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引进书数量和品种的增多,翻译渐渐成了热门话题。作为一名从业十余年的译者,每每看到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心中都忍不住窃喜。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万千职业之一种,翻译其实是一项很平凡很小众的工作,能得到大众如此多的关注,实在是因为沾了书或者说读书这件高雅事情的光。每次看到大家的争论,我都是看看而已,总觉得各有各的理,说到底,还是把手头的翻译做好,才是正事。可这两天看到腾讯·大家发的陆大鹏论翻译一文,却忍不住想凑个热闹,也来说几句。


大鹏是我的同行,作为同业中的明星,他不仅是我敬重的译者,而且我俩都是社科文献的译者,虽不曾谋面,但向有惺惺相惜之意。大鹏在这篇文中谈到许多和翻译相关的问题,可以说相当全面了。比如翻译质量和稿酬、台湾和大陆译本的高下之争、出版社对翻译的剥削等等。这些观点我大都是赞同的,只一点除外,即此文题目——“有很多书根本不该翻译引进到中国”。大鹏在文中写到:“我看到很多狭义的学术书也被翻译引进过来,比如很专门的理论著作,这样的书除了本专业的人是很少有读者的……我觉得翻译引进狭义的‘学术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般读者不会读它,而需要读它的人都是专业人士,理应直接去读外文原版才对。”



大鹏在这里提到的“狭义”学术书,正是近年来我专注翻译的重点,甚至是我立誓要用毕生精力去做的事情。在我看来,这类书的翻译引进不仅不是“无意义”,而且恰恰是最有价值的,其原因也恰恰在于它所面对的读者不是大众,而是学术界人士。同样也如大鹏所说,“我们的很多所谓专业人士,恰恰是缺乏外语能力的。外语能力原本应当是学者最基本的工具。”这句话是带有贬义的。因为按照大鹏的逻辑,掌握阅读原文著作的能力,似应是从事专业研究的前提。在这里想替学者们说句辩解的话,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群学肄言》的时代,甚至和引进译著高峰期的八十年代相比,当今国内学者的外语水平早已今非昔比。如果不能熟练掌握英文,现如今恐怕连在大学拿个普通教职都没可能。但是,仅限英语。如果是德语这种需要经年苦读方能勉强掌握的语言,很难要求每位研究者都能拥有直接阅读(并准确理解)原文的能力。作为德语译者,我从开始学习德语到现在已整整40年,仍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样的能力。


说到这儿,我想讲个故事,这也是我开始和立志翻译学术书的缘起。


在译书头几年,因为入行不久,也没有方向,我在书的类型上是没有选择的,基本是遇到什么翻什么。翻译过的书有经济类、生活类,还有小说,甚至包括童书。直到我遇到一本书,这条杂乱无章的轨迹才彻底改变。这本书就是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全球史名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社科文献的编辑第一次找到我,邀我参与此书的翻译工作。因为书的体量庞大,译文超过一百万字(出版后的实际字数近120万),所以需要几个人合译。我看过书的内容介绍后,当下便拒绝了。理由很简单,这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史学巨著,而我是学语言出身,没有任何历史学背景,甚至连历史爱好者都算不上。像这样的书,最好是找一位精通德文的历史学者来翻译,才能保证质量上不出差错。一个月后,编辑再次找到我,说实在是译者难寻,因为各大院校的专业人员大都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况且译著又不算学术成果,等等。推拒再三后我勉强答应,又拉了一位同为语言出身的朋友加入,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合作译者中必须有一位历史专业人士,并请他在翻译之外再从专业角度对全书进行审校。编辑同意了,并果真从某知名学府请到了一位曾在德国进修访学的教授,而这位教授也欣然答应,并主动要求以同行身份负责与作者的联络事宜。于是,三人开始分头翻译,并按约定期限(大约一年半到两年)分别将译稿交给出版方。


