整。如果作家思考什么就能去写什么,那是最好的。

 

新京报:说到“苦咖啡文学”,好像日本文学是一个代表,是不是也是“苦咖啡”占主流?

 

阎连科:和我们相比,日本那边的生活是相对平静的。我们的生活是不平静的。生活每天给你提供了无数惊心动魄的素材。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地方,为什么小说大体来说写的比我们的作品内化和平稳?因为人家生活相对来说到了平稳期,每天大体就是那样子,想在生活中发现一点惊心动魄的新东西,多难呀!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如果你出了国,还能写吗?

 

阎连科: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是伟大而特殊的。我们不像欧洲,会有那么多的从俄罗斯作家去欧美,并且小说也越写越好,因为他们文化上有很多相近性。中国文化和他们截然不同。且我也没有能力像哈金、李翊云、郭小橹他们那样用英文写作,所以要写作还是要在中国。我与我的祖国同在——这不是高尚,是我命运的唯一选择。

 

《我与父辈》,阎连科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中国作家过度复制现实主义

 

新京报:前阵子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给了90后作家王占黑,你说看她的小说,不像一个90后的作家,倒像50后60后作家,这是在夸人吗?

 

阎连科:当然是。是说她成熟、老道。尤其从语言和从对生活的关注来说,她关注的是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大伯、大妈的生活,所以说她“老”。但我还想对占黑说,小说要再多些超越传统、再给自己多一些难度就好了。

 

新京报:所以为什么是她得奖?

 

阎连科:因为她的小说人见人爱,也包括我。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哪种有人说好到了天上,说坏到了地上那类小说。评奖这种事,我们不能说获奖的就是第一,不获的就不是最好。比如评奖的分数是满分10分,一部作品每个评委都给他9分或8分,那小说就可能获奖了。但有的小说特别有创造,可只要有一、二评委不喜欢,只给5、6分,这小说获奖就难了。所以评奖中间,最有创造性的小说往往是最有争议的。理想国的奖,那5个作家其实都很好,我觉得给谁都无所谓。

 

新京报:王占黑的小说提供出来的东西很老套。

 

阎连科:不是老套,是更接近传统。接近传统,我觉得比逃离传统相难度小。

 

新京报:那今天这拨年轻作家里,会有让你特别惊艳的吗?

 

阎连科: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孙频的《松林夜宴图》都让我惊艳。真的不要小觑年轻作家。

 

新京报:可是这两个人都是你们人大作家班的。

 

阎连科:年轻作家王安忆读得比较多,其实我读得比较少。但沈大成、班宇的小说也很好啊。张悦然、蒋方舟们在我看来,从创作年龄来说已经不算年轻了。

 

新京报:能谈谈你所理解的创造吗?

 

阎连科:首先要对生活有新的认识吧。今天生活这么丰富,你的认识和其他人一模一样那就不是创造。其他,你要始终想到,我们生活在21世纪,你不要总是去写18、19世纪的小说,这就行了。短篇小说不去说了,尤其长篇小说如果不讲结构,不讲叙事,总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我是觉得太不合适了。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繁花》这样的小说?

 

阎连科:《繁花》是某类小说的经典,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我的小说非常重口味,又相当狭隘。不过中国人很喜欢这种小说,尤其南方。其实,在小说审美上,南北方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收获》排行榜的短篇榜排第二的斯继东的《禁指》,写得也是特别南方调,那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我在火车上很快看完了。《禁指》语言的腔调非常特别,也是这类小说吧。

 

青年时期的阎连科。

 

新京报:我想到,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有先锋小说,今天这一批作家都不再先锋了,今天中国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先锋的姿态在今天依然重要吧?

 

阎连科:很重要。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李洱的《应物兄》,也多少证明了这个问题吧。如果中国除了现实主义没有别的,那文学彻底死亡了。问题是,今天我们确实过度重视现实主义了。如果一部小说是不错的现实主义了,就好评如潮,给它影响给它奖,但对现实主义之外的作品,也未免过分冷热差别了。先不说我们的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都说不清。中国人理解的现实主义和世界上理解的现实主义是有差别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有一种文学,那是多么可怕的事。

 

新京报:如果只有现实主义,那异质性的东西就太少了。

 

阎连科:在这一点,真的希望年轻作家应该多有点探索精神,走得远一点。

 

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

作家们要考虑如何收场了

 

新京报:你以前说过就怕江郎才尽,说最多写到65岁,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阎连科:对。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再过五年、十年,你会更真切的看到我说的结束。现在来看我们最近三、五年,出现过什么让人惊呼的作品吗?就这么简单——没有。最活跃的50、60后的这批作家,将近70岁或已经年过半百了,回头看大家近年都写的作品,应该说“狠老汉不如当年”。从一代人的生命说,50、60年代的作家,都已近着60岁或正在走向70岁,所以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其实也是正常。但也许,另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对于一代作家来说,到了要好好收场的时候了。我知道这话会得罪很多朋友和作家,但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

 

不过也要看到,我们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比你们这代人还是幸运得多,赶上了30年到35年的好时候,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没赶上。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了,从整体来说,只还有个别的作家还能在一生里写出伟大的作品。我们最喜欢、最活跃的那些“老作家”,在后边艰难收场的岁月里,谁更有生命力、创造性,谁没有重复自己,谁的收场可能会好一些。

 

但也要看到,在今天这个文学时代的交替口,给70后80后作家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白期。是他们一鸣惊人最好的时候,只要谁能写出和50后60后作家的好作品同水准的作品,他可能就把所有上代的作家盖过去了,就像乔伊斯把托尔斯泰那页掀了过去样。谁对生活有不一样的认识,谁能提供不一样的文本及文学观和世界观——我不认为《白鹿原》完美无缺,但更年轻的作家谁能写出《白鹿原》这样水准的作品,你就看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欢呼吧。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悄然结束了,在这个结束的时代站立过久的作家们,今天每个人都在挣扎,只是等待有几个70、80的作家上来用作品朝大家身上砸一下,大家也就倒下不用硬撑死累了。

 

新京报:你说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悲观的说法吗?