因为部头太大,编辑工作又用了将近一年。经过几审几校,书终于要出版了。在最后付印前,编辑又一次找到我,说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专业教授翻译的部分,有些逻辑不大通顺的地方,请我帮忙看看,修改一下。记得那天是个周末,我和编辑约在了大悦城单向空间见面。编辑从包里掏出厚厚的校样,挑出贴了标签的几页,上面用铅笔划了些道道。因为之前从未看过合作者的译稿,内容也不熟悉,只能对照原著,从上下文的意思和每个语句,一一对比。这下可了不得!这翻译哪里是语句不通,简直是胡说八道!可以说,80%以上都有问题,甚至是错的!还记得有个词,Analphabet,中文翻译是文盲,可译者生生翻译成了“字母排序”,这样译出来的话哪里还能读得懂。我气得拍了桌子,整个脑子都炸了。盼了这么久,如果印出来的书是这样,该有多可怕。当时的感觉其实是绝望的,因为我已接手新的翻译,这本书又搁下太久,内容都已渐渐淡忘,更何况要把一件被别人干瞎的活儿拿回来重做,无异于(替人)受虐。为了确定翻译的问题是仅限于被编辑发现的几处,还是涉及整个译稿,当晚,我和另一位合译者决定做个抽检。我们从教授翻译的部分里,随意挑出了一页,经核对后确认,全篇翻译质量(+错误率)是高度统一的。没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重译。和编辑商量后,我们把教授翻译的部分(约40万字)分成两半,由我和另一位合作者重新翻译。于是,一本原为三人合译的书,最终署名变成了两个人。


2016年10月《世界的演变》出版后,获得赞誉无数。这本真正意义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之外也赢得了无数普通读者,甚至有很多人因此成了奥斯特哈默这位当今顶尖全球史学家的粉丝,并奉之为奥神。于我而言,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无论是从语言还是内容讲,这本书并不好读,甚至可能是枯燥的。也许有人会说,《世界的演变》并不是大鹏所说的“狭义”学术书,甚至更进一步讲,所有历史类学术书都不应被归入“狭义”的范畴。但是,就学术书而言,且不说“狭义”和“广义”的界线无从界定,人们甚至无法判断,哪一本书是面对大众,哪一本只有专业人士才会读。更何况在所谓“专业人员”中,既有专业研究者或教授,也有刚刚步入校门的大学生。所以问题可能又落到了外语,这样一本从德文原著的语言来看也偏于晦涩的书,要找到一位有能力又愿意做的专业人士来翻译,恐如大海捞针。当然,作为一位除了语言外没有任何专业特长的人来说,翻译这样的学术著作确实也是赶鸭子上架逼上梁山。译稿中不乏错漏之处,迄今仍心有遗憾。在豆瓣评论中,有认真读者从书中挑出了不少翻译错误,甚至列了长长的单子,还附带标注了页码。我对这些人深怀敬意,借此之机叩首鸣谢。


《世界的演变》,[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 刘风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世界的演变》后,我又翻译了奥神的另一部纯学术著作《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并决定从此专事学术书翻译。几年来,经常会接到出版社或学术界人士的译书邀请,就在不久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朋友(哈哈,又是教授)邀我合译一部德国学者撰写的环境史专著,说国内正缺少这方面的专业著作。于是,常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大鹏的神奇快手。我虽学识疏浅,但若能通过国外学术著作的译介为提高国内学术研究水平尽微薄之力,乃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既然有需要,我愿倾全力来补这个缺。


谨以此文与大鹏商榷并共勉。


陆大鹏对强朝晖的看法也做出了回应:


强老师好!  十分感谢! 

  

我那篇文章确实比较偏激,是我的个人偏见,原以为是冷门话题,没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现在引起大家讨论,尤其得到您这样学问渊博的专业人士的认真回应,我觉得很高兴。  


您说得对,一个主要问题是,我这个“狭义”“广义”的确很难界定。



不过,您肯定愿意支持我这样的说法:《世界的演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专业读者都可以读的,无需“全球史”这门学科的专家。这个意义上,我说它是“广义的”学术书,是值得翻译的。《世界的演变》在德国甚至上过畅销榜。


我说的“狭义”学术书,不妨举个德语界的例子:德古意特的康德研究增刊,西贝克的私法文库和公法文库,往往是德国教授的Habi专著。这些书非常牛,但恐怕只有具体学科的人会读。花费很大力气去翻译引进这样的书,我觉得意义不大。如果一个自认为是专业研究者的人的德文能力不足以直接阅读这些书,大概也就不必做相关的研究了。   


当然,上面是两个比较清晰的例子。我承认,“狭义”“广义”的界线并非总是这样清晰。所以我的论断确实有点“抬杠”。这是我坦然承认的。   我很高兴有机会与您这样高水平的人探讨。我正在拜读您的译著《亢奋战》,非常喜欢。德语世界的好书非常多,有您这样的专业翻译家把它们引进到中国,是读者的幸运。 


文安! 


陆大鹏敬上


作者:强朝晖

编辑:覃旦思;校对:薛京宁

来源:新京报