 

阎连科:当然不是。因为一个更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了,所以上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自然也该收场了。但新的伟大的文学时代,我以为和我这一代作家没有太大关系了,那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悄然结束,另一个更伟大的文学时代正在悄然到来,用这两句话来表述应该更完整、更无懈可击吧。

 

新京报:那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结束后,你之后创作时怎么定位你自己的位置呢?

 

阎连科:我意识到属于我这一代作家的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会思考我要干什么,你还能干什么,如何去收场。收场不是说一个人写回忆录就算了了结。是你要扛得住,是重新尝试能不能写出和之前差别比较大并保持一定水准的作品。实在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非常幸运,应该知足了。毕竟大家都有30、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的文学时代。

 

新京报:所以你已经到了在考虑怎么收场的时候了吗?

 

阎连科:是。我想我已经60岁了,自己一定要警惕,再也不能随意挥霍自己的创作岁月了,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你要从各方面考虑作品的价值,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候那般岁月还多、才华还好的随意写作了。谁都不可能像福克纳那样,借着锅炉房的青春和热暖,哗哗哗就连着写出三部伟大作品来。所以你要考虑自己收场的节奏和准备。

 

新作《心经》可能不准备在台湾出版,

印几本送朋友算了

 

新京报:王德威有一个说法,他说90年代中期阎连科突然开窍了,怎么理解?

 

阎连科:93年以前写得都比较写实主义,都是像路遥的《人生》,讲个人奋斗那种。但是到了93年后,《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等, 我写了一批这样的中短篇。直到后来的《日光流年》的完成。

 

2014年,阎连科获颁卡夫卡文学奖。

 

新京报:这个过程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阎连科:和阅读发生变化有关吧。我以前对20世纪文学没那么喜欢,还是喜欢19世纪的小说。像卡夫卡,真的看不懂。92年还是91年,我当时生病躺在床上,就突然开始喜欢20世纪的小说,看得如醉如痴。

 

如博尔赫斯吧,我以为他对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根本不写人间烟火。这可了不得,我们天天都在说塑造人物,但博尔赫斯把这一切一笔勾销,写了非小说的小说,解放了整个人类对小说的理解。去年特别喜欢舒尔茨,到了痴迷。今年看了他的同胞姆罗热克的《简短,但完整的故事》,也喜欢得超乎想象。他们都是破坏小说的高手。小说这行当,有时也是不破不立的。姆罗热可的小说写得特别超现实,但是一般超现实的小说容易在夸张上出现问题,会失去严肃性。你去看果戈理的作品,看《百年孤独》,都有滑稽和夸张的地方,会失去庄重感。看姆罗热克的小说《在磨坊,在磨坊,我的好主人》这部作品时,姆罗热克让我突然意识到,《炸裂志》有些滑稽夸张的地方,庄重感被我忽略了。

 

新京报:谈谈你在写的最新的小说《心经》吧,写的是宗教题材?

 

阎连科:这个小说写得很辛苦。不是写乡村那么熟悉的风格。宗教题材,倒不是敏感。因为一般宗教题材的小说就是两类,一类写权力对宗教的迫害,如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还有张承志的《心灵史》都是这一类。这是最通行和被世人认同的。

 

另外一类,就是信徒的精神战胜了一切,像《血战钢锯岭》。不过我想,这两类恰恰是我们要避开的。

 

新京报:在写《心经》之前,你近几年好几个作品里都涉及宗教元素。

 

阎连科:这和年龄有关。如《四书》和《日熄》,包括今年写的两个短篇。一个《道长》,还有一个参加“匿名作家计划”的《信徒》。

 

新京报:“匿名作家计划”是不是很好玩?

 

阎连科:就是拖得时间太长了,到最后我写过那个小说的名字我都忘了。最好一月一次,有一个小高潮,蛮好玩。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文学还是要有趣一点,活动也要有趣一点。但我发现,年龄大的好像就我在参加。应该多一点50后、60后和年轻人在一起玩。

 

《受活》,阎连科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

 

我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

考虑什么诺贝尔奖

 

新京报:你的海外版本里哪本卖得最好?

 

阎连科:各个地方不一样,法国是《受活》和《年月日》等。美国是《受活》《四书》影响较大,最近看《日熄》也不错。西班牙《受活》《四书》卖得不算好,但口碑还好。日本整个都比较理想。对我来说所谓卖得好,就是五千、八千、一万多。但过一万是很难的。总的来说,更多的国家他们出这版我的书,也都是不赔小赚,留个口碑和吆喝。

 

新京报:媒体都说你是下一个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你觉得呢?

 

阎连科:那都是媒体要找新闻点,中国比我写得好的作家有一大把,他们就是看你在外面热闹而已嘛。


新京报:坦白说,你会对诺奖有很大期待吗?

 

阎连科:不是你清高,是你没那个能力。你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你和谁交流嘛?出国后就是语言的盲人,寸步难行。今年出去了之后,我就想哪儿都不去了。我连一个入境单怎么填都不会。你说一个作家连一个入境单都不会填,你去关心这个干什么嘛?所以,把作品写好,别的什么事情都随便。


作者

:沈河西

编辑

:西西;覃旦思;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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